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 蒲松龄、于天池、孙通海、于天池
前言
一
世上有些事情很奇怪。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为之锥心沥血，忙活得死去活来的目标，在后人看来未必值得；而只是随心所欲，浮白载笔，发抒真情实感的作品，却从此让作者彪炳于史册，留下了不朽之声名。
蒲松龄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蒲家庄人。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享年76岁。
蒲松龄生下来的时候，正赶上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兵荒马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科举——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动摇。蒲松龄的家族在淄川算得上是书香世家。明朝万历年间，全县食饩的秀才共八人，蒲氏家族占了六人。高祖蒲世广是廪生，曾祖蒲继芳是庠生，到了祖父蒲生汭这一代，由于没有考中秀才，家道开始衰落。
蒲松龄的父亲名槃，字敏吾，也没有考中秀才，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做起买卖。不过，虽做买卖，一边却继续学习经史，“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由于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蒲槃后来不再经商，拿钱也不当回事，周贫建寺，吃斋念佛，信仰佛教。到了晚年，蒲槃的家境艰难起来，却连连得子。蒲槃有一妻二妾：董氏、孙氏、李氏。晚年蒲槃有五子，蒲松龄是嫡妻董氏所生的第二子，排行老四。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请不起教师，蒲松龄兄弟们的教育，一直由父亲蒲槃承担。父亲的商人意识以及对佛教的信仰，蒲松龄也就耳濡目染了。
在蒲松龄十几岁的时候，父亲为他订了亲。岳父刘季调是一个老秀才，为人端方正直。蒲家托媒提亲时，曾有人以蒲家贫穷加以阻挠，但刘季调很满意蒲家的书香门风，尤其钦佩蒲槃的人品，坚定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顺治十二年（1655），蒲松龄16岁时，谣传朝廷要选民女充实后宫，人心惶惶，纷纷嫁女。刘季调于是把女儿送到蒲家避难。过了两年，蒲松龄正式迎娶妻子。书香门第的女儿嫁给穷秀才，穷秀才发奋以报，这是《聊斋志异》中一个很突出的主题。蒲松龄一辈子拼命参加科考，固然有家族、社会的因素，可能也有对于以身相许的妻子的报答之情！
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县府道考试，以三个第一名考中了秀才。
当时任淄川县知县的费袆祉，山东学道、大诗人施闰章都称赏蒲松龄的文章，施闺章在他的八股文试卷上批道：“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这两个人的赞誉是蒲松龄在科场中第一次得到的殊荣，却也是最后一次得到有司的赏识，对此，蒲松龄终生难忘。
刚考中秀才时的蒲松龄，年少气盛，对前途充满着希望，似乎功名唾手可得。他日夜攻读，以求一第。为了能专心学习，他离开妻子和家庭，先是在村的东边找到一个安静的屋子刻苦攻读，继而又到朋友李希梅家的醒轩“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他把八股文奉若神明，说：“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
不过，蒲松龄艺术家的气质此时却也顽强地表现出来。早在少年时，他就“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流露出兴趣的真正所在。20岁的时候，蒲松龄与同邑的好朋友张历友、李希梅、王鹿瞻组织了“郢中诗社”，相约“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这可以看作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正式开始，也是他文学家天性不可压抑的明证。后来“郢中诗社”的成员都成为蒲松龄终生的朋友。从现存早期作品来看，他在青少年时代受屈原、李贺的影响很深，他不仅崇拜他们，也是他们诗歌的模仿者。在古文方面，他受庄子、司马迁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传统从青年时代起就给予蒲松龄以润泽和启迪。
一方面是艺术家，有着自觉的美的追求，有着对文学创作不可压抑的热情；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功名，孜孜矻矻地钻研八股，拜倒在科举的面前，这是年轻时代蒲松龄内心的纠结，这纠结实际上伴随了他的一生。
大约在蒲松龄的大儿子蒲箬出生之后，他的大家庭发生了分裂。其原因，据蒲松龄在《刘孺人行实》中披露，是来自于他大嫂的吵闹。蒲松龄的大嫂性格的确很凶悍，给予蒲松龄以很深的刺激，也成为后来他创作《聊斋志异》的《孙天官女》、《江城》、《吕无病》等篇中悍妇的原型。但这次分家，还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那就是，由于蒲松龄把全部身心投入在科举和文学方面，不事生产，这对于一个中落的大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但对此，蒲松龄不愿意触及，因为在封建社会，弟兄们由于经济闹矛盾、闹分家，并非光彩的事。
康熙九年（1670），为生活所迫，也由于朋友，宝应县知县孙蕙的邀请，蒲松龄离开了家乡，去孙蕙那里做幕宾。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山东。此行虽然为时很短（前后不过一年多），但对蒲松龄的生活、思想的影响却很重要，使蒲松龄由一个只知吟诗写八股文的书生开始面向社会，接触社会。在帮办孙蕙的公务中，蒲松龄具体而微地了解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观察到吏胥差役的刁猾凶恶的伎俩，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状况，蒲松龄有了切身的体会。
