第二节 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得宠及互相倾轧
周延儒、温体仁攻讦钱谦益之时，图谋翻逆党之案的阉党余孽嗅出其背后隐约带有攻击东林党人的味道，看见了实现其梦想的希望。为人阴鸷溪刻、不学少文的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此前曾投靠魏忠贤，充当其干儿义子，力攻东林党人，生怕清算逆案时遭到整肃，便转而投靠温体仁。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初一日，上疏力诋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与户科给事中瞿式耜三人操纵枚卜大典，是“东林盟主，结党乱政”。此疏遭到言官的有力批驳，沈惟炳指出，“东林”一词不过是阉党及附逆诸臣陷害正直大臣的一种名色，至今仍然沿用不变，难道是要为阉党保护晚局不成？许誉卿反驳说，臣如结党乱政，逆珰用事时何不随众求容，而屡讦奸邪，抗疏去国？他在上疏自白之后，愤然辞官而去。不过，薛国观还是因此疏被温体仁看中，暗中向明思宗作了推荐，使之得到超擢而大用。
周延儒、温体仁为人奸佞而又带头打击东林党人，当然不受东林党人的欢迎。他们从薛国观的行动中，看到力图翻案的阉党分子与东林党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便大力拉拢和勾结漏网甚至丽名逆案的阉党分子；阉党分子也从薛国观身上看到希望所在，纷纷投靠周延儒和温体仁。两股势力迅速合流，共同打击东林党人，党争因此愈演愈烈。
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钱龙锡，在崇祯初年定逆案时曾参与主持工作，史书说“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阉党分子对他恨之入骨，周延儒、温体仁决定首先拿他开刀。最先跳出来的是因勾结阉党而革职，后由吏部尚书王永光起用的江西道御史高捷。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分兵三路入犯。十二月初一日，明思宗误中后金反间计，将蓟辽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十六日，高捷便乘机上疏，先赞扬“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辇下啧啧万口诵圣明英断”，接着由袁崇焕追究到内阁辅臣钱龙锡，诬告他向袁崇焕“发纵指示”，搞“诡计阴谋”，毛文龙之死系“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对这种人绝不可“宽斧钺之诛”。此时京师保卫战尚未结束，明思宗未予理会，只是批道：“龙锡忠慎，岂有是事，高捷不得过求。”钱龙锡上疏说明同袁崇焕的交往过程，提请罢黜，明思宗下旨慰留。但高捷仍不放过，再次上疏攻击钱龙锡，明思宗态度有所动摇。钱龙锡在再次上疏申辩的同时，不得已向皇上引疾辞官。
钱龙锡辞官而去，阉党分子仍不罢手，想借此机会继续追击东林党人，以求达到翻案的目的。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漏网的阉党分子、吏部尚书王永光在会推天津巡抚人选时，故意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之臣排在6位候选人的头名，借以试探明思宗的态度，心里盘算着一旦王之臣被点用，就可以大胆地实施翻案计划。明思宗拿到会推名单，犹豫不决，征询周延儒的意见。周延儒感到王永光做得太过性急，也太过露骨，欲速则不达，反而会将事情搞砸，只得对皇上表示，如果王之臣可以起用，那被列名逆案的人都应平反，而崔呈秀、魏忠贤也将昭雪了！明思宗恍然大悟，便命排在会推名单第四位的翟凤翀为天津巡抚。
王永光的试探没有得逞，阉党分子仍不罢休。就在王永光这次试探的前后，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至二月，参与审定逆案的内阁首辅韩炉、左都御史曹于汴都因遭到弹劾而辞官，继为首辅的李标也因皇上深疑臣下结党，于三月间连续上疏乞休而去。王永光以及名列逆案的兵部侍郎吕纯如等人以为有机可乘，又蠢蠢欲动。吕纯如在天启七年（1627年）曾与太监刘兴、赵秉彝护送明神宗第六子惠王就藩荆州，对随行太监极尽揄扬褒美之能事，回京复命又大拍魏忠贤的马屁，一则曰“厂臣一选良材”，再则曰“厂臣之率属严”。此时，他在王永光的纵容下，公然上疏为自己翻案，说护送惠王的复命疏“未尝归美厂臣，不当列于逆案之内”。言官因慑于王永光的威势，谁都不敢吭气。明思宗的老师、日讲官文震孟挺身而出，向明思宗进言，说现今敌骑刚刚撤退，群小合谋，以王永光等为奥主，必欲借边事以翻逆案。他揭发吕纯如为无耻之徒，惨杀名贤之辈；王永光身为六卿之长，而假窃威福，擅行私意。明思宗要他一一据实奏明。文震孟又逐一奏明吕、王的各种具体劣迹，并揭发吕纯如在家时经常对人讲“冢宰（吏部尚书王永光）不去，此案必翻”，“而永光与一二私人聚族而谋者，日夜以打破逆案、汲引群凶为第一要义”，点明王永光等人阴谋活动的要害是为逆案翻案。但明思宗没能听进去，反而说文震孟是“任意牵诋，殊为多事”。
