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抗战爆发仅一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57万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战时全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直接间接损失总额国币32亿74819000元，合美金九亿六千六百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元”,日本侵略使中国的教育的布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三个大的板块：“大后方教育”，其中高校内迁达52所，沦陷区教育和根据地教育。本文所称的“根据地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根据地的教育，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最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对1949年后中国的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有关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学界已有若干研究但仍有待深入，本文将对根据地教育的类型、价值及意义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
根据地教育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在过去中共瑞金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教育立足于抗日和革命的政治鼓动，特别面向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和基层民众；二是在政治动员的同时，强力推动社会改革措施，注重对底层民众进行生产技能和生活知识的灌输；三是展开对中国文化的试验性改造。这三个特点体现在根据地的几种教育类型中。
根据地有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三种教育类型，使其区别于那时的国内任何教育类型：1．以培训党、政、军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干部教育系统；2．面对民众的社会教育体制；3．以培训初小学生为主的一般的国民教育系统，这三种教育系统的创设。一是缘于现实需要，二是意识形态的要求。
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追求的革命党，抗战后获得合法地位，极须扩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共的抗日和革命的行列。对干部进行政治和思想训练在江西时期就是中共的传统，到达陕北后，原先的一些干部学校相继恢复，但成员基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扩大干部教育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干部教育系统在根据地三大教育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和社会教育系统及一般国民教育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不是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接受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其次，他们是“公家人”，没有私人财产，在革命队伍中过着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的生活。
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去过延安访问的各类人士，到了延安后都会对一种现象感到新奇，这就是在延安这块不大的地方拥有众多的学校，这些学校有：
1．培训中共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
2．培养中共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
3．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
4．培养青年干部的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5．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艺；
6．培养地方干部的行政学院；
7．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军政学院；
8．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
9，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
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干部学校：炮兵学校、卫生学校、通讯机要学校、自然科学院以及培养保卫干部的西北公学等。另外，还有由中共参加领导，由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冈野进）负责的，培养日本反战士兵的日本工农学校等。
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的学校，都需要有学生，可是延安哪儿来这么多的学生？但事实上当时在小小的延安城确实涌进了一大批青年，总数高达两三万人，这就牵出另一个话题，此一阶段国民党也在积极执战，国内政治较为开明，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青年人，不去大后方而要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是受到30年代左翼文化的影响，他们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全国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这类书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具有教条化的浓厚色彩，很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许多青年相信，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充满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这么多的青年人一下涌入延安，虽然都是革命青年，但在中共看来，他们离革命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虽然可贵，但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这种热情能否持久下去，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办学校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种革命的学校中，不仅可以对青年进行思想训练，使之符合革命的要求，而且可以把这些人数众多的青年安置下来。
根据地干部教育的主题是学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1941年前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由洛甫主持，中央还设有干部教育部，那时，领袖崇拜还没有最后形成，从毛泽东开始，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发等中共领袖经常去那些干部学校作大报告，除了毛泽东被称为“毛主席”，其他人都被称为“同志”，像“王明同志”、“恩来同志”、“洛甫同志”。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相抵牾的一面：“五四”遗产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以及“工农至上”的“新文化”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看不惯农民的“原始狡猾的性格”，也有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革命道德标准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针砭时弊的作品，从而使他们迅速成为党的思想斗争的对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的有关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毛泽东的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又开始“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
二、把爱国主义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相结合的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
和侧重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干部教育不同，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的主题是爱国动员和社会改革。中共占据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在历史上多数是地瘠民贫、教育落后的边远山区，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的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已渐次展开的社会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绝无仅有。
中共中央入驻陕北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国民党军的战事，一时无从顾及教育问题，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边区的行政系统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随之教育和社会改良的措施才迅速推开。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民众进行爱国动员，重点是废止缠足和推动扫除文盲。
废止缠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世纪初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清末以来就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推广，但是在西北和广大农村，缠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1937年7月19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12天后，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根据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李富春、邓小平等13人的建议，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
中共运用其擅长的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来推行废止缠足的活动，其手法十分类似于长征前夕的“扩红”。边区的各县乡，由妇女部主持，协同宣传部、教育部、青救会（共青团），规定每个乡组织有三人组成的“放足委员会”，在各村组成“放足组”，成立“放足突击队”，“放足突击委员会”，开展“放足突击月”活动。
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又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针对妇女缠足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18岁以下，禁止缠足，如有违反，“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40岁以下者在半年之内未有遵守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重申，违者处一年以下徒刑。该条例还宣布：凡边区妇女已有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
1939年12月3日，边区民政厅再发布训令，对放足标准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规定：18岁以下者完全放开，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以不缠裹脚布为最低要求。