这时他的《聊斋志异》已经开始创作，或者起码着手准备了。他在诗作《感愤》中写道：“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也见之于他的《途中》诗：“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他在《聊斋志异·莲香》篇的“附记”中更是明确地说：“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馀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蒲松龄在江南期间游历了许多地方。他游淮阴，凭吊霸王祠，泛邵伯湖，登北固山，游历了扬州，“始知南北各风烟”。对于江南民俗的调研了解，给《聊斋志异》叙述有关南方的故事注入了活力。《青蛙神》、《五通》、《晚霞》、《王桂庵》等篇之所以具有那么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和风采，得力于他的江南之行。
南游期间，蒲松龄结识了一个名叫顾青霞的歌妓（后来成为孙蕙的侍妾）。她会唱曲，善吟诗，蒲松龄很欣赏她的吟诵技巧，称赞说：“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特意为她选了百首唐代香奁诗供她吟诵。我们从《白秋练》、《连琐》等篇中都可以看到那个爱吟诵诗歌的少女的影子。蒲松龄和她的关系很深，顾青霞死时，蒲松龄写诗悼念：“吟音彷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感情是很真挚的。
蒲松龄在宝应的幕宾生活只一年多就结束了，因为他要参加乡试以图上进。康熙十年（1671）的夏末秋初，他辞别孙蕙，回到了淄川。
由于生活的逼迫，蒲松龄回乡不久就开始了教书生活。大约在33岁，他来到毕际有家当了家庭教师。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的儿子，在清朝做过扬州府通州知州，同当时的新贵、大诗人王渔洋是姻亲，是淄川的头等乡绅。他的家有“石隐园”、“绰然堂”、“效樊堂”等园林，藏书也很多。毕际有兄弟子侄都喜欢吟咏，喜欢与文人交往，对蒲松龄很尊重。他们与蒲松龄写诗唱和，有的人甚至还参与了《聊斋志异》的部分创作。所以，蒲松龄在毕家教书觉得很满意。可以说，蒲松龄一生中的教书生涯基本是在毕家度过的，《聊斋志异》也基本是在毕家完成的。这一时期是蒲松龄一生中生活最贫穷，精神最苦闷，同时也是最富于孤愤精神，创作精神最为旺盛的时期。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40岁。于《聊斋志异》仍在创作过程之中却又已成规模之际，他写了《聊斋志异》序言，序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展现的《聊斋志异》的追求，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序言强调《聊斋志异》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也流露出蒲松龄生计的窘迫，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创作心态。
蒲松龄51岁那年（1690），他参加乡试再一次失败。在夫人的劝说下，他终止了这种既无谓又无望的拼搏。
在进入知天命的年纪时，蒲松龄的家境渐渐好起来。58岁那年（1697），他的“聊斋”落成了，不过当时不叫“聊斋”，而叫“面壁居”。因为那房子实在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两个凳子，一进屋就得“面壁”。
在毕家坐馆的空闲时间里，蒲松龄除了继续撰写、润色《聊斋志异》外，还陆续写了许多直接为家乡农民服务的通俗读物，像《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历字文》等。他在《农桑经》序言中说，“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要“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这见出晚年蒲松龄对农业的重视，反映出他同农民在思想上的进一步接近。
大约在蒲松龄63岁的时候，毕家为了庆祝毕际有的夫人王太君八十大寿，买了一个会唱俚曲的瞎女专为她说唱解闷。瞎女的到来，使得本来就喜爱创作俚曲的蒲松龄非常高兴，他的俚曲有了演唱者，又由于每年要祝寿，也就有了较多的听众。从1702年庆祝王太君八十寿辰到1710年蒲松龄撤帐离开毕家，是蒲松龄创作俚曲最多的时期。
《聊斋俚曲》同《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主要是作者中年和壮年时期的作品，那时作者对功名科举充满热望和理想，由于现实的冷酷和黑暗，使他不得不在鬼狐花妖中寻找知己，寻找慰藉，作品充满了孤愤和寂寞感，具有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笔调。《聊斋俚曲》就不同了，由于大都写于作者的晚年，作者已经把早年经世致用的热情转向了日用农桑知识的普及和伦理道德的劝惩，因此，表现在俚曲中，那感情是雅谑超脱的，笔调是偏近于现实主义的。俚曲虽然间亦有抒写情怀的《快曲》、《穷汉词》和游戏之作《丑俊巴》，但内容主要是“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了。正如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所指出的：通俗俚曲是要“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出自于蒲松龄的“救世婆心”。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71岁，结束了四十年左右的教书生涯，回到了家里。像体育界竞赛有所谓安慰奖一样，在科场挣扎竞争了一辈子的蒲松龄“援例出贡”，当上了“岁进士”。这年春天，淄川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被选为乡饮宾介，“郢中诗社”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张历友、李希梅也都参与其事。他们年少时一起共笔砚，垂老相逢，感叹万分。蒲松龄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说：“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对追求科举的一生作了沉痛的总结。