不过，由于文震孟的进言，吕纯如等人的翻案活动还是未能得逞。王永光、吕纯如、高捷之流转而利用明思宗准备严惩袁崇焕的心理，对袁崇焕落井下石，以兴起大狱，既为逆案中人发泄怨气，又借以牵连钱龙锡。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初六日，因勾结阉党而被革职、后由王永光起用的山东道御史史蕴，上疏诬告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是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的主谋，并说他接受过袁崇焕数万两银子的贿赂，存放在姻亲徐本高家里，“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明思宗大为震怒，令有关衙门于5日内查明。锦衣卫掌印官刘侨就斩帅、议和两件事再次审问袁崇焕，然后呈上审讯报告，说毛文龙之事，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当时只是用书信问过袁崇焕准备如何处理，系袁崇焕专断杀之；与后金议和之事，袁崇焕多次写信向王洽与钱龙锡征求意见，王、钱均未准许。但是，明思宗还是下令处决袁崇焕，谴责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
群小深受鼓舞，御史田惟嘉上疏推荐起用逆案中人杨维垣、贾继春，通政使章光岳也上疏推荐起用逆案中的吕纯如、霍维华、徐杨光、傅櫆、虞廷陛、叶天陛等6人。但逆案名单是明思宗钦定的，他自然不许被轻易否定，果断下旨道：“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荐用，成何政体！”
九月初三日，中军都督府召开会议，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和科道官共60余人参加，专门审议钱龙锡的案件。审议的结论是，袁崇焕杀毛文龙，钱龙锡虽启其端，但他两次致书袁崇焕，其意均不专在杀戮；至于议和，为袁崇焕首倡，钱龙锡不能抗疏发奸，罪责难逃。但他属于《大明律》中规定的享有减刑、免刑特权的“八议”范围，如何处刑，当断之于皇上。明思宗看过审议报告，便剥夺了钱龙锡的八议特权，降旨令锦衣卫逮捕钱龙锡。
明思宗对钱龙锡的态度，大大助长了群小的嚣张气焰。工部主事李逢申、锦衣卫佥书都指使张道浚和工部主事陆澄源接连上疏，弹劾继李标之后出任首辅的东林党人成基命，迫使他连上三疏，辞官归里。张道浚还连带攻击文震孟等人的“诬枉奸欺”之罪。文震孟上疏答辩，指出“张道浚未谙文义，谬析臣疏，代人报复”，暗指其背后有人操纵。
在这样一派乌烟瘴气的氛围之下，钱龙锡于十二月被从松江华亭的家中逮至京师，下到锦衣卫的诏狱。他在狱中上疏，就杀帅、议和之事进行自辩，并附上袁崇焕以前写给他的原信和他答信的原稿，以作佐证。明思宗阅后，还是一口咬定“其事已有迹”，命他“静听部议”。
丽名逆案的群小再次受到鼓舞。他们暗中策划，觉得既然皇上不让公开翻逆案，那能否由袁崇焕牵连钱龙锡，再由钱龙锡牵连到一大批东林党人，然后诬指袁为逆首、钱为逆党，另立一个逆案，与先前所立的逆案相抵呢？谋划确定后，决定由兵部挑头发难。但兵部尚书梁廷栋担心此计未必能够成功，一旦失败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不敢贸然行事，结果使阴谋胎死腹中。《国榷》说这一谋划“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明通鉴》则说是“温体仁、王永祚（王永光之误）主之”。两书所载谋划的情节大体一致，只是具体主谋略有不同，很可能周延儒、温体仁、王永光三人都是幕后的主谋。
对钱龙锡究竟如何处置，部议的结果是对其实行大辟（也就是死刑），而且决不待时。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多次上疏论救的黄道周再次上疏指出，“令阁臣以边事坐诛，后之阁臣必顾盼踌躇”，要皇上在边事孔棘之际，慎重从事。疏中还影射抨击辅臣周延儒、温体仁。明思宗抓住疏中“今巷议谬悠，谓杀累辅为毛文龙报仇”一句话，要他作出解释。黄道周这句话实际上是借街谈巷议之名来影射群小力图借这一起大案来报此前的钦定逆案之仇，但又不好明说，所以在回话时含糊其辞。明思宗令其务必明白奏闻。他再次上疏，只好回避要害问题，笼统地表示辅臣钱龙锡一旦瘐死狱中，后世不察，就会使圣主背上杀害辅臣之名，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心存古道，故冒昧沥血进谏。明思宗很不高兴，指责他“曲庇罪辅”，把他贬斥为民。不过，经过黄道周的进谏，他还是降旨：“龙锡无逆谋，令长系。”将死刑改为长期关押。
