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
邹大立：
你好！
收到你的信，以及你和网友谈论《丁一》的文章。在西安玩得太累，那晚无力多聊，实在抱歉。不过，关于《丁一》还是笔谈的好。
说《丁一》写的是“欲望双刃剑”，不如说是“理想双刃剑”。“欲望”本来可褒可贬，正如生命，压根儿就蕴含了美好与丑恶。而“理想”一词从来都是褒意，是人生向往，是精神追求。但理想的结果，却未必总能如其初衷。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这定义也可引申为：相互冲突的两种行径，悲喜迥异的两种结果，竟始于同样美好的理想。
丁一（或顾城）的爱情固不符常规，否则其理想色彩也就暗淡，但究其根本，难道有什么不好？然而它却导致了一场悲剧。这到底怎么回事？在爱的理想与杀戮的结果之间，究竟有着一条怎样的路径？
我并不认识顾城，只是读过一些他的诗。我写《丁一》也不直接由于顾城事件，甚至到现在也不了解其全貌。但那海岛上的悲剧，自一听说我就感觉没那么简单，但也是懵然不解其意。唯随岁月迁移，或情智成长，才知其不可轻看。所以不可轻看，不单是因为一个诗人的杀人，更在于它深刻触及了爱的意义、性的本质、艺术与现实的冲突，最终引出一个永远的课题：理想的位置。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一切争战缘由，一切光荣与堕落，都与如何摆放理想的位置根本相关。
爱情所以是一种理想，首先是因为，她已从生理行为脱颖而出，开始勾画着精神图景了。事实上，人类的一切精神向往，无不始于一个爱字，而两性间的爱情则是其先锋，或者样板。
于是丁一总有个想不通的问题：爱情，这一人皆向往并千古颂扬的美好情操，何以要限定在两人之间？换句话说：一件公认的好事，怎么倒是参与者越少越好？多一个人怎样？3至N人如何？后果不言而喻。可这到底为什么，人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赞美并企盼着博爱吗？
噢，这里面有个性的问题。性的什么问题？性的禁忌！可这不跟爱情的限制是一回事吗？问题还是：性，这一生命不可或缺的行为，何以让人如此惧怕，以至于要严加防范？曾经是为了财产继承，为了种姓兴旺，但随时代变迁，尤其是有了爱情的超越，这一层考虑早已相当淡薄，性何故依然是马虎不得？
可你说它马虎不得吧，它又在自由的名下多有作为，比如娱乐，比如表演，甚至艺术。然而无论怎样自由，性还是逃不脱其天赋的限制。娱乐，表演，艺术……但有个前提：得表明这仅仅是娱乐，是表演，是艺术，并没有别的事。罗兰·巴特好眼光，从中看出了“裸体之衣”11！比如裸体舞者，一无遮蔽吗？不，她穿上了一袭名为艺术的“裸体之衣”。此衣无形，却如壁垒森严；其舞无声，却宣告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隔离。
宣告，啥意思？语言呀！那灯光，那舞台，那道具……构成了参与者的共同约定，或“裸体之衣”的无声强调：“这是艺术，请勿胡思乱想！”可为什么要强调呢？孩子不守纪律，老师才要强调：“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课堂！”同样道理，恐怕有人还是胡思乱想，在心里说着别的话，所以才要强调：“这不是你们家，这是舞台，这是剧场！”别的话，是什么话呢？又是谁在说？裸体在说，甚至是性，在悄悄地说。说什么？说什么你自己想，想不出来未必是很纯洁，更可能是太傻。
但有一事已得证明：裸体是会说话的，尤其性，在专事繁衍后的千百年中已然成长为一种语言。怎样的语言？比如是爱情的表达：“这不是公共场所，这是围困中的一块自由之地（譬如孤岛），这儿赞美胡思乱想，这儿纵容胡作非为，这儿看重的是冲破一切尘世的隔离。”
当然，这语言也可以是无爱或不爱的表达。比如太过随便的性行为，不过就像聊了回闲篇，说了顿废话，与爱情毫不相干。而对性事的蓄意不恭呢，比如公开的越界，肆意地胡来……则已是一份明确的毁约声明了：既往的爱情已告终结。
所谓“冲破隔离”，冲破什么的隔离？“裸体之衣”既不蔽身，它究竟隔离了什么？心哪！这世上最为隐蔽的是心哪，最不可随便袒露、随便敞开的不是身体，是心哪！“裸体之衣”真正的强调是：“我袒露了身体，却依然关闭着心。”心其实不善娱乐，心常陷于孤独。心更是不要表演，表演的是身体，心在忍受谎言。而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心的呼喊，都是心在吟唱，或是心借助身体无奈地模仿着敞开。
