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
我现在回国来了，在一家研究所里工作。我又遇上了那位姓颜色的大学生——我的第一个情人。在革命时期我们接过吻，现在她已经成了半老太太了，就在我们那条街上工作。她对我说：原来你长大了也就是这样呀——言语间有点失望，仿佛我应该是丘吉尔似的。后来她又问我有没有挣大钱的路子。我对她也有点失望，因为她憔悴而虚胖，和老鲁当年要逮我时简直是一模一样。而且她闻起来也一点都不像太妃糖，头发上有油烟味，衣服上有葱姜的味道。当然我也没有指望她像二十三岁时一样的漂亮，但是我指望她依然身材苗条，风姿绰约，这并不过分。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只告诉她找到挣钱的路子一定找她搭伙，就分手了。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谈过我的欧洲见闻。夏天整个欧洲充满了一支大军，疲惫、风尘仆仆、背着背包和睡袋，阳光晒得满脸雀斑，头发都褪了色，挤满了车站和渡口，他们就是各国度假的学生。早上到艾菲尔铁塔去玩，下面睡了一大排，都裹在各种颜色的睡袋里，看上去好像发生了一场枪战，倒了一街死人。小伙子们都很健壮，大姑娘们都很漂亮，有些人口袋里还放着格瓦拉或者托洛茨基的书。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资源。似乎应该有人领导他们制造投石机、铠甲，手执长矛爬上房顶，否则就是一种浪费。但这个人不是我，我已经老了，不在他们其中。混在他们中间排队买学生票进博物馆时，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了，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虽然欧美人不大会看东方人的年龄（我们的年龄长在脸上，不在肚子上）。倒是我老婆满不在乎，到处问人吃糖不吃。然后人家就问起我是什么人。然后就是一声惊叫：Hus——band？大家一起把谴责的目光投到我脸上来，因为都觉得她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然后我就宣布和她立即离婚。姓颜色的大学生听了以后，皱皱眉头说，你都是这样，我更是老太太了。
把时光回溯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时，当时眼前是一片无色的萧杀世界。树干都是灰秃秃的，河里流着无色的流体，天上灰蒙蒙的有很多云块，太阳在其中穿行，时明时暗，但也没有一点红，一点黄。地上的土是一些灰色的大大小小的颗粒。姓颜色的大学生搂着我躺在小树丛里。她身上湿漉漉的，我心里慌慌的。有时候阳光把我烤得很暖，有时候风又把我吹得甚凉。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时，没想到还有将来，只想到此时此刻。当时我很想和她干，又害怕干起来自己会像个蜡人一样融化。当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后来还会有很多事情，更没想到再过六年会遇上一个×海鹰；假如想得到，就不会把自己的熔点估计得那么低。经过了这种时刻，后来和×海鹰干时，就像一个打了二十年仗的老兵上前线，镇定如常。我估计那时候×海鹰的心里倒是慌慌的，因为她后来告诉我说：“我好像在你手上死了一回。”这种感觉叫我很满意。我不满意的是自己没有在姓颜色的大学生那里死掉。这种死掉的感觉，就是幸福吧。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岸上的时候，×海鹰正在干些奇怪的事。她穿上了旧军装，背上背包，和一帮同年的女孩子在乡间的土路上长征，就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汽车和火车滚滚开过。后来她们跑到河北白洋淀一个村子里，要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农民都躲着她们，不和她们住在一起，把工具都藏起来，把她们种过的地刨了重种，把她们拔过的麦子重拔一遍，最后终于把她们撵跑了。这件事没让她们学到半点世故，在回来的路上照样嘻嘻哈哈地笑。我和×海鹰好时，她给我讲过这件事。当时她坐在那张棕绷的大床上，穿着鲜红色的三角裤，一边讲一边笑。那时候我坐在她身边，闻见她身上传来青苹果的气息。在革命时期里她是个童贞女，而且发誓要做一辈子的童贞女。所以她要时时刻刻保持天真状态。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出去玩时，有时她会忽然感到恶心，就躲开我，到没人的地方去吐，回来的时候身上太妃糖的气味更重了。我说，你可能有病，应该去看看。她说没有病。后来我自以为聪明地说：你可能怀孕了。她打了我一下说：混账，我和谁怀孕？然后又诧异道：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从非常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好多这类的事，但都是半懂不懂的。
