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时代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泽东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泽东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很不相信，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分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领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 . 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人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 . 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 . 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 . 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 . 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人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人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人、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领导者想出了一个方法：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余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工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2斤，小米2斤，其余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工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什么“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领导习惯性地求助于“阶级分析”的分析路径。鞍钢的工人阶级虽然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分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分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
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攻击”，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鞍山领导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960年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把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做法就是“鞍钢宪法”，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领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领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领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领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什么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3月，毛泽东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像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鞍钢的工人阶级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尽全力才能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的。1960年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10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援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者，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59个单位，14.2万余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4000余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26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7人得浮肿病。到了1961年3月，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分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领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但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一19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分不纯”的单位和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l年8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39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复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分子“说出了心里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宜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际，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领导“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至于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此说明毛泽东坚持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泽东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泽东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唾弃的苏联“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过去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评论》（第2辑）转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0页。
《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五），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孙业礼、熊亮毕：《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