何故模仿敞开？那是说：心渴望敞开，却不得不有所防范。刀枪之战需要铠甲来抵挡，心灵之战则要关闭起你的心。爱情，是孤独的心求助于他人的时刻，可他人又是怎样想呢？倾慕是否会换来鄙视？坦率是否会被视为乞求？关闭的心于是又模仿强大，模仿矜持和冷漠，甚至以攻为守……致使那真诚的心愿，不得不在假面与谎言的激流中漂泊。
这事得怨上帝，是他以分离的方法创造了世界，以致我们生来就是“人心隔肚皮”。但你不能怨上帝。有数学家说：“像我们这样有局限的生物……深深的不安来自我们对一切无穷的东西完全缺乏自信。然而如果不隐含地涉及无穷，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数学……”12我猜，上帝的创世必也是这样考虑的：若不分离，安得有限？若无有限，怎涉无穷？若非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或有限对无限的观察，又怎么谈得上存在？上帝看存在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这些有限的生物也就有事干了。我们这些被分离的家伙便欲海情天地渴望着团圆了。
但团圆之路危险丛生。人生来就有差别，社会又在制造差别；差别导致歧视，歧视又在复制歧视……故而每一颗心都是每一颗心的陌生之域，每一颗心都对每一颗心抱以警惕，每一颗心都在重重险境中不能敞开其梦中的伊甸。但这也正是爱的势能吧——所有的心都在相互渴望！与其说上帝造成了人心的隔离，莫如说他成就了人间的爱愿。问题是，具体到实际可怎么办？博爱尚远，就先把这理想局限于两性间的爱情吧；所以我说她是先锋，是样板。据说，以繁衍的成本计，性别实属浪费。果真如此，我们倒可对其目的做更浪漫、更优美的猜想了：那是上帝赋予情人们的一份信物，或给团圆的一项启示，给博爱的一条思路。《丁一》是说，这就像上帝给人的最后机会：在这危险系数最小的一对一关系中，人啊，你们若仍不能倾心相爱，你们就毫无希望了。
但这依然意味着冒险。所有的爱情都是一次冒险——在这假面攒动、谎言充斥的人流中，你怎么知道哪儿是你的伊甸，谁又是你的亚当或夏娃？情种丁一曾多次试探，他把性当作爱的试金石，企图辨认出那一别经世的夏娃。孰料，性完全可以仅仅是性，冒充爱、顶替爱，却不见夏娃之行踪。唉，这哪里是为了团聚的分离，这明明是加固着隔离的一次次“快餐”呀！幸好情人们都通情达理，甩下一片冷漠，各自消形于排山倒海般的人流了。
幸好吗？“通情达理”曾属赞誉之词，在如今的恋人中间尤得推崇，但于爱情这到底是喜是忧？还有“潇洒”，还有“太累”和“别傻了你”……如今的“爱情”似都已沧桑历尽、荣辱不惊了。此理想之衰微，还是理性之成熟？
丁一不愧情种，对“夏娃”念念不忘，为理想寻遍天涯，为实现他的“戏剧”而百折不挠。实现——理想之剑的危险一刃已现端倪。戏剧，仅仅是把现实搬上舞台吗？太说不通。一切文学、艺术、戏剧，无论是对丑恶行径的夸张，还是对善美事物的彰显，究其实，都是一处理想性或可能性生活的试验场。我猜这小小环球之于上帝，也是一场实验性的戏剧吧——听那块落入红尘的“宝玉”终有何想，或看那信誓旦旦的“浮世之德”究竟是何走向。
我赞成丁一与娥对戏剧的理解：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使非现实可以实现。这才是戏剧之魅力不衰的根本，这才是虚构的合理性根据，这也才是上帝令人类独具想象力的初衷吧。艺术，实为精神追寻的前沿，故其常不顾世俗成规，也不求大面积理解。何谓“先锋派”？艺术从来都是先锋派。先锋，绝非一种行文模式，而是对精神生活之种种可能性的不屈、不尽的寻问。我以为，尼采所说的“超人”也是此意——并非法力无边、唯我独大，而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凡人。丁一与娥即属先锋。他们奇想迭出，成规弃尽，在自编自演的戏剧中品尝着爱的平安——谎言激流中的相互信任；体会着性的放浪——假面围困下的自由表达；甚至模拟心灵的战争与戕害——性虐；性虐之快慰何来？先造一个残酷的现实模型，再看它轰然毁灭于戏剧的可能性中。