后来她告诉我说，她呕吐，是因为想起了一些感到恶心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她宁愿马上吐出来，也不愿把恶心存在胸间。原来她是想吐就能吐出来的。除此之外，姓颜色的大学生眉毛很黑，皮肤很白。她身上只有这两种颜色，这样她就显得更纯粹。不像×海鹰是棕色的，身上还有一点若隐若现的绿色。这大概是绿军装染的吧。
我从来不会感到恶心，只会感到沮丧。对同一件事情我们有全然不同的反应，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吧。姓颜色的大学生听了这样的解释，诧异道：“男人！你是个男人？”我说真新鲜，我不是男人，难道是女人？后来我想出了这话里隐含的意思，就生了气，不理她。她又解释道：我不是说你，而是说我们大家。你也不是男人，我也不是女人。谁也不知道咱们算些什么。
我和×海鹰从来没有出去玩过，总是待在她家的小黑屋里。那间房子没有阳面的窗子，只有一个向北的小窗户，开得很高，窗框上还镶了铁条。她说这屋子有一种她喜欢的地下工作的气味。我能在那里闻出一种霉味来，虽然不算太难闻。除此之外，我还看见过一只潮虫，像滚动一样爬过。那盏小灯昏黄的灯光和阴森森的墙壁混为一体。我已经知道了她说的气味是什么，但是我不喜欢。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好时从来没到过任何房子里，从来就是在野外，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和她的每件事都更值得珍惜。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接吻时，她总是用一根手指抵住我的下巴，稍一接触就把我推开；我和×海鹰好时，没有主动吻过她。但我和×海鹰性交时，勃起如坚铁，经久不衰；而和姓颜色的大学生的情形，我觉得还是不说更好一点。
我到豆腐厂工作之前，姓颜色的大学生说过让我和她一起走。因为她爱我，所以可以由她来养活我，将来我再养活她。这实际是让我和她私奔，但是在一般的私奔事件里更世故的一方该是男的；在我们这里搞颠倒了。我以为这种想法太过惊世骇俗，所以没有答应。我猜她也不是太认真的，所以后来不打招呼就走掉了。
姓颜色的大学生曾经用她那对粉雕玉琢似的丰腴乳房对着我那张多毛的小丑脸，这个景象给我们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猜就是因为在这一刻产生的怜惜之情，她才起了养活我的念头。其实我根本不用她养活，但这一点无关紧要；实际上我也没有被她养活过，这一点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出来。我和她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由这一句话固定了。
我和×海鹰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六八年秋天，姓颜色的大学生已经走了，我回到学校里去受军训，每天在队列里正步走。我们俩都一本正经地走着，所不同的是我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她却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我还被叫出队来，给大家示范正步走，这件事叫我烦得要命，但我不想顶撞教官（当时不叫教官，叫做排长）。顺便说一句，我的正步走得好，完全是因为我在体操队里练过，和军训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当然，教官乐意说这是因为他们训练得好也没有关系。各种步法队形都操练好了以后，就开始思想教育、斗私批修、忆苦思甜等等。无论大会小会我都是一言不发。假如教官点到我，我就说：下回再发言吧。而×海鹰总是要一本正经地写个发言稿来念的。后来×海鹰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在会上发言，我想了想答道：不想发。事实上，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在座有三个以上的人，我就尽量不说话。要是只有两个人，我就什么都敢说。这是我一生不可更改的习惯。
把时光推回到我守在自己那座楼里时，我不知道这座楼很快就要不属于我，还在妄想把它守到千年万代。姓颜色的大学生看我时带上了怜惜的表情，她告诉我说，这座楼我们最后还是要交出去的，但是我不相信。而且我还认为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多一点，还不大知道什么是女人，但是有了很多偏见。
深秋时节我在楼顶上走动时，看到晨雾日深。过去每年这个时节校园里都有好多烟，这是因为工人会把杨树叶扫到一处，放火烧掉。杨树叶子着火时，味道别提有多么苦了。那一年没有扫树叶，它们就被风吹到角落里堆积起来，沾上了露水之后开始腐烂，发出一种清新的味道，非常好闻。假如这个校园里总在打仗的话，楼与楼之间很快就会长满一人深的荒草，校园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当时校园里的人已经很少，都吓跑了），野猫却会越来越多。最后总会有一天狼也会跑到这里来追逐野兔子。在我看来，这比挤满了人，贴满了大字报要好。姓颜色的大学生知道了这些就说：王二，你真疯！
因为最后还是失掉了我据守的楼房，六八年我回到学校军训时，感觉自己经受了挫折，像个俘虏兵。所以当教官喊“排头兵，出列！”时，我就乖乖走出来。姓颜色的大学生感到自己受了挫折时，就不停地呕吐，好像怀了孕。而×海鹰从来就没受过什么挫折。
