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 齐邦媛
天下文化出版
作者简介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来台湾。一九六八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一九六九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着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
内容简介
作者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巨流河》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浮光掠影
颠沛流离的年代,拍张全家福极为难得,这是唯一的珍贵纪念。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小妹星媛。後排左起:大妹宁媛、哥哥振一、邦媛。
前 言
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 。
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
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
本书呕心沥血四年完成,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自 序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湖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正面抗日的国民党军民,侥幸生存在大陆的必须否定过去一切。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风云变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臣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我沉迷于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打气,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LestyeForget!(勿忘!)——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札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〇〇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〇〇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日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〇〇六年她在与
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媜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〇〇九年六月台湾桃园
楔 子
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乡村。他们所继承的丰饶大草原,本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豪迈牧者的原乡,但是两千年的中国史,几乎全是这大草原的征战史。自汉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汉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曾策马中原,建立了前后四百多年的元、清两朝。齐家是自山西太原府来的汉人,定居在辽宁省的铁岭县,我家庄院范家屯距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很近,距沈阳一小时车程。我童年在祖母身边曾听长辈说,长城修到铁岭就停了;十七世纪,清朝进了北京以后,康熙皇帝下诏不再修长城。自秦到汉、唐、宋、明,边患未断,明末,满族大军长驱直入,长城延袤数千里,何能阻挡?
到了清末民初,东三省一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已确属中国版图,可是内忧外患,国势日弱,引来接壤数千里的俄国边患和日本的侵略。她土地资源的丰饶,使她成为灾难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骑射千里的倔强灵魂却也无人能够征服。
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二十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她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她有时就唱《孟姜女》。她说自从十九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她守着幼小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三十岁她才出了山海关,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越走越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她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
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我的一家,永远未能还乡。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