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久旱无雨，刑部尚书胡应台、给事中刘斯来分别上疏请求宽宥钱龙锡。明思宗下旨再审，最后下令释放钱龙锡出狱，谪戍定海卫（今浙江舟山）。他在定海卫戍所待了12年，其间遇到两次大赦，都没有得到宽宥；他儿子请求输粟赎罪，也未得到准许。直到明思宗上吊自杀，南明的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向弘光帝申冤，才最终得以无罪恢复原官，回归故里。
钱谦谥案与钱龙锡案的最大得益者是周延儒与温体仁。当初，周延儒以生性警敏、善于窥度皇上意旨而得到明思宗的青睐。在钱谦益案中，他首先带头攻计钱谦益结党，更是切合明思宗反对臣下结党的心意。因此，钱谦益案结束后，明思宗即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的一天午后，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两人密谈至深夜。言官猜测皇上因钱谦益案而暂停会推内阁辅臣，此番单独召见，可能是想让他入阁辅政，便纷纷上疏纠弹周延儒，借以阻遏他的入阁。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秽行，御史李长春论单独召见之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逆案中人冯铨密相勾结，力图入阁以翻逆案。御史刘之凤等人更联名上疏，说皇上单独召见周延儒的旷举，臣等闻所未闻。臣等共同揣测，周延儒独对之时必作飞鸟依人之状，曰某也党、某也非党，某宜留、某宜去；又必曰举朝无一人不欺皇上，独臣一人捐身家性命以为皇上。明思宗一概不予理睬。到十二月，趁钱龙锡引疾辞职之机，突然下达特旨，拜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三年二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扩大自己势力，推荐姻亲吴宗达和温体仁入阁。明思宗认为温体仁孤立无党，朴忠可用，于六月命他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接着，周延儒、温体仁又唆使锦衣卫佥书张道藩、工部主事陆澄源攻讦继李标为首辅的成基命，迫使他在九月间辞官而去。
周延儒遂一跃而为内阁首辅，明思宗加他少保衔，改为武英殿大学士。
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明思宗擢用周延儒和温体仁，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挽狂澜于将倒，实现明朝的中兴之治。但是，周延儒与温体仁并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在当时众多的社会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正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导致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就在广大农民已经极端贫困的状况下，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军饷不足，请求再增田赋，说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宦贪。如果贪风不除，即使不加派，百姓照样愁苦；如果贪风止息，即使再加派，百姓也会欢欣自若。明思宗令下户部议。户部尚书毕自严阿顺梁廷栋之意，认为“今日之策，无逾加赋”，奏请将原来的辽饷在每亩征银9厘之外再征银3厘，即加征165万余两。作为首辅的周延儒和辅臣温体仁当然明白，百姓的穷困并不仅仅是官吏贪贿一个原因，何况梁廷栋在没有提出解决官贪的有效对策之前，即遽然加派辽饷，必然使本已愁苦的百姓陷于更加愁苦的困境而遭到人民的怨怼和反抗，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但他们都默不作声，不曾表示反对。明思宗竟将他在即位诏中所许诺的要设法解决“民艰”问题的诺言抛之脑后，在当年十二月批准实行辽饷的加征。从崇祯四年起，每年辽饷田赋部分数额达到667.9万余两，如果加上辽饷中的杂项、盐课、关税等，辽饷的总数则高达1029.9万余两，结果是“海内并咨怨”。