再把时光推回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待在河岸上时。那时候有些从云隙里透下来的光斑在田野上移动，我对她说：我们打了败仗。要是在古代，大伙就要一起去做奴隶。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会被铁链锁住，拴在大象上，走在队伍的前面。她说是吗，漂亮的脸上毫无表情。后来又说，别说这些了。这时候荒芜的河岸上一片灰蒙蒙，小树的枝头正努力发出绿芽来。T.S. 艾略特说：四月是残酷的季节。他说得对。
二
我和我老婆到意大利去玩时，坐在火车上穿过亚平宁半岛，看到那些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种着橄榄树，那些树都老得不得了，树皮像烧焦的废塑料。我乐意相信这些树从古罗马活到了现在，虽然那些树边上就是年轻的柑橘树，还有现代化的喷灌设备在给柑橘树上水。后来我们又到庞贝古城去参观，看到城里的墙上古人留下的字迹“选勇士张三当保民官！”“李四是胆小鬼，别选他！”等等，就觉得收到了公元前的信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战士，每座房子都是工事，不管什么官，都是军事首领。这片废墟永远是吵吵闹闹的，只可惜在那些废墟里什么味道也闻不到。据我所知，世界上各种东西里，就数气味最暂时了，既不可能留下废墟，也不会留下化石。假如庞贝古城里出现了公元前的气味，那些雕像和在火山灰里浇铸出的古人的模型就会一齐借尸还魂，跳起来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我想象他们的气味应当是一种火辣辣的萧杀之气，就像火葬场的气味，或者生石灰的味道。一个不安定的时代就该充满这种味道，而不该像我后来供职的豆腐厂一样，像个大粪场。
走在废墟上，总是能感到一种浪漫气氛。小时候我也浪漫过。在那座楼里据守时，我在楼顶上建了一个工作间，那里有钳工的工作台、砂轮机、台钻等等搬得进来的东西（当然都是从校工厂里偷出来的），我觉得凭这些工具，还能造出更精良的器械，外面的人永远攻不进来。我们可以永远在校园里械斗，都打着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旗号；就像中古的骑士们一样，虽然效忠于同一个国王，却可以互相厮杀。这样光荣属于国王，有趣属于我们。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全世界的武斗队伍都来攻打我们，试试我们的防守能力。这样的想法太天真，这说明我看了太多的不该看的书。姓颜色的大学生比我大得多，知道我很天真（她说，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么安排的），就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爱上了我。等到校园里动了枪，工宣队解放军冲了进来，把武斗队伍统统解散，我就永远失去了这份天真。
我天真的时候想过，我们应该享受一个光荣的失败。就像在波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罗马街头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发生过的那样，姓颜色的大学生应该穿上白色的轻纱，被镀金的锁链反锁双手，走在凯旋的队伍前面，而我则手捧着金盘跟在后面，盘里盛着胜利者的战利品。在这片刻的光荣之后，她就被拉到神庙里，惨遭杀戮，作为献神的祭品。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到死方休。如果是这样，对刚刚发生的战争就有了交待。而一场战争既然打了起来，就该有个交待。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交战的双方，都被送到乡下教小学，或者送去做豆腐。没有人向我们交待刚才为什么要打仗，现在为什么要做豆腐。更没人来评判一下刚才谁打赢了。我做的投石机后来就消失在废料堆里，不再有人提起。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一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
假如事实未使我受到伤害，我会心甘情愿地死在酷热的阳光下，忍受被钉的剧痛，姓颜色的大学生被反缚着双手，也会心甘情愿地把血管喂给祭司手里的尖刀，然后四肢涣散，头颈松弛地被人拖开，和别的宰好的女人放在一起。比之争取胜利，忍受失败更加永恒。而真正的失败又是多么的让人魂梦系之呀。
时隔十几年，我才想明白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时说了些什么。我说：给我一场战斗，再给我一次失败，然后我就咽下失败的苦果。而她早已明白没有战斗，没有失败。假如负彩开到了你头上，苦果就是不吃也得吃。但她只是呕吐，什么也不和我说。
