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报仇
1972年的春季，我们商店的百货门市部要调个营业员进来，原因是有个女营业员结婚要调到师部商店去了，她对象是师部汽车连的司机。为调人的事商店党支部还开了一次支委会，指导员问我和另外几个支委：你们看刘勇行不行？我们说行呀。
刘勇是农场直属连的一个班长，定西孤儿，人很老实，还有见义勇为的事迹。那是一天中午，十二连的一辆马车从场部门口经过，马突然惊了，顺着马路狂奔起来，而前边正好走着一队刚刚放学的小学生。驭手吓坏了，远远地跟在车后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但是有两个小学生吓傻了，呆呆地站在路中间。眼看着就要出事，路边闪出一个人来。他是刘勇，收工后来商店买了盒香烟，一个人在路上走。见情况危急，他挥舞着手中的铁锨迎了上去，把铁锨向拉套的梢马砍去。梢马猛地往路边闪去，但后边的辕马来不及躲闪撞翻了他。没有发生大事故，那是一辆空车，车轮从他的腿上轧过，一条小腿骨折。三个月后他从师部中心医院归来，腿有点跛。就因为他这种欧阳海式的英雄行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调进商店几天，党支部就指定我重点帮助他，准备发展他入党，所以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家世：他出生在通渭县李家堡乡一个叫马家岔的村庄里。出身贫农，家中原先有八口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哥嫂侄女和妹妹都饿死了。他是在县孤儿院长大的，1965年到了靖远县河靖坪孤儿院，1966年又从孤儿院参加工作到了五大坪农场，1969年战备时随场迁移到饮马农场来。他尤其详细地跟我讲述了母亲饿死的过程：那是春季的一天黄昏，他母亲在炕上躺着，叫他把炕点上。他说那都是四月底五月初的天气了，已经不烧炕了，但母亲说冷。家里没有添炕的东西了，他是跑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偷着抱了两趟麦草点炕的。点完炕进屋，他发现母亲在炕头上趴着，头垂在炕沿下头，口吐白沫，披头散发。他那年十二岁，不懂母亲出什么事了，喊娘。但娘不应声。于是他跑去叫哥哥。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几个月了，姐姐也出嫁在另一个村庄居住，只有哥哥和他们在一个村子生活，也成家另立门户了。哥哥和嫂子在村庄的另一头居住，他找到哥哥后说，我叫娘娘不答应。哥嫂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跑来之后给娘换上单衣，把娘从热炕上抬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叫了两个人来用席子卷起放在一块木板上抬到院子后边的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因为饥饿无力挖了个不大的坑，木板放进去后还有一头露在外边，只好多铲些土盖上了。
然后哥和嫂子把他和小妹妹接走了，妹妹那年才六岁。哥哥家也没粮吃，一家人就挖苦苦菜吃，铲苜蓿煮汤充饥。过了一两个月，小麦成熟了，队里食堂又开伙了，一人一天四两粮食，但吃了时间不长，又没粮食了，队长就把他和妹妹送到通渭县孤儿院去了。是一头毛驴驮着两个筐子，筐里装了些麦草，他和妹妹分别坐在两个筐子里。那天送孤儿院的还有两个孤儿，另一头毛驴驮着。走在路上，队长几次停下来看看筐子，看他们活着没有。
进了孤儿院两天，妹妹因为拉肚子被送到县医院去了，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妹妹。在孤儿院生活了一年，有一天孤儿院院长告诉他哥哥被判刑了，原因是他进孤儿院不久，嫂子饿死了，侄女也死了，哥哥偷了生产队的羊杀了吃肉，被生产队送进了通渭县监狱。哥哥不服，上诉，反而加重了判决，不久死于狱中。他在西关小学上学的时候，偷偷地跑去看过哥哥。他听孤儿院的娃娃们说，监狱里的犯人在城外一个地方劳动，早晨押出来，晚上押回去。一天下午他从学校里偷跑出来，跑到劳改犯要经过的路上等着哥哥。他果然看见哥哥和一队犯人走过来了，公安兵押着。他不敢叫哥哥，便唱起歌来，发出声音以引起哥哥的注意。他唱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孤儿们进了孤儿院，阿姨们就教这支歌，说是党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要记住社会主义的好处。哥哥听见他的歌声了，哥哥扭过脸来了，哥哥看见他了。但哥哥没说话，他也没说话。哥哥在公安兵的押解下一边看他一边走过去了，他也就回孤儿院了。又过了几个月，孤儿院的阿姨通知他哥哥已经死了。他没问阿姨怎么知道哥哥死讯的，他想可能是哥哥临死前要求监狱通知他的，也可能是马家岔的亲戚接到了哥哥的死亡通知又转告孤儿院的。他在马家岔还有个叔叔。
刘勇还告诉我，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一次工作：由于他学习好，又是孤儿中年龄比较大的，1962年被县政府要去当通讯员了，但是1963年政府搞精简又把他送回孤儿院了。
刘勇在商店干了一年多，党支部决定发展他入党——1973年5月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准备“七一”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他在商店干得很好，对顾客态度好，又经常抢着干脏活累活。他除了当营业员，总是抢着到批发站去提货装货卸货，参加义务劳动，很积极。