周延儒与温体仁根本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整天想的是如何谋取一己的私利。周延儒当上首辅后，大权在握，肆无忌惮。他擢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同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的子弟家人横暴乡里，激起强烈的民愤，被乡民放火烧掉房屋，掘掉祖坟；他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当上副千户，连其家的奴仆周文郁也当上副总兵。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温体仁入阁比周延儒晚，资历也比周延儒浅，只能屈居其下。他表面上对周延儒毕恭毕敬，极尽谄媚，暗中却打着取而代之的算盘。为此，他一面对明思宗务为柔佞，以讨皇上之欢心，另一面则加紧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崇祯四年（1631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罢官后，他即用自己的同乡亲信闵洪学顶替这个空缺，此后凡异己者皆令闵洪学以部议之名论罢，并起用想翻逆案的御史史蕴、高捷，侍郎唐世济及副都御史张捷等，以为心腹。双方的矛盾，很快就发展为公开的争斗。
崇祯四年（1631年）春季的会试，按照惯例，一般应由次辅温体仁主持。周延儒认为这是收揽名儒作为自己门生、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不顾公务繁忙，亲自出面主持会试。结果，将自己的连襟陈于泰列为殿试第一名状元，自己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列为会试第一名会元，名士张溥、夏日瑚等人也同时考中进士。温体仁对周延儒越例以首辅身份担任主考官本来就十分不满，他的党羽薛国观又打探到周延儒在主考时的违规行为。据说周延儒事先嘱咐各个分房考官在呈卷之前，偷看密封的号码，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考官李明睿就是受周延儒的指使，把吴伟业的试卷放在最前面，让评卷官员首先看到。薛国观便将这些情节透露出来，闹得舆论一片哗然。御史正准备上疏进行弹劾，老奸巨猾的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呈给明思宗御览。皇上阅后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表示赞赏。既然明思宗作了表态，人们不好再说什么，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闰十一月，周延儒贪污受贿、家人横暴的种种劣迹逐渐暴露，言官纷纷上疏弹劾。陕西道御史余应桂说，登莱巡抚孙元化耗费军饷超过毛文龙几倍，不仅毫无战功，反而发生两次岛兵哗变的事件，但周延儒却百般庇护，这是因为他是周延儒的同乡，每月都给周府送来大批的人参、貂皮和金银。周延儒还收纳“巨盗”神一魁的贿赂。不仅如此，他居家横暴，兄弟占尽江南良田美宅，激起民变。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揭发周延儒，说他收受张廷拱贿赂的白银3500两而授以大同巡抚；接受孙元化贿赂的貂参金珠而对他曲为护持；还收受吴鸣虞贿赂的常州腴田5000亩，而将他由户部调至吏部，并力加庇护。到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在登州发动叛乱，俘虏孙元化，舆论更是哗然，人们一致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认为促使孔有德等叛乱的罪魁祸首是周延儒。周延儒一再为自己辩白，甚至假惺惺地请求辞职。明思宗虽然下旨挽留，但对他的宠信已开始动摇。温体仁正暗中组织力量，准备给予致命的一击，周延儒却指使其亲信、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于六月间上疏，攻击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说：“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业以为常。”明思宗见过此疏，觉得华允诚胆子太大，诘问他受何人指使。华允诚再次上疏，说：“体仁生平，纱（折）臂涂颜，廉隅扫地。陛下排众议而用之，以其悻直寡谐，岂知包藏祸心，阴肆其毒。又有如洪学者，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尽善类，无人敢犯其锋者，臣复受何人指使？”明思宗由是隐约感觉到温体仁和闵洪学两人既为同乡，恐怕不能免除朋党之嫌，于是下令夺华允诚半年俸禄，而让闵洪学回家养病。这等于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想借此止住双方的争斗。