74岁那年（1713），妻子刘孺人病逝，这对于蒲松龄的精神打击很大。大概儿孙们发觉蒲松龄的精力越来越不济，预感其不久于人世，于是在这年的九月底，请来画家朱湘麟给他画像。这幅画现在悬挂在山东淄川蒲松龄纪念馆里。画上蒲松龄穿着贡生的朝服，端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一只手拈着髭须，仿佛在遐思，也仿佛在向别人讲述故事。从画像上看，蒲松龄长得高大魁梧，很有山东大汉的派头，高颧骨，大鼻头，还一脸雀斑。那双眼睛烂烂若岩下电，闪烁着智慧的光彩。画像上有蒲松龄的题词，说：“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馀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从题词看，蒲松龄对于自己的一生很不满意，科举的失败一直使他耿耿于怀，甚至感到羞愧。
又过了两年，1715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终于倚着聊斋的南窗，在夕阳的馀晖中溘然长逝。
二
蒲松龄为什么要创作《聊斋志异》？
从文化传统的因素看，自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兴盛之后，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绵不绝，明末清初还有一个小小的高潮，鲁迅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聊斋志异》之所以选择鬼狐花妖的叙述方式，有社会动乱，“土木甲兵之不时”的因素——它们提供了素材的背景；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古属齐地，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山东多狐狸，尝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习俗披靡，村村巫戏”——它们提供了文化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中进一步阐述说：“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贫穷的生活，科场的蹉跌，因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格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鬼狐花妖，幽冥异域，使得他在现实世界的抑郁孤愤得到了宣泄和平衡，正如余集在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序里所谈到的：“先生……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好奇、爱幻想、深信鬼神的存在，具有浪漫的性格，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大量运用鬼狐花妖叙述故事的性格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蒲松龄在谈到其作品渊源时，并没有上接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而是直称“披萝戴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溯源于诗人屈原和李贺，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与屈原和李贺的精神一脉相承。
什么是诗的品格呢？诗的品格关乎优雅华美的语言，谐和鲜明的音韵节奏，而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强烈的抒情性。《聊斋志异》不乏优雅华美的语言和新奇的意象，而强烈的抒情性则是《聊斋志异》迥异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六朝小说和“尽幻设语”、“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的重要特征。在《聊斋志异》中，不仅反映科举制度的篇章有着蒲松龄自己的经历、痛苦，“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在反映广泛深入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中，也莫不具有浓烈的情感、抒情的笔调。他悲悯明清之际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炎昆之祸，玉石不分”，“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他愤怒于司法吏治的黑暗，“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哀叹懦弱的百姓“戢耳听食，莫敢喘息”，“可哀也夫”；他欣赏那些敢于反抗的英雄，“潞子故区，其人魂魄毅，故其为鬼雄”；他赞美淳厚的民俗民风，歌颂美好的道德，在弘扬传统道德上当仁不让，“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犹在天壤，司风教者，重务良多，无暇彰表，则阐幽明微，赖兹刍荛”。他对于浇薄的民俗施以讽刺，雅谑地批评谩骂的风俗：“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对于人情的冷暖，他伤感地说：“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爱情婚姻是他描写最多的题材，他歌颂纯真的爱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而抒情，在蒲松龄的笔下，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他写人与鬼的交往，写人与狐狸精的恋爱，写人与乌鸦、与牡丹、与黄蜂，甚至与老鼠、青蛙都可以发生爱情、缔结婚姻。就蒲松龄借用鬼狐花妖的意象，“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而言，就其抒发的“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的浓烈情感而言，《聊斋志异》的确是屈原精神的苗裔，是以小说为诗，是具有诗的品格的小说！