但是，就在他填写志愿书的第三天，指导员突然把全体支部委员叫到他的办公室，脸上一副很严肃的神色，说，今天我们再研究一下刘勇的事情，看看能不能叫他入党。我和指导员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们是一起从小宛农场调到饮马场来的，在小宛农场他就是我的指导员。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说，怎么啦老任，前几天不是研究过了吗？出什么事啦？指导员斜了我一眼说，坐下坐下，坐下说！我当时愣了一下，有点难堪，因为指导员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待我坐下之后，他才说，你这个介绍人怎么当的，一年多了，对他的家庭问题一点也不了解。我怔了一下说，他家庭有什么问题，不就是父母饿死了吗？这有什么？孤儿院来的人。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指导员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看你说得多轻松？——不就是饿死了吗！是这么回事吗？他父亲是畏罪自杀！他参加工作当通讯员被退回来，是因为他对现实不满，对党有仇恨！指导员的话叫我大吃一惊，但我又说，老任，你这话有根据吗？说话可要负责任！看我有点着急，指导员便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天上午，他遇到了直属一连的指导员，随便说了一句要发展刘勇入党，一连指导员就问他：你们搞清刘勇的历史问题了吗，还有他的家庭？他说一个小青年，有什么历史问题？一连指导员就说了，他在五大坪农场就是刘勇这个连的指导员，那时候就听孤儿们说过，刘勇的父亲是畏罪自杀的，但他自己却说是被生产队长打死的；他当了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在日记本上还写过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的话。县领导认为他对现实不满，是个危险人物，就把他退回了孤儿院。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心大为震撼：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如果问题真是这样严重，而我又介绍他入党，我可就犯了政治错误，可是不得了！我想了想说，我再去问问刘勇吧，把问题了解清楚。可指导员说，算了算了，我已经找组织科谈了，组织科长说立即派人去定西外调，因为直属一连也要发展两个孤儿入党。等外调回来，一切都清楚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指导员召集支委开会，说是“七一”就要到了，再研究一下发展党员的问题。然后他就把一沓纸放在桌子上，说，这是刘勇的外调材料，你们先传阅一下。外调材料是一位直属连孤儿和一位副连长——转业干部——搞来的，所有的外调材料都说明着这样一个问题：1958年农村搞集体食堂，社员们向生产队交出家中的存粮，刘勇家只交了一口袋谷子——一百多斤；1959年的秋季，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了，上级号召各家各户交陈粮，刘勇家一斤没交。有的社员揭发他家有陈粮，他家的灶房烟筒半夜时分冒过烟。生产队长召集社员开他父亲的批判会，叫他父亲交出粮食，他父亲不承认有粮食，回家后服毒自杀。还有通渭县革命委员会某干部的证明，说自己1962年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看见过刘勇当通讯员时在日记本上写的内容：父亲是批斗会上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打死的，我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领导认为他思想反动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便以精兵简政的名义将他退回了孤儿院。支委们看完了外调材料后指导员问：大家看看，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刘勇入党？支委们沉默很久才发表意见，有的说刘勇隐瞒父亲的历史问题，且对现实不满，不能入党；有的说再考验一段时间，再研究他的问题。但我出于对孤儿的同情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可能刘勇因为年龄小并不知道父亲是自杀的，所以从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长大了要找这些人报仇的话。他这是针对个别人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也不是对整个社会有看法，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对现实不满。党支部应该找他谈一次话，把情况讲清楚，看他能不能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如果他能正确认识父亲的死亡问题，还是应该发展他入党。于是支部形成了决议：由指导员和我共同找刘勇谈话。
