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吗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吗?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像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影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像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吗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哧哧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影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影”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儿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五点多的,其他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儿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帮”时就有,唯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胫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暴,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吗你不写点儿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儿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