现在我想到姓颜色的大学生再见到我时的情形。她说：你长大了也就是这样呀——这应该是一声惨呼吧。我还该是什么样呢。在空旷无人的河边上，我那张小丑脸直对着她的漂亮乳房，那个景象不同凡响。我对她寄予了很大希望，她又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到后来我看到她形容憔悴，闻到她身上的葱姜气感到失望，她看到我意气消沉神色木然又何尝不失望。这说明她后来也像我爱她那样爱我吧。没有人因为她长得漂亮就杀她祭神，也没人因为我机巧狠毒就把我钉死。这不是因为我们不配，而是因为没人拿我们当真——而自己拿自己当真又不可能。
三
×海鹰给我讲过十六岁时听忆苦报告的情形。当时我们俩都在学校里，那两个学校隔得不远，大概上学时还见过面，但是那时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那种报告会开头时总要唱一支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听见歌所有的人就赶紧哭，而我低下头去，用手捏鼻梁——一捏眼泪就会流出来，这样我和别人一样也是眼泪汪汪，教官不能说我阶级感情不深。然后我就看着报告人——一个解放军，摘下帽子，坐到桌子后面，讲了一会儿，他涕泪涟涟。但是他讲的是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见。后来×海鹰告诉我说，那是鼓楼中学的一位教导员，他的忆苦报告赫赫有名，就像在古希腊荷马讲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样有名。后来又发现他说的全是假话，成为革命时期的一大丑闻，假如革命时期还有丑闻的话。我们两个学校是近邻，听大报告总是在一起的，所以我在礼堂里捏鼻子的时候，她也在那个礼堂里。但是她听见的那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这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俘虏兵，不该我打听的事我都不打听。
现在该谈谈那些忆苦报告了。说实在的，那种报告我从来听不见，我有选择性的耳聋症，听不见犯重复的话。所有的忆苦报告里都说，过去是多么的苦，穷人吃糠咽菜，现在是多么的甜，我们居然能吃到饭；所以听一个就够了。后来×海鹰告诉我，那些忆苦报告内容还有区别，我听了微感意外。比方说，那位军训教导员讲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万恶的旧社会，他和姐姐相依为命，有一年除夕（这种故事总是发生在除夕），天降大雪（这种故事发生时总是天降大雪），家里断了炊。他姐姐要出去讨饭（这种故事里总是要讨饭），他说，咱们穷人有志气，饿死也别上老财家讨饭，等等。我听到这里就对×海鹰说：底下我知道了——该姐姐被狗咬了。但是我没说对。那位姐姐在大街上见到了一个冻硬了的烤白薯，搁在地上，连忙冲过去拣起来，拿回来给他吃。但遗憾的是那东西不是个烤白薯，而是很像烤白薯的一个冻住的屎橛子。听完了这个报告后，回来后我们讨论过，但是我开会从来不发言，也不听别人的发言。所以到底讨论了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据说那一回的讨论题是对那个屎橛子发表意见。后来我想了半天才说道：这个故事是想要说明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不仅吃糠咽菜，而且吃屎喝尿。×海鹰说，这种想法说明我的觉悟很低，我不愿意到大会上去发言，亦不失是藏拙之道。她发言的要点是：那个屎橛子是被一个地主老财屙在那里的，而且是蓄意屙成个白薯的样子，以此来迫害贫下中农。换言之，有个老地主长了个十分恶毒的屁眼，应该把他揪出来。对于屎橛子能做如此奇妙的推理，显然是很高级的智慧，很浪漫的情调。不必实际揪出长了那个屁眼的老地主，只要揭穿了他的阴谋，革命事业已经胜利了。而认真去调查谁屙了这个屎橛子，革命事业却可能会失败——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失败，所以×海鹰也不肯干这种事。有了这样高级的智慧，再加上总穿旧军装，×海鹰到哪儿都能当干部。有关革命时期的高级智慧，我还有补充的地方：在我看来，这种东西的主要成分就是浪漫，永远要出奇制胜，花样翻新。别人说到一根屎橛子，你就要想到恶毒的屁眼和老地主。不管实际上有没有那根屎橛子，你都要跟着浪漫下去。
四
后来有一回，在×海鹰家里，她只穿着那条小小的鲜红色针织内裤躺在棕绷大床上。只有在做爱时她才脱下那条内裤，在那种时候她的胯间依然留有红色的痕迹。然后马上穿上。这时我伸出双手，用手指钳住她两侧的乳头。她低头看了一下，就说：这很好。然后闭上了眼睛。这时候我想道：那条鲜红的内裤，原来是童贞的象征。她在刻意地保持童贞。童贞就是一种胜利，它标志着阶级敌人还没有得逞。
我学画时，从画册上知道了圣芭芭拉是被凶残的异教徒用铁钳夹住乳头折磨至死；所以当时我就想道：“噢，原来你是圣女芭芭拉，我是异教徒。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是谁啦。”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凶残的异教徒，而是狠心的日本鬼子。这件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那位教导员的忆苦报告×海鹰还给我讲过一些。其中有这样一段：在月黑风高之夜，该教导员的四个姑姑，加上四个表姐，以上女性都在妙龄，被“狠心的鬼子”架到一个破庙里强奸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强奸这个字眼，除此之外，还听到过一些暗示——“糟蹋了”“毁掉了”等等——但是第一次听到强奸这个字眼。当时她恍然大悟，心慌意乱。虽然恍然大悟，却不知悟到了些什么。她还告诉我说，假如当时有个人在她面前叫出“性交”这个字眼，她就会晕死过去。但是这个字眼的意思是什么，她也是一毫都不懂。她能听懂的就是：她本人就是那四个表姐和四个姑姑之一，被狠心的鬼子带到了破庙里；但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就打住了。直到六年以后那狠心的鬼子才真正到了她身边——那个狠心的鬼子就是我。这个教导员的故事我原本早就听过，但是我听而不闻。