浓郁的故事性也是《聊斋志异》很重要的特点，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蒲松龄写得都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冯镇峦评论《聊斋志异》说：“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其刻画尽致，无妙不臻。”“虽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但明伦评论说：“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作家中，蒲松龄最善于讲故事，《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文言小说。善于讲说故事，除去与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情爱好有关，与他作为私塾教师的职业有关，与他“文贵反，反得要透；文贵转，转得要圆；文贵落，落得要醒；文贵宕，宕得要灵”的美学追求有关，同时也与明清之际白话小说与戏剧高度发达，叙述文学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积累有关。毫无异议的，《聊斋志异》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给予《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深厚。《聊斋志异》更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的系列里得到志怪小说和传奇文学的优渥滋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直视《聊斋志异》为“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的。但《聊斋志异》所接受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和传奇戏剧的影响尤不可小觑。这个影响体现在人物对话的白话倾向上，体现在故事结构的多变曲折上。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曾要求宋元说话人讲故事要“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小说，但是它也出色地做到了。可以说正是有趣而曲折的故事，使得《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用文言叙述的传播限制，几百年来在广大的城乡不胫而走。
与中国传统作家生活在城镇不同，生不逢时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他的作品特别善于运用民俗去组织和编织情节，有着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尤其是鬼的说明，有着一整套关于各种精怪木魅尤其是狐狸的传闻，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各种祥瑞灾异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农村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传闻和规范。《聊斋志异》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堪称是明清时代的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这不仅成为《聊斋志异》的特点和魅力所在，使得后来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望尘莫及，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聊斋志异》早期被西方学者翻译的作品大都是民俗意味浓厚的作品。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就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
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使得《聊斋志异》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风行天下，万口传诵”，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同白话小说中《红楼梦》一样，崇高不二，无出其右。
三
此次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是底本问题。
《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抄本系统，一个是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包括1950年冬在辽宁省西丰县发现的蒲松龄誊录的《聊斋志异》本、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抄本、1962年在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等。印本系统最早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所有各种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在蒲松龄誊录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参校它本，出版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这个版本校订精详，可谓集当时已知各种版本的大成，虽然因后来陆续发现“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异史》本等而略显不足，却奠定了《聊斋志异》各种新版本的基础。本次整理的版本以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聊斋志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错误标点，并吸收了近年来在《聊斋志异》版本校订上的新的学术成果。如卷一《焦螟》“假怍庭孙司马”，据《山东通志》、《清代职官年表》改为“假祚庭孙司马”。卷十一《张氏妇》“遂乘垣入高粱丛中”，依据发现的抄本改为“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卷八《黄将军》据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补上了附则，《梦狼》据《异史》本补上了另一则附录，卷九《张贡士》删去“高西园云”一则等。
