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人书”是《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的座次背得滚瓜烂熟。以后识字多了，开始对家父的藏书东翻西看，渐渐迷上了民国军事史，从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起，一路寻下去，又对黄埔军校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国民党“大佬”着了迷，也总想给他们一一排个座次，可总是困惑无穷，因此立志大学要学民国史。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论文主角胡汉民的政治对手就是蒋介石，1991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务，才算真正步入了史学的正道。
研究民国政治史，蒋介石是一个谁也绕不去的关键人物。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获得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始终是一个令我兴奋的课题。大学毕业十年后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自然地想好好排排蒋介石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民国政坛上“座次”，到底是谁前谁后，以及彼此的转换关系。于是我选择了《国民党的权力重组——宁粤对峙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可算是本书的草稿。2005年底，我又申请到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更将焦点对准蒋介石，以《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1930年代初的国民党派系纠葛》，通过了博士后报告，并最终完成了本书。
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报告期间，有机会到台湾查阅档案，是我探求国民党这座“水泊梁山”“英雄座次表”最愉快的时光。两次在台北租房，前后半年，基本将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的相关核心文献查阅殆尽。每天抚摸着历史的原件，令我欣喜若狂。而周六、周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访遍台北大街小巷的旧书店，先后从台北寄回北京500公斤出版品。更令我兴奋的是有机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第一时间查阅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让我对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如果没有上述访学之旅，我是很难“排”好这份座次表的。
在我的学术成长中，特别是始终伴我完成本书写作的师长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关心，我是不可能写好这本书的。这张需要感谢的“英雄”座次表，即使再列上一百单八“将”也不为过，但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排出次序来。每一位对我提携的师长，我都将铭记在心。
感谢我的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黄贤强、黄坚立和复旦大学吴景平诸教授对我论文的细心指导；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两位主任汪朝光、王奇生和复旦大学章清、社科文献出版社杨群诸教授予以兄长般的关照，令我难忘；中研院近史所两任所长吕芳上和陈永发、副所长谢国兴、“国史馆”纂修卓遵宏、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不仅为我访台提供方便，更在学术上予以多方指导，令我不敢忘怀；社科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她的无私帮助，才避免了本书出版后令学界贻笑大方的诸多错误；大学同窗尚红科兄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同样让我难忘；我服务的社科院近代史所众多前辈、同仁为我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学术空间，令我无拘无束地成长，这是值得我一生感激的。最后要感激的是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宽容和包容。在妻子的细心呵护下，我几乎很少照顾的儿子依靠自身努力，今年考取了北大附中。如果没有家人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很难有我今天的成绩。
2009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