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太长，长得让人沮丧；20世纪太短，短得令人心慌
21世纪始于2011年，1991至2011年的20年算是个中间期，前后十年以“9·11”事件为转折点。向前追溯，世界历史中“漫长的19世纪”，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77年，则是历史学者所说的“短暂的20世纪”。
让我们从19世纪开始回顾，那是自卑感的源头。
中国的19世纪并不始于1789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清乾隆五十四年。在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乾隆皇帝正准备来年接受臣民恭祝，万邦朝贺，过自己的八十岁寿辰。过了两三年，长寿的乾隆皇帝获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的大将福康安飞渡万里关山，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抢关夺隘，兵临加德满都城下，迫使尼泊尔人称臣纳贡。帝国武功到此至于极盛，连远方的阿富汗酋长都向乾隆帝进贡。没过几年，中国腹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战乱。这一切依然是中国古典的模式：王朝在汉武帝、乾隆帝的赫赫武功中达到顶峰，但官吏腐败，人民困苦，流民聚众而叛，王朝盛极而衰。
清王朝走向衰亡，是按照中国历史自己的周期律。但到了1840年，英国舰队万里远航，来到广东海面。日不落帝国的新一场殖民战争开始了，中华天朝兴衰轮替的古代历史结束了，工业化武装的西方资本主义向一个庞大的社会和古老的文明伸出了触角。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滑入了从失败走向失败的19世纪。
这场战争的某些细节直到今天会让中国人感到沮丧。英国舰队在全不设防的中国海岸自由巡航，沿着海岸北上可以任意选择地点登陆。英国远征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打上岸来一次投入也就数千兵员，常常刺刀肉搏击败中国军队，而不是电影《神鞭》所渲染的那样洋枪洋炮打败大刀长矛。汉人组成的绿营军队早已习惯使用火器作战，但他们被英国刺刀冲锋打得一败涂地，倒是满族八旗兵偶尔尚有白刃迎敌之勇。
鸦片战争最直接的影响是国门打开洋货涌入。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组合并没有像印度那样被简单摧毁，导致了国内商路从珠江口广州转向长江口上海。两湖两广上百万人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破产，社会动荡，直接为太平天国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在这场内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比1789年革命时的法国总人口还多，中国最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被战火反复摧残，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直到20世纪才恢复到战乱之前。
太平天国最终被湘军淮勇镇压平定。攻克南京之后，敢屠城却不敢造反的曾国藩把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迁来，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给中国近现代工业打了基础，但李鸿章们用新式的洋枪洋炮维护一个旧体系的企图最终完全失败。清军有了洋枪洋炮，有了铁甲防护蒸汽动力的战舰还是打败仗，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又签了《辛丑条约》。110年前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象征着中国完全跌入黑暗的谷底。
而19世纪是欧洲列强的黄金年代。社会是和谐安定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政治是温和改良的，文艺是欣欣向荣的，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在那幸福巅峰的世纪末，世界让绅士淑女们满意，他们认为明天一定会同样美好。
在霸主英国，底层工人们如今也渐渐拥有闲暇，不用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们下班后热衷于踢足球，许多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著名的曼联，前身就诞生于1878年。
工人之上，宽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考公务员（当然，仅限男性），前往德里、新加坡、香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效力。这些新晋的绅士花费不多，就能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度假，新建的众多豪华酒店则为他们提供富人的感、幻觉，鼓舞他们向上攀爬的干劲。比之足球，中产阶级喜欢打网球。这项运动能为中上层的青年男女提供交际机会，帮助他们达成婚姻这笔合伙生意。毕竟道德仍然维持着重重包裹的衣装，只有运动能让淑女们略露出点肌肤，让大她们十几岁的绅士们由此产生性幻想，好引领她们步入神圣的婚姻。
越过芸芸众生的头顶，英国的贵人们坐拥南非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牧场，投资于华尔街当美国人的债主。他们在别墅里安逸地品味印度红茶，漫步于苏格兰的乡间度过悠闲的夏日，或照旧带狗拿枪打猎，或坐自家游艇到挪威的森林和峡湾间悠游。
英法老列强在享受，新兴的美国人在西进。牛仔们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淘金，老板们在得克萨斯的原野上挖石油，芝加哥举办了博览会，纽约竖起自由女神像，几千万移民怀着美国梦乘船从她身边经过。新移民则差不多只能先打苦工再说，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也不过是摩根的打工仔。摩根阶层则和洛克菲勒、卡内基、杜邦们一起分享美利坚这个越来越大的超级蛋糕。
在另一个新兴的强权——德国，奔驰车、西门子电器已经面世。但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还在大卖劣质山寨货，排挤质量好工艺佳的英法产品，以价取胜。另外他们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谁都瞧不起了，20世纪的历史将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聪明也最愚蠢的民族到底是谁。蓝色的多瑙河边，维也纳也在和巴黎一样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们首演过的传奇音乐厅被拆毁，代之以一栋栋毫无品味的工业建筑或者现代写字楼。维也纳市民的抗议毫无作用，开发商东西古今一直都是那么牛。虽然如此，但大家还是很享受这富足安定的年代。这是电话、电影、白炽灯、飞机被发明的时代，这是绅士们安逸阅读凡尔纳科幻小说，女士们准备欢呼夏奈尔时装解放身体的时代。
西方如此的巅峰幸福和中国的谷底黑暗对比，足以粉碎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明的自信，自卑感就此埋下。但就在八国联军大获全胜的时候，一位久居中国的英国殖民者赫德写道：
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他的民族计划！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50年之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身穿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命令，这是完全不用怀疑的！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它的军事力量。