本书的整理工作由题解、注释、白话译文三部分组成。
题解，实际就是批评。批评所要求的“一是灼见，一是审美能力”。虽然本书的题解长短不一，不拘一格，有的着重于思想倾向，有的着重于艺术表现，有的着重于本事追溯，有的着重于考订辨析，而一言以蔽之，是祈望求真。但求真不易，对于伟大的作家作品的求真尤其不易，这不仅在于我们与伟大的作家作品在理解和欣赏上存在着距离，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在于从心理上往往过于迷信，习惯于仰视。本书的题解，当然首先强调的是作品的好处，指出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但也努力尽学识之力所能及，指出作品的谬误和不足之处，这容易招来佛头着粪之讥，但既然是批评，也就无所避忌。另外，《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题解尽量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本篇谈本篇，而是把各篇勾连串合，形成一个整体，构筑体系，引导读者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聊斋志异》。
相对于题解，本书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相对轻松了一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蒲松龄在世的时候，《聊斋志异》就有了评点和注释，除了为人熟知的唐梦赉和高珩的序言外，从单篇作品而言，王渔洋可谓是最早的评点和注释者了。当然，系统地为《聊斋志异》评点和注释是从吕湛恩和何垠开始的，而目前通行的则有朱其铠和盛伟的注本。本书的注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参照，有所提高，有纠正处，也有补充处。纠正处，如卷一《叶生》中“中亚魁”，通行本一般注为：“亚魁：乡试第二名。”卷三《阿霞》“今科亚魁王昌”，亦注“乡举第二名”。按，亚魁应为第六名。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新科举人……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第三四五名经魁，第六名亚魁，馀曰文魁”。卷七《梅女》“贝丘典史最贪诈”，通行本在注释中认为贝丘指博兴县。按贝丘，即淄川古地名。据明郭子章《山东郡县释名》卷上：“本汉般阳县，刘宋贝丘县，隋置淄川，改贝丘为淄川县。”蒲松龄《赠酒人》诗中有“白坠声名满贝丘”之句也可为佐证。之所以蒲松龄用不为人知的贝丘指代淄川，是因为《梅女》篇影射当代时事的缘故。再如，卷九《张贡士》篇之“张贡士”，青柯亭本引高西园一则附记，认为指张在辛，通行本注释也认为指张在辛。按，此张贡士不应指张在辛，而应指张在辛的父亲张贞。《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三《经籍考十三》载：“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安丘人，康熙壬子拔贡，官翰林院孔目。”张贞与蒲松龄颇有交往，《蒲松龄集》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题张杞园远游图》、《邹平张贞母》等诗文均可以旁证。补充处，如卷一《耳中人》“谭晋玄”，通行本无注，据丁耀亢有《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称“谭子风尘里，潜居有化书。鲁门疑祀鸟，濠水乐知鱼。道气鸿蒙外，玄言汲冢馀。幻形何处解？羽蜕近清虚。万物归无始，吾身患有终。神游方以外，天在道之中。客老苏耽鹤，人归列子风。茫茫沧海上，何处觅壶公。”知谭晋玄是一个痴迷道家修炼的名士，蒲松龄所记并非空口无凭。再如，卷二《海公子》“东海古迹岛”通行本无注。按古迹岛，又名谷积岛，为崂山东侧之海岛。清乾隆《即墨县志》“山川”：“谷积岛，县东南五十里，内多耐冬。”同治《即墨县志》“岛屿”：“谷积岛，县东南百二十里，上多耐冬。”等等。有时《聊斋志异》注的难点不在于典章制度、地名人名、故典民俗、荒僻的字词上，而是在看似不经意处，化用典故了无痕迹之处上。比如卷六《刘亮采》狐狸回答刘亮采的询问时说：“只在此山中。闲处人少，惟我两人，可与数晨夕，故来相拜识。”连续化用了贾岛《寻隐者不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陶渊明《移居二首》中语。如果单纯从字词的角度，因为通俗易懂，可以不出注，但若从欣赏和研究的角度，此处则应该出注，唯有出注，才可以见出蒲松龄文字之美和功力之深。如果说本书的注释较之前人的纠正处和补充处较多的话，不敢贪天之功，除了小部分来源于整理者随处留心，大部分应归功于近期学人研究的新成果，这也是在注释领域，后人一般永远居上的原因所在。
译文以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孙通海、王秀梅、王景桐、石旭红、侯明、王军、王海燕、王敏等八位先生的译文为基础而加以校改润色，这大概是三部分中最为省心的部分。孙通海等先生的译文在目前的《聊斋志异》白话译文中是较为出色的，不仅在总体上达到了信、达、雅的程度，有部分译文甚至能够传递出作者的风格声色。这次的校改润色主要集中在涉及骈文和议论少数稍显不达和舛误之处上。
中华书局的周旻、刘胜利、刘树林三位先生在全书的整理方面自始自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于天池
2014年8月10日
聊斋自志
【题解】
这是蒲松龄为《聊斋志异》写的序言。
有人写序言是在书成之前，有人写序言是在书成之后。这篇序言写于1679年，蒲松龄40岁，正是《聊斋志异》在创作过程之中却又已成规模之际。因此序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展现的《聊斋志异》的追求，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
这篇序言强调《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是“集腋为裘”，非一时兴起之作；却又“浮白载笔”，充满感情色彩。创作目的是“妄续幽冥之录”，“仅成孤愤之书”，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创作环境是“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那既是蒲松龄当日设馆授徒环境的自然写照，又是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一种创作心态之反映。“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则直然是小说家孤独灵魂的凄厉呼喊，引人心悸。