但丁一渐渐把戏剧与现实混为一谈。他忘了，戏剧只在约定的舞台上才能实现，而爱情终难免要走出剧场，走进心灵之战依旧如火如荼的现实中去。这有意无意的忘却，又由于萨的到来、娥的默认，以及“丹青岛”的传说，令此丁实现其理想的热望不断升温。
然而先哲有言：只要三个人，就要有政治了。13两个人可以完全是感情的事，好则百年，不好则分道扬镳，简单得很；要是再来一位呢，可就不是再添一份碗筷的事了。3人恋，仅一份“1爱2”可不行，不公平，也不安全。算起来得是“1爱2”×3。就是说，每个1都得同时爱着2，只需1/3的例外就要出事。听说，确实有过三个人的和睦婚姻，但个例只是一道脆弱的彩虹。果然先哲又有话了：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14三个人，总是一碗水很难端平，开始都是好朋友和特好的朋友，但最终反目成仇者并不在少数。
所以就有了政治。爱情是理想，婚姻则是法律。理想是从不封顶的精神上线，法律是不可违背的行为准则。政治何为？正是为了那从不封顶的永远不要封顶，那不可违背的谁也不许违背。
爱情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已是潜在的政治。爱情虽然超越了种姓和财产的束缚，却超越不了对平安——围困中的那块自由之地——的忧虑与渴求。什么在围困？心灵因何而战？价值，或者说是价值感。但其实是价格。尤其在这商潮汹涌的时代，名与利合谋把人都送上了战场，美可以卖，丑也可以卖，人和物一律都有标价；但未必能有战胜者，其战果多为抑郁症的漫延。爱情便再次以理想的身份出面，呼唤着回归——她曾以精神的追寻从动物性中脱颖而出，现在又是她，念念不忘伊甸。当然，此乐园非彼乐园，爱情意在：使堕落的亚当、夏娃们重启心扉，推倒隔离，于一条永恒的路上——而非一座封闭的园中——再建爱的家园。
可这样，爱情的理想本质又令其不能安守现状，于是就有了进一步超越的梦想：3至N人岂不更好？——这有点儿像当年的“一大二公”。但超越法律也就可能违犯法律，理想之剑的危险一刃正在这里。
危险并不在3至N人，不管多少人心心相印，都是法律管不着的；危险在于理想一旦忽略法律，政治便可能走向强权。政治的天职，恰是要摆平种种理想的位置。还是那位先哲的意思：所谓护法，绝不只是维护既定法律的严格，更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合法性根源不受侵犯——即人写的法律，务必要符合神的意旨，正所谓“天赋人权”！15比如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便是天赋或神定的人权。凭什么这样说？凭的是：这是终极答案，谁也不能再问它一个“为什么”。比如你问我干吗要写作，咱慢慢探讨；可你若问我干吗要活着，最好的结果就是我陪你去医院。要活着，已是终极答案，是人的天赋品质，即所谓的“自然正确”，故其是神定的权利。再比如，你问我为什么不革命？我说我害怕。你问我为什么害怕？我说我不想让一群人打我，然后说我是叛徒，或者把我杀掉。你还要问为什么吗？那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也不想当什么英雄，这合法，而您已在违法的边缘。
丁一就是这样走到了违法的边缘（顾城已经走进去了）。丁一的理想不可谓不美好，且有幸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娥，以及萨。萨对那理想一直是若惧若盼，丁一极尽劝诱亦属正当。娥虽对那理想极尽赞美，却基于现实的考虑而中途变卦，对此丁一不能容忍。如是不能容忍的极端后果，一是毁灭自己，一是毁灭对方，当然最后也就毁灭了理想本身。我不想让丁一走顾城的老路，不想让接近这一路口的人都走那条老路。丁一或可出家？但总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被迫逃上树的和主动爬上树的，所见风景必不相同。我只希望丁一的灵魂飞升得更高更远，终于看清那理想中埋藏的危险。
理想的危险，即理想的推行！既是理想，既是美好和非常美好的理想，你不想它扩大吗？不想扩大的其实算不上理想。但推行却可以毁灭理想。所以，理想于其诞生一刻已然种下了危险。那扩大的欲望，会从劝诱渐至威逼，会从宣扬渐至强迫，譬如唯我独大的宣扬已然就是强权了。但这丁一，理想障目不见现实，使理想成为现实的热望拿住了他。他的失望化作怒火，指向了娥，指向了萨，甚至指向了秦汉、商周和所有的人——你们这些庸人，你们这些理想的叛徒！他就差说这句话了。