赫德预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位经此国变深受刺激的年轻书生用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
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这个书生叫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认识到“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新一代的人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话虽然如此说，但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首先要干的不可能是崛起，而是救亡图存、重建新生。少年即发爱国壮语的周恩来是个90后，生于1898年。毛泽东也是90后，生于1893年。朱德生于1886年，和鲁迅先生一样是80后。中国就是由他们这样的一群80后90后引领着，从1840年以来社会衰败、备受欺凌的谷底里爬出。
我们也都熟悉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二十三四岁的浙江留学生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学医，看到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里中国人的麻木状况，深受刺激，愤而中止学业，立志治疗中国人的精神。农耕社会传统官绅子弟周树人(插一句说，和他同宗的周恩来也是绍兴官绅阶层出身）逐渐成为我们的鲁迅先生，成为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的启蒙者。他在那些电影画面映入他的眼中、脑中乃至灵魂中的时候就作出了抉择。
湖南才子毛泽东比鲁迅先生小一轮。如果没有遇到社会剧变的时局，颇有考试天才的毛润之很可能会一路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出将入相，做个小时候崇拜的曾国藩一类人物。可在毛泽东十二岁那年，大约和鲁迅看电影是同一年，晚清朝廷顺应工业化现代化的趋势，废除了科举制。
秀才举人如今考不成了，毛泽东只能去上新式学堂，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废掉科举，还有许多当初的童生秀才只好另谋前途，其中不少进入新式军队，比如朱德。新军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工业化战争方式组建，里面满是土秀才和海归洋学生，而不是如毛泽东的父亲参加的湘军那样，充斥着只知道当兵挣银子的文盲。带着文化知识从军的年轻人认定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年帝制该结束了，他们的选择是起义。
新军官兵们组织起来，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就此终结，民国开始。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时，毛泽东还有两个半月满十八周岁，不久后他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队。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是个什么也不会干的小书生，雇了民工给自己挑水喝。书生和民工的社会鸿沟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薄弱。人民在民国范儿推动下“被”走向共和，幻想洋大人支援的革命志士们，读洋书的海归学生们，都看到了乱世——玩洋枪洋炮的袁世凯们掌握了国家。
辛亥革命归于失败、归于乱世，但它依然有历史意义。曾有个音乐家朋友，在私信里和我谈及辛亥革命中人的自私和肮脏，我回信说：
自私没啥，把私利转化成公共的事业，就是政治了。辛亥革命的确是有人为大家牺牲，更多的人等着剪辫子摘桃子，所以鲁迅写出了人血馒头的比喻。其实日本明治维新也这样，讲公义的人被暗杀，投机者主持了大政。当时的人也是天真以后迷惘，迷惘以后反思而有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
革命使社会在变革之中有了社会进步的星星之火。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之中，中国摸到了黑暗的历史底部，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火光，一个阶梯。
拿破仑把大革命的果实化为皇冠。虽然贝多芬会愤怒于此，但没有大革命，贝多芬就根本没有机会先天真地兴奋，然后得到理想被背叛的愤怒。辛亥革命也一样。陈独秀们觉得愤怒，但革命能够给他们愤怒的机会，这也是进步。
辛亥革命之后，大军阀们争夺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小军阀们在各省混战。列强依靠军阀代理，在中国的土地上争斗、交易。终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易激怒了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学生，“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读了更多的洋书，探讨了众多的新思想。其中一部分人在1921年作出了他们的抉择，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用工业化思维武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改造颇为成功，成功到流氓们很难再当流氓。所以就在周恩来成功组织上海工人起义，把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后不久，国共合作在血泊中崩裂。恐惧中的流氓屠杀了大部分有新思想的国民党员，当然顺便也杀了不少共产党。屠杀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退化成土豪劣绅、帮会流氓、投机政客、新起军阀的涣散联合。就这样，在1927年的春夏，流氓拒绝自我革新，掌握了权力而成为反动派。血河的另一边，学生们走出幼稚，改变道路适应现实。他们仍然坚持看上去天真遥远的理想，适应现实是为了改造现实，投入黑暗是为了释放光明。
毛泽东先行了一步，早早作出了抉择，组织农民运动。因为他正视了书生和民工、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思考并着手填平这些鸿沟，试图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贯通为一体。他和同志们组织了农民和工人的联盟、精英和大众的联盟、军队和人民的联盟、激进的革命先锋和改良的中间势力的联盟。以这些越来越坚固而强大的联盟，在同学和同志们惨遭屠杀22年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
革命胜利了，红星照亮中国。五千年历史，曾经拥有最成功农耕文明的中国从此有机会全面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意义超过了秦皇汉武的雄图帝业，超过了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更进一步说，工业化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也超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生存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