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悲剧

诗人阿赫玛托娃就是苦难的化身，翻译家高莽称她为“苦难的十字架”；她的命运，她的心灵，她的诗歌全都充满苦难，这是源自她忧郁又不羁的天性，还是时代性的悲剧？反正我们很少见到个人的不幸与政治的遭际双重地压在一个女人——天才的女诗人的身上。

她三次婚姻三次离婚。第一任丈夫是白银时代重要的诗人古米廖夫，他们在一起八年（1910—1918），由于性格冲突以及古米廖夫另有新欢而分开；第二任丈夫是东方学者希列伊科，他们在一起也是八年（1918—1926），因对方性情暴躁多疑而决裂；第三任丈夫蒲宁是一位艺术批评家，他们共同生活的较长（1926—1938），但最终还是由于意见相左而分手。阿赫玛托娃个性强，不会顺从任何人，如果仅仅由于性格相悖而分开倒不奇怪，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三任丈夫都是她诗歌的反对者。诗人古米廖夫不认为她有诗人的天资；希列伊科嫉妒她写诗，不准她在朋友面前朗诵诗，还拿她的诗稿烧火；蒲宁也是时时贬低她的诗，在她谈论诗歌时打断她的话，故意伤害她；因使她在与蒲宁十二年的生活中诗作甚少。还有比践踏和伤害诗人高贵的精神自尊更可怕的吗？她几次婚姻为什么始终陷在这种怪圈里？这个纯私人的问题有点宿命的成分。

同时，她又是那个时代的受难者。诗人古米廖夫在肃反时被枪决，据说高尔基曾努力营救他，但没能成功。她儿子列夫由于思想“异端”，一次次被捕。她的诗作是官方不喜欢的。1925年中央政府正式决定禁止出版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这等于自己的精神生命遭到枪决。更严厉的打击是“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进行全国声讨，公开辱骂她“半修女半淫妇”“没有思想性”和“颓废”，将她开除作家协会，直到1952年才平反。

我安然冷漠地用双手

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免得让那些可恶的声音

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

能设身处地想一想她的真实处境与感受吗？

我读了许多她的作品和关于她的书。这一次访俄，特意要到她当年生活的空间里看看，感受一下。我知道圣彼得堡有她的墓地和一处故居。我的时间少日程紧，只能选择一处，我选择她的故居，这里是她与第三任丈夫蒲宁生活的地方，也是她被官方禁止发表诗作那一段人生最苦闷的时期。

今天晴天，不知为什么，一走进离涅瓦大街不远的里捷依内街，就觉得天暗下来，地上到处是黄色半枯的落叶。

阿赫玛托娃就住在一幢名叫“喷泉屋”的公寓楼，楼前是一个乱木横斜的“花园”，公寓太老了，已经很破旧，一如诗人当年住在这里的样子，而且现在里边还住着人，所以博物馆没有大字招牌，只有一小块的带着诗人头像的石碑嵌在墙上。她的故居在三楼，偶尔来的访者就像昔时的串门人。

她的公寓不大。朝南一排四间小屋，窗户上全是树影，朝北只是一条两米多宽的穿廊，一端是厨房，另一端堆着杂物，杂物中有书、破箱子、铁盒、旧衣服、纸筒、诗人自己绣花的一个靠垫；最使我注意的是一副滑雪板；莫斯科冬天的雪很大。

穿廊上两个小门，分别通着餐厅和书房。另两间小屋是卧室。一间卧室是她与蒲宁的，另一间是她与蒲宁离婚后暂住的。他与古米廖夫的儿子列夫一度寄宿在后边的穿廊上，也是从这里被抓走的。

阿赫玛托娃屋中只有简简单单几件家具，一张很矮的单人小床铺着黑色的床单，一个衣柜，一台留声机，一个立式的穿衣镜；她没有正式的书桌，只有张小方桌，上边放着几页诗稿和一本诗集。有人说她常在后边厨房的窗下写东西，还有人说她半靠在长椅上写作——因为几幅朋友为她画的写生，都是斜靠在长椅上，其实未必，写诗都是“随遇而安”的，诗人真正的书桌是自己的心灵。

再一件是在一个木制的画架上放着的她崇敬并做过研究的普希金的肖像。

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1925年后，为了惩罚她，一度撤掉她的购物证和医疗证，她的经济十分拮据，心情很糟。她偶尔写的诗，由于觉得不安全，便在桌上一个铜质的小烟缸里烧掉。工作人员还指着窗外不远的木叶遮蔽的地方，细看那里有一把黑色的铁椅，据说常常有秘密警察坐在那里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现在，博物馆在这把椅子上钉着一个铁牌，上边铸着阿赫玛托娃写过的一段文字：

“有人来过，说一个月不准我出门，但要求我不时站到窗前，为的是能从花园里看到我。他们在我窗下的花园里放置了一把长椅，有特务昼夜坐在那里值守。”

从窗里望着下边那把隐隐约约藏在树间的黑椅子，就能体验到当时诗人的心境了。正是这种心境，使我忽然想到她那首著名长诗《安魂曲》中的几句：

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召唤你回家

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

一切都七颠八倒，无法分清

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

判处死刑的日子

要等多久才能来临？

我知道她曾翻译过两位中国古代诗人——李清照和屈原的诗，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偏爱这两位中国诗人。现在明白了，因为一位充满女性的敏感与忧伤，一位压抑着家国的悲哀与愤懑。她身上兼有这两种体验。

苦难出诗人，愤怒出诗人，压抑出诗人，欢乐只能唱出歌来。

于是我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一句话：

“个人命运的苦难和时代的苦难，都在她一生的悲剧中，也在她永恒的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