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 许小年
Xiaonian X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咨询师,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75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由于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社会的现代性。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AVIOR
上海三联書店
许小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许小年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5
ISBN 978-7-5426-3429-0
Ⅰ.①从… Ⅱ.①许… Ⅲ.①经济学—文集 Ⅳ.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805号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著 者/许小年
责任编辑/张大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喻 萍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書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4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8.75
书 号/ISBN 978-7-5426-3429-0/F·578
定 价/38.00元
序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风暴席卷了世界经济的最发达地区,在滔天巨浪的冲击之下,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骤升,资产价格暴跌。除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人们的记忆中还不曾有如此惨烈的经济灾难。狼烟四起之时,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使出浑身解数,仅仅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对于一蹶不振的经济,再无回天之力,眼看它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昨日还津津乐道的“永久繁荣”滑入可怕的衰退深渊。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①。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②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用事实和数据说明,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人类确有“动物精神”的话,它首先体现在美联储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身上。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大幅偏离货币政策的“泰勒法则”(图1),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如同斯坦福大学的泰勒教授所指出的,低利率造成流动性的泛滥,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2001年之前,美国的房价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基本稳定,围绕一条水平线小幅波动(图2),表明收入和房价的增长大致同步,房价有收入的支持,市场总体是健康的。然而在2001年之后,这个比率脱离了长期水平线趋势,房价的上涨超过了收入的增加,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
图1 美联储基准利率对泰勒法则的偏离(Taylor,2007)③
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于2006年中达到8.25%。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商业银行急忙收紧信贷,缺少了资金的支持,房价大幅回落。房价的下跌导致作为抵押品的房屋价值缩水,触发更多的次按违约,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在紧张的观望气氛中,金融市场的动荡延续到2008年底,雷曼兄弟的破产如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市场信心,随后发生的事情已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历史,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
图2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破灭④
数据和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房地产市场从而金融市场的兴衰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例如次级按揭(Subprime Mortgage)、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和短期货币市场产品,低利率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Leverage即负债率)。对于金融创新的过度,又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即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在2001年之后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二是理性经济人的,即创新的加速不过是对低利率的一个理性反应。
当利率不断降低时,按揭的月供数额减少,过去收入难以支付月供的家庭现在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次级按揭因此而大行其道。华尔街不是政府机构,它的唯一目的是赚钱,事先不可能不做认真的分析。次按这样的金融创新不是“动物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调整经营方向的结果,就像价格上升时企业增加产出一样。当借贷成本随着基准利率下降时,增加负债的不仅仅是家庭,金融机构和企业也更多地使用低成本的债务资金,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负债率和利率之间的反向关系是金融财务的基本常识,教科书中的标准公式,非但与“动物精神”无关,反而是人类理性的充分体现。
笔者无意为华尔街辩护,只想在这里指出,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我们也不是说,低利率是金融创新从而资产泡沫的唯一原因,而只是说低利率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将全部责任推到华尔街头上,毫不反省货币政策的失误,起码是片面的和不公平的。政客们这样做是为公众“解气”,意在捞取更多选票,公众需要认识到“解气”的风险:诊断错了就不可能开出正确的预防药方。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沿着这一逻辑推理,我们似乎回到了奥地利学派的“自然利息率”,以及保证利息率在市场上自然形成的金本位制。人为操纵货币供应和利率,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反倒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和“自然利息率”相类似的概念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弗里德曼指出⑤,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运用宏观政策,将失业率长期维持在零左右。政府若坚持零失业率或者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除了通货膨胀,没有任何结果。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破除了政府万能论和政策万能论的迷信,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南。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不错,在危机之中,美联储向金融市场紧急注资,缓解了窒息性的流动性紧缺,美国政府救援大型金融机构,使美国避免了银行的大面积破产。但凯恩斯主义者们忘记了,中央银行的救急性注资根本就不是凯恩斯的主张,而是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⑥。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⑦!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20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却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也开闸放水,2009年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7%!政策制定者显然混淆了货币政策的两个目标——稳定金融体系和稳定经济,混淆了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在我国金融体系基本健康、并无系统崩溃的危险时,模仿西方国家“救市”,匆忙推出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提拉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详细分析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图3),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图3 美国货币政策引发经济的周期波动⑧
监管和制约美联储有着另一现实意义,那就是防止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超发货币,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国转嫁其金融救援和刺激经济的成本。既然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对美元发行的国际监管就是很自然的逻辑推理。如果因美国的反对,这样的政策不具备实际的可行性,各国所能接受的国际货币只剩下黄金,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重建金本位制。金本位不仅可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和货币发行本地化之间的矛盾,而且限制了各国中央银行滥发货币的能力。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凯恩斯主义的陷阱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图3)。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结果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粮食供应短缺,饥荒遍及全国,致使我国人口在和平时期的两年间减少了1300多万⑨。这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的自利行为是理性的,而“为公”却是非理性的。理性就是合乎逻辑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非理性意味着没有逻辑,或者是利他的。请注意,这个关于理性的定义是道德中性的,不带有任何褒贬扬抑的含义。在理性的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俗世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