人有此一种理想的权利，也有彼一种理想的权利，否则就不叫理想的权利。人有坚持理想的权利，也有放弃理想和改变理想的权利，否则还是没有理想的权利。然而，权利的平等，并不能抹杀价值的高低。还是那句话：前者是不可违背的现实规则，后者是不可封顶的精神追寻；二者并行不悖，或和谐相处，正是政治的职责。
叛徒，最是理想暴力的牺牲品，但究其根本，是政治的失责。但似乎，人们从未（或很少）关注叛徒的处境。叛徒，我倒以为多是良善之人，既具正义感，又有一颗向爱之心；正义感使之不忘匹夫之责，向爱之心则令其不忍连累无辜。能够指责叛徒的只有两件事：一怕苦，二怕死。但这不是人权吗？正义者缘何正义？不就是要铲除那些给人以苦、送人以死的暴政或恐怖之徒吗？为此，正义者不怕苦也不怕死，自当名垂千古；但若以正义为据，逼人以死，或让人一辈子生不如死，岂非绝大的讽刺！
骂一声叛徒多么容易，甚至是一件多么划算的事。我猜，人人都对叛徒的成因不闻不问，对叛徒的处境视而不见，却又都对叛徒嗤之以鼻、拒之千里，乃为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怎么个同一件事呢？即人人都有成为叛徒的潜质！这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暴力，究其实，打人者多是为了表现忠勇，而所以要表现忠勇，不过是不想做那挨打的人。
《动物世界》中有句片头语：“有一天，当所有的动物都冲出牢笼，走向它们远古的栖居地，那一天便是野生动物的节日。”这差不多也是叛徒的心声吧。叛徒，最是可以验证政治是否正确，法律是否偏离了它的合法性根据，以及理想是否摆错了位置，或一个社会是否精神正常的试剂。
（注意：这里的叛徒，绝不包括旨在升官发财的出卖。）
我绝没有提倡放弃理想的意思。放弃理想，人将怎样？莫非也像野生动物，走向远古的栖息地？莫说这好或不好，只问这行与不行吧。
“姑父”的愿望着实诱人——退回到铸成大错之前的时空中去，让一切重新开始，但这只是无奈的安慰。据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然“摒弃了绝对时间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观察者所特有的时空概念，以至于宇宙空间内‘现在’的概念再也没有任何意义”16。但“现在”对于人——每一位观察者——却是有意义的，或其实，恰是意义造就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从而造就了时间。所以倒退不得（比如退回到“康乾盛世”或“君主立宪”去），人在一条永恒行进的路途上，意义是其坐标；设若没有意义，你说“当下”是多久？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人驾驶着超光速飞船回到了过去，并试图改造过去，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倘若真有那样的运载工具，我们或可重新观察过去，却不可能参与其中。为什么？因为“时间”是由“意义”造就的，“过去”是被“往事”选定的，倘能参与，就又成了现在——以一种新的意义，选定了目前这新的时间。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我在这儿。”“丹青岛”上那位女子看懂了人的处境：所谓命运，即无穷的可能性中你只能实现一种，无限的路途之中你只能展开一条——譬如叛徒，譬如烈士或英雄、敌人或庸人……时间果然残忍，但尽管如此，奇迹或魔术也非一条拯救之路。
动物的牢笼是有形的阻挡，人的牢笼是无形的隔离。有形阻挡的摧毁可期于人性之良善，无形隔离的消除却要仰仗神的光照——单靠人的正义就怕会走向强权。理想的位置正与艺术相近吧，即人性的渴望与神性的引领。善与美，切不可强力推行，否则直接变成恶与丑。艺术不可以没有，正如梦想不可以没有，而戏剧正是“不可能的可能，不现实的实现”，就让它缭绕于梦中，驻扎于理性吧。但谁来把握这尺度呢？就看人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了。
愿丁一长进。愿“姑父”们在艺术的时空中得到安慰。即颂
大安！
史铁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