谈话以我为主，我恶狠狠地说刘勇：你辜负了组织对你的培养！整整一年了，党支部叫我重点帮助你，要吸收你入党，志愿书都填过了，但你对党组织不忠诚！我的话像棍子一样把他打蒙了，他一句话说不出来，脸色变得腊黄。好久他才磕磕巴巴说，我……怎么了？
我说，你隐瞒你父亲的罪行！你父亲把粮食藏起来不交，革命群众批判你父亲，你父亲畏罪自杀，你还记黑账，说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你这是对现实不满……
我神色俱厉地批判他。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他怔怔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你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你是个危险分子，我差点叫你骗了！
他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泪水流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他哭得伤心极了，大声地哇哇地哭，把我和指导员都吓了一跳，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哭声略有减弱，指导员才说：
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个大小伙子像什么样子！
我说他：哭什么呀，是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不是你对组织撒谎吗？
他还是哭，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等到哭声变成抽泣，他才说：
我是欺骗组织了，这些年真是欺骗组织了……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说了实话，你们更加认为我说慌了，认为我对党不忠了……
指导员睁大了惊奇的眼睛说：哎，你这是什么话？你说吧，不要哭了，你把实话说出来吧。党组织是最公正的，党组织不会冤枉好人……
他又抹眼泪，然后才像是下决心一样地咬了一会儿嘴唇说，好的，我说实话，我今天说实话，我也不打算加入党组织了……我以前跟你们说，我父亲是饿死的，不是的，我父亲不是饿死的，但我父亲也不是你们外调材料上说的畏罪自杀的，我父亲是叫人打死的，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们逼粮打死的！
说到这儿，他瞪着眼睛看我，又看指导员。我和指导员没出声，他才又接着说下去：我家原来不是马家岔的人，我家原先是陕西人。那是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灾，我爷爷逃荒到了通渭县李家堡公社的马家岔。马家岔都是姓马的，就我们一家姓刘，我爷爷给一个富汉家扛活。我爷爷给富汉家干了一辈子，富汉家给我爷爷几垧地，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下来。可是有一年干旱，我家的水窖没水了。父亲有一天夜里去一个马家的窖里担水，叫人家发现了，打得死去活来。不就是两桶水吗，把我父亲打得那个样子，我父亲就跟他们打官司。那家人打输了，给我父亲赔了看病的钱。后来——解放后——我姐姐长大了，那个马家的人看上了，请的人来说亲。我父亲没同意。这样一来马家就记下仇了。到了1959年秋天生产队从各家搜陈粮，马家的人就说我家有陈粮，把我父亲抓去批斗，叫把陈粮交出来。其实，1958年吃食堂以后我家把合作化以前的陈粮填补着吃光了，我家就交不出陈粮。结果几个马家的人就打我父亲，用牛鞭杆打，用顶门杠打。我父亲被打急了，受不住了，就说家里有粮。队长就领着人拉着父亲来我家找粮。把炕拆了，把灶扒了，把院子里的磨子掀了，用铁棒捣，用镢头挖，还是找不到粮食，就又把我父亲拉回去批斗，又打。父亲又受不住又说家里埋着粮哩，就又拉回来挖粮。这么几趟，结果，我父亲走在路上，倒在巷道里一个马家的门口上断气了。可他们把我父亲抬回来放在炕上，说我父亲是服毒自杀了，定了个藏粮不交的罪名，说是畏罪自杀。
听了刘勇的讲述，我身上一阵阵发冷，好久说不出话来。还是指导员比我有涵养，冷静地说，县政府把你送回孤儿院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说过长大了要向共产党报仇？
我是在日记本上写过报仇的话。我说我现在还小，没有能力，等我长大了，要往法院去告那几个打死我父亲的人，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我没写是要向共产党报仇，我写的是几个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打死了我父亲，我要跟他们几个人报仇。
你怎么知道是谁打死了你父亲？
我姐姐看见了。那些天我姐姐回娘家住在我们家里。生产队把我父亲抓去逼着要粮，开批斗会，不叫回家，我姐姐给父亲送饭，他们也不叫吃。我姐姐看见他们拉着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打，我父亲跌倒在一个马家人的门口再也没有站起来。
刘勇父亲和他为父亲报仇的事情已经一目了然，我把脸转向指导员，意思是问他怎么办？指导员一口接一口地吸烟，良久才说：
刘勇，以你的说法，你父亲是被人打死的，但组织调查的情况是你父亲有粮不缴畏罪自杀了。你现在跟我表个态，你是相信你姐姐说的话呢，还是相信组织的调查和结论？