为了配合运动，边区政府运用了各种宣传手段，向农民广作宣传，甚至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放脚歌”：“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娇娇，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到1939年底，延安市及几个专区和县的妇女完全放了足，延安县及志丹、华池县及陇东地区的大多数妇女也放了足。
显而易见，仅靠党和政府的强制性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根绝缠足现象，虽然在1942年8月，边区政府又一次重申前发的废缠足令，要求彻底在边区根绝缠足现象，但是在继续鼓励废缠足和放足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歧视那些“小脚女人”，而是尽力发挥她们在战时生产方面的作用。在一首当年新创的陕西民歌中，就这样写道：“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男男女女都工作，生产劳动是第一，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生产运动要号召，人人知名毛主席。”
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政府和行政力量为主导，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夜学、识字班，把抗战和知识启蒙结合在一起，它的目标很明确：
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
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
3．提高大众民主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
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
展开扫盲运动也是依靠组织动员和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的，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县区的妇女部、教育行政组织和青年组织，通过制定竞赛计划，发动“识字突击运动”，动员民众，特别是妇女参加扫盲。
据1939年7月的统计，全边区在1938年兴办的冬学有619个，学生为10317人，其中女性占七分之一，约1470人；夜学有581组（不包括延安市和延长县），男性7517人，女性418人；边区8个县（缺11县）的半日学的数目，学校有186所，男性686人（把赤水、淳耀两个男生最多的县份丢失了），女性2340人；全边区识字小组为5513个，男性29597人，女性10053人（组数相当多的新正县未计算进去）。1939年初边区妇联统计，妇女能识200字的比率已占边区的10%了。
扫盲运动对提升民众的抗日思想以及战时的生产生活知识起了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原先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的农村妇女，进了冬学后，不仅“能识三四百字以上”，还“能说出飞机有好几种，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日问题”。到1941年，边区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在边区总人口的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一95％。
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中共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根据地教育的第三块是国民教育，其领导机关是边区教育厅和中央宣传部，这也是延续了瑞金时代的经验，教育厅领导具体行政事物，由中央宣传部进行思想和政策指导，以及负责编写各类教材。和江西时期相比，延安时期中共的格局已大大扩大，但是教育状况却比江西时期更加落后，1937年前，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的几乎是零，关中分区的一个县叫宁县，在陕北还是比较富庶的县，但在1938年，全县只有一个女生。
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到1939年底，有了120个女生在中级学校读书，有3400个女小学生，宁县有了200个女小学生了，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小学生。
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边区的调查报告称：在边区改制前，“知识分子之能阅览普通文告及报章者，遂如凤毛麟角，文盲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妇女几全部不识一字”，而近年来，“文盲已减至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妇女识字者亦渐增加，虽与国内其他先进地域相较，难免相形见绌，而较诸过去之落后情况，更不能不谓已有相当之进步也！”
三、根据地的教育是战时状态下的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
中共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教育革新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干部思想训练和改造的目标是清除俄式教条主义及“五四”自由主义对中共的影响，确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路线；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转换中共原先的工农教育，使其适合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环境。
中共成立后除了创办过工人夜校、农民学校或农运训练班，在1927年前没有大规模进行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共有自己的教育实践是从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开始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奉行“阶级论”的教育理念，就是相信：“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的观点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10年间，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在教育对象方面，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在教育的内容上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名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中共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
从上述言论看，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精神，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根据地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根据地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
在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使人民大众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以北方话，主要是山东话注音，简称“北拉”。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级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创办了新文字书店，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
四、根据地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
根据地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则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实用性，以及生产技能训练。在江西时期，尽管战争环境更加紧张，中共在“全盘俄化”的思路下，仍把国民教育系统置放在教育的第二个层级，而延安时期，中共的局面已大为改善，国民教育系统却降至最低的层级，就说明这两种教育观的差异。
根据地教育是抗战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是为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
根据地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中共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请老农做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中共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根据地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根据地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根据地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延安的初小教育，基本上是国防教育，女作家陈学昭当时就对此现象有所质疑，她说：“政治水平高于文化水准，这是一个长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装进去许多空洞的理论进去，是不是适合小孩智慧的发展？这些小孩是十几年后建造新中国的一代，那个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我们需要的是工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各种科学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人”。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2．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1938一1941年，张闻天负责指导边区的文教工作，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今天看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例如：明确宜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应入予干部教育的范围”，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3．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未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比不上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4．过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5．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知识分子和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甚至一度走到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地步，一些文化人因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深感内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懊恼自己成了知识分子”，宁愿自己从小做“童养媳”，一直从事农业劳动。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6．新文字运动具有试验性，表达了使底层人民在知识上文化上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却让老百姓不胜其烦，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激进共产党人文化改造的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一百年，人们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和改革，“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根据地教育又是20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收入杨元石、黄道炫编的《中日战争共同研究之三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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