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争斗并未因此而止息。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周延儒的连襟、翰林院修撰陈于泰借疏陈时弊之机，影射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监军太监王坤疏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到周延儒。周延儒上疏乞请辞官，未获批准。二月，他即指使给事中傅朝佑上疏，说太监不当弹劾首辅，蔑视朝廷，怀疑背后有邪恶奸佞之人指使。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开万世口实。”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写了一通慷慨激昂的上疏，抨击内臣的越职行为。遣用宦官是明思宗的主意，见到弹劾宦官的奏疏自然大为恼火。他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对王志道说：“遣用内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议论之烦也。”王志道回答说：“王坤参及辅臣，故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明思宗还是坚持：“朕见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因内臣在镇，未便作弊，故借王坤疏挟朝廷，诚奸巧也。且文武各官，朕未尝不用，因其蒙垢，勉用内臣耳。”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忙打圆场，说王志道之疏并非专论内臣，实际上是谴责臣等失职。明思宗火气稍减，令王志道退出文华殿。第二天，下令将王志道革职为民，并对周延儒说道：“卿昨辩王坤疏，日后录入史书，甚是好看！”
温体仁见扳倒周延儒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于三月间递上一疏，说他的同乡湖广副使张凤翼在崇祯四年（1631年）夏天曾对他提起一件事：有一年内阁收到一个将狱囚提出行刑的奏疏，明思宗已表示同意，但周延儒将原疏封还，皇上又同意停刑。周延儒即令武弁李元功去找狱囚，说停刑是周延儒的功劳，向他们索要酬金。事后，周延儒还扬扬得意地对辅臣李标说：“上先允放，余封还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所谓“羲皇上人”，是指传说中的伏羲时代的太古之人，讥讽不识时势、脱离现实之人。把当朝皇上称为羲皇上人，是大不敬之罪。明思宗大为震怒，将李元功逮入诏狱，并穷诘陈赞化疏中揭露周延儒所说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陈赞化说，得之上林典籍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张凤翼还曾亲自对他复述过。明思宗更是怒不可遏。锦衣卫帅王世盛对李元功严刑拷打，李元功死不认账。明思宗将王世盛连降五级，令其加强审讯。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救，温体仁不仅不予以回应，还暗中将和周延儒关系密切的官员罢黜殆尽。周延儒四面楚歌，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引疾乞归。温体仁当即代皇上拟旨准予归里，但明思宗还是给周延儒留了点面子，赐给白金、彩缎，派专掌捧节、奉使的行人护送他回宜兴老家。
周延儒在与温体仁的倾轧中落马，眼看温体仁就要接替他的首辅之职，心有不甘。他知道温体仁人品不行，廷臣都不愿让这种小人当政，便怂恿他们劝皇上重新起用同自己一起入阁、不久致仕的何如宠。何如宠昔日在内阁中的地位高于温体仁，如果重新召回，就将堵死温体仁升任首辅之路。明思宗觉得何如宠操行恬雅，与物无竞，无党无派，是可用之人，果然下诏命何如宠从速进京。何如宠当年在内阁任职仅1年半的时间，接到诏令，不禁回忆起当年辞职的情景：崇祯四年（1631年）春，周延儒越例主持会试，让他充当副手。事后温体仁借机大加攻击，他连上九疏乞休，总算躲过了一劫。回到安庆府桐城老家后，他曾递上一疏，劝皇上不时读读《资治通鉴》，体察古今之治乱，区别臣僚之忠佞，实际上是让皇上提防温体仁这种小人。现今皇上又召他还朝复职，与温体仁一起共事，自己哪是温体仁的对手？于是赶紧上疏辞谢。但在皇上没有允准之前，他还得启程赴京。途中他走走歇歇，尽量拖延时间，并连续多次上疏引疾推辞，希望能得到皇上的恩准。见到何如宠迟迟未能进京，刑科给事中黄绍杰对明思宗指出：“君子小人不并立，如宠瞻顾不前，则体仁宜思自处！”言外之意是，温体仁应该主动辞官。明思宗觉得他过于放肆，把他降调外任。但何如宠坚决不入京，并递上他第六个请辞的奏疏。既然无人肯出任首辅之职，温体仁也就如愿以偿地升任首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