值得深思的是，作为短篇小说集的序言，本篇开首所引述的作品模式和先贤范式不是小说和小说家，而是诗作和诗人，是屈原、李贺及其作品，并称“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这一方面让我们感受到屈原和李贺对于蒲松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蒲松龄是以诗为小说，或者是以小说为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因此，这篇序言虽短，却是阅读《聊斋志异》的重要锁钥。
孤立地看，这篇序言也是感情浓烈，极具抒情色彩的好骈文。
【正文】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¹；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²。自鸣天籁³，不择好音⁴，有由然矣⁵。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⁶；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⁷。才非干宝，雅爱搜神⁸；情类黄州，喜人谈鬼⁹。闻则命笔，遂以成编¹⁰。久之，四方同人¹¹，又以邮筒相寄¹²，因而物以好聚¹³，所积益夥¹⁴。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¹⁵；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¹⁶。遄飞逸兴，狂固难辞¹⁷；永托旷怀，痴且不讳¹⁸。展如之人¹⁹，得毋向我胡卢耶²⁰？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²¹；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²²。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²³。
【注释】
¹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意为披萝带荔的山鬼类的民间传闻引起了屈原的诗兴。披萝带荔，《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写山鬼以薜荔为衣，以女萝为带。薜荔，也叫木莲；女萝，一名松罗，两者均指香草。三闾氏，指屈原。屈原（约前340—前227），名平，战国时楚国伟大诗人，出身贵族，曾做过三闾大夫，掌楚王族昭、屈、景三姓之事。感，感触，有所感而发。骚，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一种诗歌形式，也称“楚辞”。
²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意为李贺对于牛鬼蛇神那样的荒诞不经的事情却纳入诗歌，嗜吟成癖。牛鬼蛇神，指虚荒诞幻的不经之事。唐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论其诗云：“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长爪郎，指李贺。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中期诗人。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
³天籁：自然界的音响。《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这里借指发自胸臆的诗作。
⁴好音：好听的声音。《诗·鲁颂·泮水》：“食我桑黮，怀我好音。”这里以之指世俗所崇尚的“正声”、“善言”。
⁵有由然：有一定的原委。以上举屈原、李贺为例，说明描写鬼神的虚荒诞幻之作，有着久远的传统和理由。
⁶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意谓自己孤寂失意，犹如一点微弱的萤火，而冥冥之中，精怪鬼物却争此微光。松，松龄，作者自称。落落，疏阔孤独的样子。秋萤，秋天的萤火虫。火，指秋夜飞舞的萤火虫所发出微弱的亮光。暗喻自己凄凉、卑微的处境。魑魅争光，晋裴启《语林》载：嵇康一天夜晚灯下弹琴，忽见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单衣革带。嵇视之既熟，乃吹灯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这里化用其意，以魑魅与之争光，反衬作者与世俗落落寡合。魑魅，与下文“罔两”，都指精怪鬼物。
⁷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言自己随俗浮沉，追逐名利，受到鬼物奚落讪笑。逐逐，竞求，指逐利。《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野马之尘，即浮游的尘埃。《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此以之喻污浊的现实社会。罔两见笑，为鬼物所讥笑。《南史·刘粹传》附《刘损传》：“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少而贫薄。及长，历位尚书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贫窭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伯龙叹曰：‘贫穷固有命，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
⁸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意为我的才能虽然不及干宝，却像他一样非常喜爱搜集神怪故事。干宝，字令升，东晋文学家，“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晋书》本传）。雅，甚，颇。搜神，指干宝所作的《搜神记》，多记鬼神怪异之事。