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理性分析,但它并不排斥“动物精神”之类的心理因素。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主要由理性的经济计算决定,而不是完全来自于理性,换言之,理性和“动物精神”不是互斥的,而是共存的。由于缺乏统合两者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动机隔绝和对立起来,将一个侧面作为整体,阻碍了人们对经济现象理解的不断深入。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如果将逻辑的一致性再推进一步,假设政府是带有“动物精神”的理性经济人,如消费者和厂商一样,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而不是社会福利,传统的部分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或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框架就不适用了,政府成为市场博弈的参与者。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⑩的瓦尔拉斯均衡,而是次优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尽管不是最优,这一结果并不能给政府干预论者带来任何惊喜,因为在这个博弈论概念模型中,政策已经内生化,成为政府在博弈中的策略变量。若想从系统外部改变现有纳什均衡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人们只能改变游戏规则,这就涉及到制度和制度变迁。虽然制度超出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我们感觉到,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将会是富有成果的,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宏观经济学。
政府的动物精神和利己动机不仅是逻辑一致性所要求的,而且一再被政策实践所证实。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很难说是完全理性的,仓促之中推出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期经济健康以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痕迹。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危机期间,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海外订单急降甚至完全消失,东南沿海的企业大面积停产或倒闭,处处可见农民工的遣散与裁员。危机虽使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分析和评价了这些政策,指出政府误读误判,混淆了我国和美国经济形势的根本区别,在国内金融体系基本健康、不存在系统崩溃危险的情况下,比照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所谓“救市”措施,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推迟了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助长了“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投资替代民间投资,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率,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长期从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低下,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币的升值,企业利润率受到挤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部分企业遇到经营和生存困难。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需求很快恢复,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而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4万亿”的巨额财政支出未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资金来源和用途也没有给出应有的说明,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似乎只要把钱花出去,只要能拉动短期GDP,项目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就不必过问。在“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虽然缺乏足够的可信数据,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情况已预示了“大跃进”式投资狂飙的后果。以高速铁路为例,客座率之低下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单靠车票收入无法回收投资。为了增加客流,在一些城市间的高铁建成之后,原有的动车、普通列车停开,以行政手段“引导消费”,即便如此,客座率也没有明显改善,反倒是促进了长途汽车的生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有人会说高铁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不能算经济账。倘若如此,这类项目就只能使用财政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贷款是民众的储蓄,将来要连本带息地偿还,必须算经济账。“4万亿”中,有多少是银行贷款?也就是财政政策有多少被货币化了?10万亿新增贷款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只讲“社会效益”的项目而无法回收?几年之后,银行的坏账逐渐暴露,谁来承担责任?坏账又如何处理?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国有企业也从昔日的改革对象变成了经济的中流砥柱,凭借着政策和资金优势,大力扩张。当部委的规划代替了市场价格的导向,当宏观调控代替了微观活力,当国企的财大气粗代替了民企的创新进取,当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沦为一句空话。
反市场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经济中,旧体制倒坍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紧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回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艰难而漫长的转型
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只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交易双方才有履约的稳定预期,才会进入自愿的交易。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提高侵权和违约的成本,当违约成本大于从交易中所获得的收益时,交易双方就会打消违约的念头,尊重对方的产权,执行双方签订的合同。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公信力是市场参与者对法律体系公正性和执法效率的主观估计,公信力越高,或者人们预期法治越公正和越有效,违约的尝试越少,法治就真的越有效。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因为新体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民众观念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资产虽然私有化了,通过契约实现的自愿交易却不能立即展开,靠什么保护私有产权?靠什么保证合同的执行?新旧制度交接之际,社会出现权威真空,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管理者选择出售刚分得的资产,回收现金,而不是经营这些资产。企业的设备被拆下来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产能力遭到破坏,产出下降。就配置资源而言,没有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由此将经济转型引上了歧途。
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私有化仅仅是经济转型的起点而非终点,私有制仅仅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填补旧体制留下的真空,但历史多次证明,与新权威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实现的暂时秩序和繁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的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⑪,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