有关恍然大悟，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例子。我在美国打工时，那位熟识的大厨炒着菜，忽然大叫一声，恍然大悟，知道了下期六合彩的号码是在电话号码本的yellow page上。他叫我马上去查两个号码告诉他，但是厨房里没有电话号码，所以我到前台去找。正好赶上一个洋鬼子鬼叫一声，他吃了一口大厨炒的菜，被咸得找水喝，还硬逼着waiter也尝尝那道菜。我们国家的领导也是在恍然大悟后发现了《第三次浪潮》。当然，阿基米德是在恍然大悟后发现了他的定律。这说明恍然大悟有两种，一种悟了以后比以前聪明，一种悟了以后比以前更傻。我这一辈子所见都是后一种情形。而我用不着恍然大悟，就知道自己被扯进了一种游戏之内，扮演着反面角色，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等到知道自己是狠心的鬼子之后，还是不免恍然大悟了一下。
有关我成了狠心的鬼子的事，还有必要加一点说明。虽然我个子矮，但不是罗圈腿，也不戴眼镜，祖籍在四川，怎么也不能说我是个日本人。但是性爱要有剧情，有角色，×海鹰就拿我胡乱编派。其实我宁愿她拿我当异教徒，因为我本来就是异教徒。反正我不当日本人。
五
其实那个教导员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又画蛇添足，编出好多细节来：比方说，那些狠心的鬼子是一支细菌部队，强奸之后，又把他的姑姑和表姐的肚子剖开，把肠子掏出来，放在油锅里炸。这位可怜的教导员没见过做细菌实验，只见过炸油条。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一些身临其境的描写，好像他也混迹于那些狠心的鬼子中间，参加了奸杀表姐姑姑的行动。这位大叔现在大概是五十多岁，现在大概正在什么地方纳闷，不明白那些故事是真还是假。假如是真的话，他到哪里去找那些表姐和姑姑。如果是假的话，为什么要把它们编出来。我猜他永远想不明白，因为编造这些假话的事，既不是从他始，也不是到他终。我以为这原因是这样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假如你有四个姑姑和表姐被日本鬼子奸杀，就是苦大仇深，可以赢得莫大光荣；除此之外，还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想贡献几个姑姑或者表姐出来，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先忘掉自己有几个姑姑和表姐——这才是最难的事。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海鹰听了心里麻酥酥的。她告诉我说，听了那个报告，晚上总梦见疾风劲草的黑夜里，一群白绵羊挤在一起。这些白色的绵羊实际上就是她和别的一些人，在黑夜里这样白，是因为没穿衣服。再过一会儿，狠心的鬼子就要来到了。她们在一起挤来挤去，肩膀贴着肩膀，胸部挨着胸部。后来就醒了。照她的说法，这是个令人兴奋不已的梦。但是当时我根本没听出到底是什么在叫人兴奋。我还认为这件事假得很。
现在我对这些事倒有点明白了。假如在革命时期我们都是玩偶，那么也是些会思想的玩偶。×海鹰被摆到队列里的时候，看到对面那些狠心的鬼子就怦然心动。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是被排布成阵，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出于别人的摆布。所以她的怦然心动也是出于别人的摆布。她的一举一动，还有每一个念头都是出于别人的摆布。这就是说，她从骨头里不真。想到了这一点，我就开始阳痿了。
把时光推到七四年的夏天，×海鹰家里那间小屋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气味，我以为是交欢时男女双方的汗臭在空气里汇合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的，是一股特殊的酸味；就像在这间房子里放了一瓶敞开了盖的冰醋酸。冰醋酸可以用来粘合有机玻璃，我用有机玻璃做半导体收音机的外壳，非常好看。有人出钱买我的，我卖给他；我爸爸知道了狠狠揍了我一顿，并且把钱没收了。他的理由是我小小的年纪，不应该这样的“利欲熏心”。其实他不该打我，因为我既然小小年纪，就不可能利欲熏心。人在小时候挨了打，长大了就格外的生性。在交欢时，我的生性就随着汗水流了出来，蒸腾在空中。那间房子里虽然不太热，但是很闷。一开始，我们躺在棕绷上，所以×海鹰的身上总是有些模模糊糊的红印。后来换上了一领草席子，她身上又箍上了一层格子似的碎印。她自己觉得这种痕迹很好看，但我觉得简直是惨不忍睹。那一年夏天，我常常用手指钳住×海鹰的乳头。她那个地方的颜色较深，好像生过孩子一样。这是因为她生来肤色深，但也是因为她不生性。每次在交欢之前，她脸色通红，对我相当凶。到了事后，她却像挨了打的狗一样，讪讪地跟在我后面。她对我凶的时候，我觉得很受用；不凶的时候很不受用。
