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王正月辨

《春秋》书“春王正月”，左氏曰：“此周正也。周建子而改月，盖以十一月为正月也。”胡氏曰：“此孔子作经始笔，孔子欲行夏时，故夏时冠周月也。”王文成曰：“孔子从周，岂敢私改周正？盖周之建子，非独改月，时亦改也。”信左氏之说，则当冬王正月。何者？《周书》并无改冬为春之令，及秦代周，又无改正前朝以冬易春之令，则书王正月自不当书春。信胡氏之说，则当书春一月。何者？古帝王以孟春颁政，故称政月。后以秦始皇名政，故改政为正。若不以是月颁政，则止当称一月，不当称正月。如《周书·武成》，有“惟一月壬辰”，其例也。夫子欲易夏时，则书春正月，不当书王。王则周王耶？抑夏王耶？信文成之说，当书春王三月。何者？周建子，既改十一月为正月，则次年一月亦当改称三月；则书春王，不应书正月。

说既不一，余尝考之诸史，只有周武王十三年改建子月为岁首，一如商建丑、秦建亥之例。然商周二代，止书建某月岁首，之外并无他辞。惟秦记齐人邹衍论著始终五德之建，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用十月朔，衣服旌旗皆尚黑。由是观之，则建子、建丑、建亥，皆以是月为颁政朝贺之始，而孟春正月仍是建寅，五帝三王未之或变也。

乃今之凿凿据为周之改月而复改时者，则以朱晦庵“七八月之间旱”，与“岁十一月徒杠成，岁十二月舆梁成”之注，谓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且据夏令“十月成梁”之语，谓“确不可易”。而余又据晦庵《告朔章·注》：“古者常以季冬颁来岁之朔于诸侯。”只此一语，可据为不改夏正之本。其曰季冬，则明是前岁之十二月矣，曰来岁十二月之朔，则明是正月为岁首，以十二月为岁终矣；其曰古者天子，则明是历代帝王皆以寅月为正月矣。

商周朝会，颁政授时，用十一月、十二月。亦犹今之朝廷，以十月朔颁历，即建亥之遗意；十一月冬至贺年，即建子之遗意也。且闻外国有以中元重九为年者，而时令节序，竟何曾改换乎？如确确谓周之春王正月为仲冬十一月，则孟仲季三时，亦当改换。世岂有十一月为孟春，而立春反在季春之月，而孟夏之月始为春分？二月为孟夏，而立夏反在季夏之月，而孟秋之月始为夏至？五月为孟秋，而立秋反在季秋之月，而孟冬之月始为秋分？八月为孟冬，而立冬反在季冬之月，而孟春之月始为冬至？节气乖暌，时序紊乱，时不成其为时，历不成其为历，王亦不成其为王矣。以此推之，则《论语》云“暮春者”，当是夏之正月。此时而欲“浴乎沂，风乎舞雩”，万万不能。冬衣未能卸却，而乃言“春服既成”耶？且考之周幽王九年戊辰，夏六月陨霜。家南轩断之曰：“当。盛夏生长之时而陨霜，是阴盛阳衰之变也。褒姒之灭周，见于此矣。”既曰盛夏生长之时，则此六月是夏正建寅之六月，断非周正建子之六月矣。据此一节，非周室不改月亦不改时之明证乎？

然而不特此也。《夏小正》者，夏后氏之书，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书始于寅。周建子，虽改岁于十一月，而授民时、巡狩、燕享皆与夏时同，故其书始于春。此周之不改时月，可证之夏书也。殷建丑，如《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大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举元祀、三祀而只云十二月，此周之不改时月，可证之《商书》也。《豳风·七月》之诗，周公作以训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蚕月条桑”，“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肃霜，十月涤场”，其于月令岁时，事事皆协。而前言“一之日觱发”，十一月也；“二之日栗烈”，十二月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明以十二月为卒岁也。而人犹疑于十月之下，便云：“嗟我妇子，曰为改岁”，正以十一月为岁首，乃以建子之月为改岁也。此周之不改时月可证之《豳风》也。又《周官》者，朱子常信其为周公运用天理烂熟之书，而其中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此周月也，又何以与夏同也？此周之不改时月，可证之《周礼》也。

然有难之者曰：“《礼记·杂记》有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孟献子为之也。’以改月论之，则正月日至，是为冬至；七月日至，是为夏至。”冬至郊天，于礼合矣；夏至祭地，未闻禘祖。今云“有事于祖”，又云“孟献子为之”，则“七月禘祖”，与“夏父弗綦”“燔柴于爨”，皆讥其非礼也，何足以证周之改时与月？且考之《明堂位》，亦《礼记》也，其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是六月谓之季夏，则七月日至，非仲夏之日至，不待辨而自明矣。

又有难者曰：“周既不改夏正，何以孔子论为邦，而首曰行夏之时？”夫夏时，孔子谓其授时出政，无过于建寅为妥。如后世衣冠，有晋巾唐巾之类。时莫妙于夏时，犹言巾莫妙于晋巾也。如谓周不用夏时，而孔子思以设政，则服周之冕，岂周之后代皆不服周冕，而孔子亦思改正之耶？况周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一代之王，自有一代之乐。韶舞虽妙，岂可袭而用之？孔子说为邦作乐，必尽善尽美，与韶舞一样方妙耳。以此推之，则“行夏之时”，语意自明，不必矫强穿凿，乃以常人之心忖度圣人也。使周天王不用夏正，而孔子突然用之，则生今反古，自蹈逆乱，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我孔子为之乎？盖胡氏以附会孔子欲行夏时起见，而王文成又以发明孔子决不用夏时起见，故未免旁引曲据，以自申其说。几将周家八百年之干支，春秋二百四十年之笔削，颠倒错乱，紊若乱丝，是皆贤者拘泥圣言之过，岂定论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