⁹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意为自己的爱好如同当年贬谪黄州的苏轼，也喜欢听人讲谈鬼怪故事。黄州，指苏轼。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文学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时，他每日早起即出外访客，相与纵谈，客人有无可谈者，便强使其谈鬼；如有推脱，他便说“姑妄言之”。见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¹⁰闻则命笔，遂以成编：意为每逢听到鬼怪故事，就提笔记录下来，于是汇编成书。成编，即成书。古代没有纸，将文字刻在竹简或木板上，用皮筋或绳子编串起来就是书。
¹¹同人：志同道合之人。
¹²邮筒：这里指书信。古人邮寄书信、诗文所用的圆形管筒。
¹³以：因。好（hào）：爱好。聚：聚集。
¹⁴夥（huǒ）：多。
¹⁵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意为虽然同为国人，但是发生的事情却比荒蛮边远的地方还要奇怪。化外，教化之外，指行政管理所不及的边远地区。断发之乡，指古吴越地区，即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一带。断发，“断发文身”的省语，指剪断长发，身刺花纹，此为古吴越水乡的习俗而与中原不同。
¹⁶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意为眼前发生的怪事，竟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为离奇。睫在眼前，极言其近。睫，眼睫毛。飞头之国，传说中人头会飞动的国度。《酉阳杂俎·境异》：“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¹⁷遄（chuán）飞逸兴，狂固难辞：意为当灵感超逸飞动，不敢推辞狂放不羁。遄，速。飞，飞动。逸兴，飘逸豪放的意兴。唐王勃《滕王阁序》：“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狂，狂放。
¹⁸永托旷怀，痴且不讳：意为坚定理想追求的寄托，如痴如迷，也无须讳言。旷怀，开阔的胸怀。痴，痴迷。讳，避讳。
¹⁹展如：真诚的样子。《诗·鄘风·君子偕老》：“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朱嘉注：“展，诚也。”
²⁰胡卢：一作“卢胡”，形容笑声。
²¹然五父衢（qú）头，或涉滥听：意为在五父衢头所听到的或者是些无稽的传闻。衢，可通四方的十字路口。五父衢，衢名。《左传·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将作三军，……祖诸五父之衢。”又，《史记·孔子世家》叙述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以是孔子母讳言叔梁纥葬处，孔子母死后，无法合葬，“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五父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五父之衢也可能指代模糊的地方。
²²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唐袁郊《甘泽谣·圆观》载李源与圆观和尚十分友好，圆观依据佛家因果，预知自己来生将做牧童，便约请李源在他死后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寺相见。李源依约而往，在寺前听一牧童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源便晓得牧童就是圆观的托身。后人附会此事，把杭州天竺寺后的山石指为“三生石”。诗文中往往也以“三生石”代指因缘前定。三生，即“三世”。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即前生、今生、来生为“三生”或“三世”。前因，前生因果。因，梵语意译，这里指因缘。
²³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意谓所言虽然恣意放任，也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因人废言。放纵，放任，不循常轨。概，一概，全部。
【译文】
身披香草的山鬼，引发了屈原的诗情；牛鬼蛇神样荒诞的事情，李贺却吟咏上了瘾。直抒胸臆，不合世俗，是有传统和缘由的啊。我落寞微贱，有如秋天的萤火虫，发出的微光却引起魑魅争抢；追名逐利，随世浮沉，引起了魍魉的讪笑。才分虽然比不上干宝，却痴迷搜集怪异之事；性情近似于苏轼，喜欢听人讲说鬼的故事。听到就写下来，于是汇编成书。久而久之，周围志同道合的人寄来共同感兴趣的故事。由于爱好和兴趣，故事的数量不仅得以聚集，积攒得越来越多，而且内容也超出想象：虽然是周边的人物，发生的事情竟然比荒蛮之地更为奇异；事情就在眼皮底下，可怪异竟然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加离奇。逸兴飞动，狂放不羁，固然难以推脱；永远寄托放旷的胸怀，如痴如醉，也不必讳言。那些诚实的人可能会因此笑话我吧？然而道听途说或许有不实之词，而三生石上的故事，却可以让人明白前生今世的因果。所以狂放恣睢的话或者有些道理，不能一概因人废言。
【正文】
松悬弧时²⁴，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²⁵，偏袒入室²⁶，药膏如钱²⁷，圆黏乳际²⁸。寤而松生，果符墨志²⁹。且也，少羸多病³⁰，长命不犹³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³²，则萧条似钵³³。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³⁴？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³⁵；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³⁶。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³⁷！独是子夜荧荧³⁸，灯昏欲蕊³⁹；萧斋瑟瑟⁴⁰，案冷疑冰⁴¹。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⁴²；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⁴³。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⁴⁴，抱树无温；吊月秋虫⁴⁵，偎阑自热⁴⁶。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⁴⁷！