六
我现在还是个喜欢穿黑皮衣服的小个子，脸上长满了黑毛，头发像钢丝刷子，这一切和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姓颜色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冬天穿中式棉袄的半老妇人，×海鹰的身材已经臃肿，眼睛也有点睁不开的样子。从她们俩身上已经很难看出当年的模样。当年我遇到她们时，也不是最早的模样。再早的模样，她们都给我讲过。姓颜色的大学生上过一个有传统的女子中学，夏天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穿带背带的裙子，黑色的平底布鞋；在学校里管老师叫先生，不管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而那些先生穿着黑色的裙子，带袢儿的平底布鞋，梳着发髻，罩着发网，带有一种失败了的气氛。躺到她怀里时闻到温馨的气味，感到白皙而坚实——和她做爱，需要一些温柔。但是我当时一点都不温柔。而×海鹰总是穿旧军装，“文化革命”里在老师的面前挥舞过皮带。那种皮带是牛皮做的，有个半斤多重的大铜扣，如果打到脑袋上立刻就会出血，但是她说自己没有打过，只是吓唬吓唬。她并不喜欢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只不过喜欢那种情调罢了。躺到她身上时感到一个棕色的伸展开了的肉体。和她做爱需要一些残忍，一些杀气。但是当时我又没有了残忍和杀气。我觉得自己是个不会种地的农民，总是赶不上节气。
×海鹰小的时候，看过了那些革命电影，革命战士被敌人捆起来严刑拷打，就叫邻居的小男孩把她捆在树上。在她看来，我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敌人。所以后来她喜欢被我钳住她的乳头。像这样的游戏虽然怪诞，毕竟是聊胜于无。她就从这里出发，寻找神奇。秘密工作，拷打，虐杀，使她魂梦系之。在我看来这不算新奇，我也做过秘密工作。六七年我们家住在中立区时，我在拆我们家的家具。每天下午，我都要穿过火线回家吃晚饭，那时候我高举着双手，嘴里喊着：“别打！我是看房子的！”其实我根本不是看房子的，是对面那些人的对立面，“拿起笔做刀枪”中最凶恶的一员。那时候我心里忐忑不安，假如有人识破了我，我可能会痛哭流涕，发誓以后再不给“拿起笔做刀枪”干活。而且我还会主动提出给他们也做一台投石机，来换取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因为我做的投石机打死了他们那么多人，如果没有点立功表现，人家绝不会饶过我。假如出了这样的事，我的良心就会被撕碎，因为“拿起笔做刀枪”中不单姓颜色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很爱我。当然我也可能顽强不屈，最后被人家一矛捅死；具体怎样我也说不准，因为事先没想过。秘密工作不是我的游戏——我的游戏是做武器，我造的武器失败以后，我才会俯首就戮。所以后来我就不从地面上走，改钻地沟。×海鹰说，我是个胆小鬼。假如是她被逮到了的话，就会厉声喝道：打吧！强奸吧！杀吧！我绝不投降！只可惜这个平庸的世界不肯给她一个受考验的机会。
在革命时期，有关吃饭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的饭叫忆苦饭，故意做得很难吃，放进很多野菜和谷糠，吃下去可以记住旧社会的苦。还有一种饭没有故意做得难吃，叫做思甜饭，吃下去可以记住新社会的甜。一吃饭就要扯到新社会和旧社会并且要故意，把我的胃口都败坏了。在革命时期有关性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引诱，干出苟且的事来。假如一种饭不涉及新社会／旧社会，一种性爱不涉及革命／不革命，那么必定层次很低。这都是些很复杂的理论，在这方面我向来鲁钝，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领域，长成了一个唯趣味主义者，只想干些有难度有兴趣的事，性欲食欲都很低。我克制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都被人败坏了。