刘勇看着指导员的脸沉默了好久，他的眼睛又湿润了。他哽咽着嗓门说：
我相信党组织。
那你写个对父亲问题的认识材料交上来。指导员说。
“七一”前夕，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举手表决吸收他为党员。就是这天晚上，我提着半斤酒去了他的宿舍，表示祝贺，并且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了一些话。我说你那天跟指导员说那句话说对了，你要是说相信你姐姐的话，你就入不了党啦。我还千嘱咐万叮咛：以后不论是跟谁，都不能说你父亲是被党员积极分子打死的，说那样的话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他满口答应。
入党以后的刘勇更加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每年都评为五好战士，并被树立为我们师的先进标兵；到了1975年，他被提干当了我们商店的会计。
但是到了1977年，他却栽了个大筋斗。事情还是出在他父亲的问题上。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党支部召开党员生活会，农场组织科的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商店。生活会开始，指导员说李科长有件事要宣布一下。李科长说，我宣布党委的一个决定：免去刘勇同志商店会计职务，给以党内警告处分，调十三队当农业工人。我们全体党员都惊呆了，问刘勇犯什么错误了？李科长拿出一沓子信纸说，叫你们指导员念一下。
原来那是好几封刘勇写给通渭县检察院、通渭县法院的信和诉状，告通渭县李家堡乡马家岔生产队的队长和几名共产党员，说他们1959年冬季批斗和殴打他的父亲致死。他要求法院将几个凶手绳之以法。法院和检察院把他的信和诉状转回了饮马农场党委，并且还写了一封信。法院的信中说，刘勇告这几个人是反对三面红旗，是对现实不满，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饮马农场党委加强思想教育。
那天，李科长还当着全体党员的面批评了我们党支部的成员。他说，接到法院的来函，组织科查了刘勇的档案，发现他早就有为父亲报仇的思想和言行，但你们把他拉入党内？你们的政治素质怎么这么低！
指导员为此事向党委写了两次检讨，才过了关。
刘勇下放的连队在农场的最西边，离着场部十公里路，但是，有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一次场部。来了场部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水和歇息。他说，他是来场部邮局发信的，他说他的信不敢叫别人代寄，他怕带信的人把他的信交给农场领导。那是他写给定西地区中级法院和检察院以及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的诉状，他还在告马家岔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我劝过他：你告不赢，你还想找倒霉呀？他说，再倒霉能倒到哪儿去，我已经是农工了。我不相信能把我抓起来！
他告状还真产生了一点效果，1978年，省高级法院复信给他：你的诉状我们已转通渭县法院，此事你和县法院联系。县法院后来也寄信给他，说，你起诉的人我院作了调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无法查清；再说这种事情是大跃进时期群众的过激行为，不宜追究个人责任，你就不要再纠缠此事了。
但他继续写信告状，他说打父亲的人还有三个人活着，他一定要把这三个人送上法庭，为父亲报仇。
1979年我就回城了。
回到城市二十年了，但是总想着河西，想着疏勒河和疏勒河畔的饮马农场。今年趁着五一长假来了一次重游。饮马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场部盖起楼房了，连队的土坯房也都变成了砖房，有些人把房子装修得华丽和时尚，但是老朋友却很少，知青们基本都回城了，老职工大都退休，看见的都是生面孔，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
但是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刘勇。我在招待所住下后向年轻的服务员打听还有那些熟人，问她知不知道刘勇？她回答：那是我们的财务科长。一打电话刘勇就跑来了，说话中我问什么时候离开十三队的？他说1981年就回商店当会计了。那一年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组织科把他的档案中的黑材料都清出来销毁了，把通渭县法院的来信也销毁了。后来又调到财务科工作。我问他告状的事结果如何？他说写了很多封信，县法院又回了封信，还是那个答复。他不甘心，平反那年回了一趟老家，他想找姐姐和叔叔了解当年积极分子打死父亲的情况，搜集证据，接着告状，但姐姐和叔叔说打父亲的四五个人死了三四个，就剩个队长了。队长还瘫痪了。他去队长家看看，队长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儿子也分家另过去了，队长连饭也吃不到嘴里。队长得了一种怪病：身上的肉都烂了流黄水，臭哄哄的，苍蝇围着飞来飞去。他心软了，就再没有起诉。他说：
人算不如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