在东方,与德国相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领袖的官僚和精英阶层的权威,这个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对内集权专制,对外侵略扩张,上演了又一幕大国崛起的赶超奇迹。从1871年的明治维新始,到1945年的二战结束,“日本奇迹”带给日本民族、亚洲和世界的是什么,我们已经熟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时至今日,也不能说日本的现代化转型业已完成。日本对二战的反省与德国人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东邻似乎仍不能理解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个人权利是普世价值,不分本国公民还是他民族,个人权利的观念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基石未立,怎么可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德、日等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以权威主导的赶超为特征,亦因权威制造的灾难而遭受挫折,欲速则不达,这大概就是杨小凯多年前所讲的“后发劣势”吧⑫。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中、俄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在这里。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如本书的第四部分所讨论的,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化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市场。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谁愿意放弃手中的利益呢?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一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哪怕不久之后同样的手段用来“劫贫济富”。如同俄罗斯,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除了“改革的遗老、遗少”们,政府和民众都缺乏改变现有经济、社会结构的意愿。
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利益的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对于这类转型过程中的突变,我们要再次引用德国历史作为案例。俾斯麦号称同时代表劳方和资方,希望在劳、资双方的共同支持下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帝国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侵略者的堂皇旗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德国的民族主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六七十年间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从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一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他们必然要利用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规则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仅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松宽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本书第五部分的文章讨论社会转型。转型就是要从威权社会转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转型不仅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保障,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平从而社会稳定的关键。传统社会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主贵奴贱,君贵臣贱,官贵民贱。即使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不公平的根源就是这个框架本身。现代人无法接受主子与奴才的逻辑,拒绝承认天生的高贵和命定的卑贱,力求建立平等与正义的公民社会。
公民就是拥有同样权利的个人,在公民社会中,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公民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他人的命运。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也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观念。当然,即使在公民社会中,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入选NBA,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在东方,权力至上的传统思维阻碍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民众具有“动物精神”的信念构成对公民社会的最大威胁。“动物精神”不过是愚昧无知和贪婪冲动的文雅代名词,受“动物精神”支配的群氓要接受“精神贵族”——政府官员、学者等社会精英们的训导和监督。后者精神的纯净不是来自于修炼和自省,而是职位使然,从进入政府的那一瞬间起,这些原本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人便立地成佛,一夜间变成了天下为公的总统、理性和聪明的央行行长,以及无私和高效和官员,只有这些精英,才能拯救深受“动物精神”之害的市场和大众。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转变从何而来,如果不是出自上帝之手的话。历史上,有人自称上帝的选民,天然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力;也有人以不容置疑的正确性,论证权力压制和剥夺权利的合理性。
无论何种理由,一旦社会分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两类人,精英们因血统等特质的先验高贵而获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导群氓充斥的市场,市场经济就会变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苏哈托权贵资本主义,无约束的强权代替了谦卑的“无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强盛与繁荣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动荡和战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群氓们不得不怀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精英们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许小年
2011年2月27日于上海
注 释
① 可参考阿卡罗夫和希勒:《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09。
②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名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类的扣帽子、贴脸谱的做法可以鼓动公众的情绪,获得支持和选票,但对于理解危机产生的原因从而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没有任何帮助。你称我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我说你是“凯恩斯原教旨主义”、“政府万能原教旨主义”,公众能从这样的相互指责中得到什么?
③ Taylor, John B, Housing and Monetary Policy, in Jackson Hole Symposium on Housing, Housing Finance, and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pp. 463 - 476.
④ 数据来源,CEIC。
⑤ Milton, Friedma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Eighti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29, 1967.
⑥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⑦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页。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第56页。
⑧ 数据来源:CEIC,根据Milton Friedman & Anna J. Schwartz文章中的Chart 5制作,见"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5, No. 1, Part2, Supplement. Feb 1963, pp. 32 - 64。原图的时间段为1869年到1958年,本图的时间段为1960年到1987年,得到的因果关系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的波动领先经济的波动,货币政策引发了而不是“熨平”了经济周期。
⑨ 根据《1984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83、141、190页),我国人口总数减少1348万,但这一数字与年鉴中的人口变化率不相吻合。关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国内外学者的估计集中在2000万到3000万的区间上,例如A. J. Coale(美国人口学会主席)估算约为2700万(Coale, Ansley J.,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 - 1982,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 C., 1984);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对Coale的结果做了改进估算,得出约2200万(Li Chengrui: Population Change Caused by The Great Leap Movement, Demographic Study, No. 1, 1998, pp. 97 - 111)。
⑩ 如果与资源配置X相比,资源配置Y可以使一些人获得更大收益,同时并不伤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我们就说Y是相对于X的帕累托改进,或者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如果只有一种资源,n个市场参与者,X和Y就是n维矢量,矢量的第i个元素代表第i个参与者得到的资源数量。帕累托改进也被简化地称为“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资源配置方案。如果对于配置Z,再也找不到帕累托改进的机会,我们就称Z为帕累托最优。
⑪ 许小年:《现代价值观的普世性和特殊性》,文章收在《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秦晓等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⑫ Jeffrey D. Sachs & Wing Thye Woo &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CID Working Papers 43,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这是第一篇1 政府:救赎者还是肇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