有关革命时期，我有一些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在革命时期，我们认为吃饭层次低，是因为没什么可吃的，假如beef，pork，chicken，cheese，seafood 可以随便吃，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可以真的吃。那时候认为穿衣服层次低，那也是因为没什么可穿的。一年就那么点布票，顾了上头，顾不了屁股。假如各种时装都有就不会这样想，因为可以真的穿。至于说性爱层次低，在这方面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到欧洲去玩时，我一直住寄宿舍式的旅店，洗公共澡堂，有机会做抵近的观察。而且我这个人从小就被人叫做驴，不会大惊小怪。那些人的家伙实在是大，相比之下我们太小。这一点好多华裔人士也发现了，就散布一种流言道：洋鬼子直不直都那么大。这一点也是纯出于嫉妒，因为一位熟识的同性恋人士告诉我说，他们直起来更大得可怕。这说明我们认为性爱层次低，是因为没什么可干的。假如家伙很大，就不会这么说，因为可以真的干。两个糠窝头，一碗红糖稀饭，要是认真去吃，未免可笑。但说是忆苦饭和思甜饭，就大不相同了。同理，毡巴那种童稚型的家伙拿了出来，未免可笑，但要联系上革命青春战斗友谊，看上去也会显得大一点。然而我的统计学教师教导我说，确定事件之间有关系容易，确定孰因孰果难。按照他的看法，在革命时期，的确是没的吃、没的穿、家伙小，并且认为吃、穿、干都层次低；但你无法断定是因为没吃没穿家伙小造成了认为这些事层次低呢，还是因为认为这些事层次低，所以没的吃，没的穿，家伙也变小啦。但是这两组事件之间的确是有关系。我本人那个东西并不小，但假如不生在革命时期，可能还要大好多。生在革命时期，可以下下象棋，解解数学题。还可以画两笔画，但是不要被人看见。在革命时期也可以像吃忆苦饭或者思甜饭一样性交。假如不是这样性交，就没什么意思了。
七
我和×海鹰在她家里干那件事时，户外已是温暖的，甚至是燥热的季节，室内依然阴凉，甚至有点冷。我脱掉衣服时，指甲从皮肤上滑过时，搔起道道白痕，爆起了皮屑。我能看到每一片皮屑是如何飞散的，这说明我的皮肤是干性的。而在我面前逐渐裸露出来的身体，我却没怎么看见。对于正要干的事，我的确感到有罪，因为那是在革命时期。当时西斜的阳光正从小窗户里照进来，透过了一棵杨树，化成了一团细碎的光斑，照到×海鹰那里，就像我六岁时看到灯光球场上的那团飞蛾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能干这件事，但是我又不得不干。在革命时期性交过的人都会感到这种矛盾。有一种智慧说，男女之间有爱慕之心就可以性交，但这是任何时期都有的低级智慧。还有一种智慧说，男女之间充满了仇恨才可以性交。每次我和×海鹰做爱，她都要说我是坏蛋，鬼子，坏分子，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这是革命时期的高级智慧。我被夹在两种智慧之间，日渐憔悴。
在此之前，我一个人待着时，不止一次想到过要强奸×海鹰，这件事做起来有很多种途径。比方说，我可以找点氯仿或者乙醚来，把她麻醉掉，还可以给她一闷棍。甚至我可以制造一整套机关，把她陷在其中。像我这样智多谋广的人，如果是霸王硬上弓，未免就太简单了。但是到了最后，连霸王硬上弓都没有用到。这件事让我十分沮丧。事情过去之后，我又二二忽忽的。×海鹰说，我把她强奸了。我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们俩就为这件事争论不休。她说，我说你强奸了，就是强奸了。我说，你这样强横霸道，还不知是谁强奸谁。争到了后来，发现她把一切性关系都叫做强奸，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最后的结论是：她是个自愿被强奸的女人，我是个不自愿的强奸犯。还没等到争清楚，我们就吹了。和×海鹰吹了之后，我苦心孤诣地作起画来，并且时刻注意不把炭条带到厂里来。我在这件事上花的精力比干什么都多，但是后来没了结果。我哥哥也花了同样多的精力去研究思辨哲学，但是最后也没了结果。那年头不管你花多么大的精力去干任何事，最后总是没有结果，因为那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年代。而×海鹰依旧当她的团支书，穿着她日益褪色的旧军装，到大会上去念文件，或者在她的小屋里帮教落后青年。但是事情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她已经和全厂最坏的家伙搞过，或者按她自己的理解，遭到了强奸。她已经不那么纯粹。也许这就是她要的吧。
八
七四年夏天，我还是常到×海鹰那里去受帮教，但是帮教的内容已经大不一样了。她总要坐到我腿上来，还要和我接吻，仿佛这件事等到天黑以后就会太晚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接近阳痿，但她还是要和我搂搂抱抱。我知道这件事早晚会被人看见，被人看见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实在叫人难以想象，但是我又觉得没什么可怕的。×海鹰在我膝上，好像一颗沉甸甸的果实，她是一颗绿色的芒果。我觉得她沉甸甸，是因为她确实不轻，大概比我要重。我觉得她是生果子，是因为我和她不一样。
那时我想起姓颜色的大学生，嘴里就有一股血腥味，和运动过度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失败，又互相爱过——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假如我们能在一起生活，每次都会想把对方撕碎。假如不能在一起生活，又会终身互相怀念。一方爱，一方不爱，都要好一点。假如谁都不爱谁，就会心平气和地在一起享受性生活。这样是最好的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念她。因为那是一次失败，失败总是让我魂梦系之。
现在我看到姓颜色的大学生时，她有时把头转过去，有时把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就算打过了招呼。这件事说明，那次失败也一笔勾销了。