康熙己未春日⁴⁸
【注释】
²⁴悬弧时：出生时。悬弧，古代男子出生时的礼仪标志。《礼记·内则》：“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在门左挂一张弓，表示出生的是男孩。弧，木弓。
²⁵先大人：死去的父亲。先，尊称已死的人。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字敏吾。病瘠瞿昙（qú tán）：病瘦的和尚。瘠，瘦弱。瞿昙，梵语也译为“乔答摩”，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原以代指释迦牟尼，后为佛的通称。这里指代僧人。
²⁶偏袒：僧人身穿袈裟，袒露右肩，称“偏袒”。《释氏要览·礼数》：“偏袒，天竺之仪也。……律云，偏露右肩，即肉袒也。律云，一切供养，皆偏袒，示有便于执作也。”室：卧室。
²⁷钱：指如铜钱大小。
²⁸黏（nián）：贴，黏合。
²⁹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言外之意是自己与僧人有些联系，甚或就是那个病弱的僧人转世。寤，睡醒。果符墨志，果然与父亲的梦相符合。墨志，中医药中的膏药一般是黑色的。
³⁰羸（léi）：瘦弱。
³¹长（zhǎng）命不犹：长大之后，命不如人。不犹，不如别人。犹，若。《诗·召南·小星》：“实命不犹。”
³²笔墨之耕耘：指为人作幕宾、塾师，以谋生计。《文选》载梁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
³³钵：“钵多罗”的省语，梵语音译，也称“钵盂”，和尚食器，底平，口略小。和尚外出，只携一瓶一钵，沿途向人募化；瓶用来饮水，钵用来盛饭。
³⁴面壁人：指僧人。《五灯会元·东土祖师·菩提达磨大师》：“当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后因以“面壁人”专指和尚。
³⁵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意为由于前世的原因，自己难以得到修炼的正果。《景德传灯录》：“（梁武）帝问（达摩）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有漏，指不能断除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烦恼，不能归于空寂。佛教称烦恼为“漏”。根、因，都是佛教名词，指能生成或引起果报的根本原因。人天之果，指僧人修炼的果报。果，果报，梵语意译，泛指依思想行为而得的结果。
³⁶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hùn）之花：意为随风飘荡，竟然成了飘到篱笆外粪坑的落花。指自己的落拓不遇。《梁书·范缜传》：“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藩，篱笆。溷，粪坑。
³⁷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这是愤激之言，意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是理应如此。六道，佛教指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牲道、地狱道。佛教认为众生根据生前善恶，都在“六道”里轮回转生。
³⁸子夜：夜半子时。即夜十一时至凌晨一时。荧荧：微弱的灯光。
³⁹灯昏欲蕊：灯油将尽，灯芯则结灯花，光线晦暗。蕊，灯花。
⁴⁰萧斋：清冷的书斋。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中：“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这里“萧”字，有萧条冷落的意思。瑟瑟：犹瑟缩，寒冷。
⁴¹案：几案，这里指书桌。
⁴²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意为搜集的狐鬼故事积累起来，狂妄地想把它作为《幽冥录》的续编。集腋为裘，喻积小成大，积少成多。《意林》引《慎子·知忠》：“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腋也。”腋，指狐腋皮毛，极为珍贵。裘，皮袍。妄，狂妄，意为不自揣才力。幽冥之录，即《幽冥录》，南朝宋刘义庆著，是一部记载神鬼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
⁴³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意为把酒秉笔，写下这部志怪之书，不过是寄托心志，发抒胸中愤懑而已。浮白，此泛指饮酒。浮，罚人饮酒。白，罚酒用的大酒杯。载笔，持笔写作。孤愤之书，《韩非子》有《孤愤》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十馀万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谓韩非《孤愤》篇是发愤之作，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⁴⁴惊霜：因霜落而惊觉秋天的到来。
⁴⁵吊：这里是悲伤的意思。
⁴⁶阑：栏杆。
⁴⁷青林黑塞：指梦魂所历的冥冥之中。唐杜甫《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⁴⁸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年。
【译文】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梦见一个病弱的和尚，身穿袈裟，偏袒右肩，走入卧室，一帖如铜钱般大小的圆圆的膏药粘在胸前。父亲惊醒后，恰巧我就出生，真像梦见的那样。而且，我从小就体弱多病，长大了也命不如人。门庭冷落，车马稀少，家里像远离尘世的僧房；靠着笔墨谋生，清贫萧条的生活如同和尚的钵盂。我经常搔头自念，是不是果真那个和尚是我的前身啊？大概因为我前生前世有缺失，不能修成正果；于是今生今世像飘在藩篱粪坑的落花一样不幸。唉，茫茫六道轮回，怎么能说没有因果道理呢！只是可怜我在半夜里伴着昏昏半明的烛光，孤独地在萧瑟的书斋、冰冷的书桌前，打算积少成多，搜集狐鬼故事，狂妄地想把它续成《幽冥录》的续编；边喝酒，边写作，仅用它来发抒胸中的愤懑。这样的寄托，也真是可悲可叹了。唉！我像霜后寒冷的鸟雀，贴紧了树枝也感受不到温暖；又像是对月伤怀的秋虫，依偎在栏杆里自我温暖。理解的知音，只能在梦魂的冥冥中求取了。
康熙十八年春天
这是第一篇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