×海鹰说，她初次看到我时，我骑着车子从外面破破烂烂的小胡同里进来，嘴里唱着一支不知所云的歌，头发像钢丝刷子一样朝天竖着，和这个臭气弥漫的豆腐厂甚不谐调。然后她出于好奇爬到塔上来看我，却被我一把捉住手腕撵了出来。然后我就使她怦然心动。根据一切高级智慧，她不该理睬我这样的家伙，但是她总忍不住要试试。这种事的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在她的小屋里，我们果然叫人看见了。开头是被路过的人从窗户里影影绰绰地看见，后来又被有意无意推门进来的人结结实实地看见。再后来整个厂里都议论纷纷。据我所知，她好像并不太害怕被人看见。
后来×海鹰告诉我说，她也觉得自己在七四年夏天坏了一坏。唯一的区别就是她觉得自己坏了一次就够了。她把这件事当做一生中的例外来处理。
再后来我们俩就吹了，她还当她的团支书，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等到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件事的含义。在革命时期，除了不定期、不定地点地开出些负彩，再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每个活着的人都需要点令人兴奋的事，所以她就找到我头上来了。
我和×海鹰被人看见以后，公司领导找她谈了一回话。回来以后，她一本正经告诉我说，以后不用再到她办公室来，我的“帮教”结束了；那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这使我想到她终于受到了羞辱，和在我这里受到羞辱不一样，不带任何浪漫情调。
六七年我曾在一棵树上看到一个人死掉，那件事里也不含任何浪漫情调。那时候“拿起笔做刀枪”最喜欢唱的歌是《光荣牺牲》，光荣牺牲也是死掉，但是带有很多浪漫情调。我以为她遭到了真正的羞辱后，就会像被一条大枪贯穿了一样，如梦方醒。但是等到和我说过了这些话后，她把脸扭向墙壁，嘻嘻地笑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不用来了呢，她说“影响不好”，说完就大笑了起来。我们既然影响不好，就该受到惩罚，但是惩罚起来影响也不好。所以她所受的羞辱还是带着浪漫情调，只值得嘻嘻一笑，或者哈哈一笑。后来我真的没有再找她，这件事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结束了。但这结果就算是合情合理吧。
×海鹰告诉我我们俩影响不好后，我简直是无动于衷。“影响不好”算个什么？连最微小的负彩都算不上。不过这也能算个开始，她就快知道什么是负彩了。就在那时我对她怦然心动。那时候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包括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我还想马上和她做爱，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阳痿了。除此之外，我还乐意假装是狠心的鬼子，甚至马上去学日文。我乐意永远忘记姓颜色的大学生，终身只爱她一个人。我把这些都告诉她，她听了以后无动于衷，只顾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去。最后临出门时，她对我说：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不明白吗？后来她没和我说过话，直到她和毡巴结了婚，才开始理睬我。这件事告诉我，她一点也不以为影响不好是负彩。她以为影响不好就是犯错误。毛主席教导说：有了错误定要改正……改了就是好同志。对这种开彩的游戏她保持了虔敬的态度，这一点很像我认识的那位吃月经纸的大厨。他们都不认为开彩是随机的，而认为这件事还有人管着哪——好好表现就能不犯错误，吃了月经纸就能得一大笔彩金，等等。当然，负彩和正彩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一期期开下去，摸彩的人越来越少，给人一种迟早要中的感觉；后者是越开摸彩的人越多，给人一种永远中不了的感觉。这道题虽然困难，最后她也解开了，对影响好不好这种事也能够一笑置之。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这是因为这种游戏总在重复。生在革命时期的人都能够解开这道题，只差个早晚。而没有生在革命时期的人就永远也解不开。
后来我还在那个豆腐厂里干了很长时间，经常见到×海鹰。每次我见了她就做出一个奸笑，而她总是转过脸去不理我。后来她就想办法从豆腐厂里调走了。现在我要承认，我对×海鹰所知不多。这是因为她和我干那件事时，已经不是处女了。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除了让别人把她捆到玉兰树上之外，她还玩过别的游戏，也可能是因为狠心的鬼子不只我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去打听。我生在革命时期，但革命时期不足以解释我的一切。不但是我，别人也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