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一、前言
1948年一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生长在大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小就从老师和教科书那儿，从文学、电影、戏剧、歌曲、美术、舞蹈等中获知：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叫“三座大山”，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例如：“失去民心说”,“人民选择说”,“历史规律说”,“日本和苏联侵略打击国民党说”,“美国责任说”等等，能说到的都说到了。只是最近我又读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中心内容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有的还披露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又让我想起这些问题，再翻看更多的历史资料，思前想后，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国民党在大陆是怎么失败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作者曾写过著名的《雪白血红》，上本书写的是“四野”在东北，新书则是全景写“四野”南下的过程，全书的精华是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电文以及作者对当年参战者、各级指挥者的口述采访，提供了“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大量生动的细节。
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横跨大陆和台湾两个时代的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该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根据作者当年的日记而写成。
我读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篇长文，作者李黎是台湾女作家，却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她潜心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刚开放不久的蒋中正日记，写下《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作者具有敏锐的历史感，文中大量摘抄蒋氏日记，提供了一份非常完整的1949年蒋的心理图录。
这三本书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1949年国民党大厦倾覆，使得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夺取了天下？
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应该说，毛泽东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例如国民党著名军事将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1949年1月亡命于淮海战场。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一项奇迹。
二、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军队；后者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方面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的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的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至于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更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抗战胜利，中国进人“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在东北，因长期遭受日本统治，老百姓的“正统观”更为强烈。张正隆的书中引述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揭．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在辽宁海城起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在该师一个有139名士兵的连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人”。
至于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虽然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的问题。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如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
1945年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甚至是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也不完全了解或支持中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牟宗三担优时局将有巨变，经常与左倾学生争论，甚至担心未来会落于王船山、朱舜水之处境，而唐君毅则认为不至于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中间派为数更多。1943年4月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
两年后的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这可能是他在大陆时代最后一次得到青年的欢呼。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秋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她的书中还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就是到了1948年12月，在学生中，也就只有3 . 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是有批评也有期待，中间派知识分子占多数。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同情国民党的，至于其他知识分子，更多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宜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完全不占优势，但是，中共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日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中共方面的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万部队就扩大为30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一直跟着到了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没有负担，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民党军队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于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
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一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打中共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使得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三、1947年后，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造成不可挽回的军事失败，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国民党的局势开始严重恶化，即如毛泽东所说的：1946年跟国民党是小打，1947年7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1948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由此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优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持续的战争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1947年12月25日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而在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截乱”，但是大选照常进行，南京市内，“各派系你争我斗，立法院内各派系人马为提名副院长事争执不休，好像战争远在天边”。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概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
蒋介石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有意愿，即便是半心半意，这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在重庆，毛泽东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回延安后，毛泽东又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文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出现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胡秋原说，“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提及一石米价已达4000万元（1948年8月14日）。8月15日，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胡秋原说：“一时全国人民热忱反应，甚至乡下的老太婆也将所藏金耳环送到银行换取金圆券”，他认为，“这表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所谓“国家还有可恃的人心”。蒋介石日记也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而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白先勇也是这个看法：首先在东北被困住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蒋介石认为，应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借美英力量等来制约苏联和中共。然而，这些都是他的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已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动员民众、施惠于民众有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似乎趋于麻木”。刘述先回忆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流行看《观察》杂志，舆论普遍僧恶国民党贪污腐败，他那时虽是中学生，也感知国民党的江山将不保。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的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张正隆的书上引用当年解放军干部的口述资料写道，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
造成如此局面，是何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共军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方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宜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国民党在政治上更不行，对美公关很差，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精神几乎崩溃。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5 . 7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1 . 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3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而相比较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对美工作做得十分细腻。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6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介石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祟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介石并斥责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傍惶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他在日记中还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豪无所得耳，培养二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城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内战初，蒋介石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 ,“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前线指挥官就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怎么能追得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极大地限制了战场主官的灵活性和能动性，1947年6月，国民党颁定“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也说行动秘密和迅速机动的重要，但是蒋介石却具体布置作战部队是否带重武器装备的问题。邱清泉向蒋报告，因装备太重，行动迟缓，错过战机，蒋介石则训示：“重武器如一时不易留后，亦需编配在一个旅之中，而将其他两个旅完全成为轻装备之机动部队，方能适合目前战役之要求”，蒋介石的指示细密具体到如此程度，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幸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而且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直至解放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间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返观国军将领，“贪婪怯懦，毫无生气”（陈诚语），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诿，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解放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解放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清泉为蒋介石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他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向他求援，邱清泉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作有计划部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钩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共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人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地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对于国民党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已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介石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祟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介石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幸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如此观之，蒋介石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祟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等大失所望。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
几年来，蒋介石主持了许多会议，诸如六省剿共检讨会议，也多次组合军事指挥机关，把绥靖公署改成绥靖区等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先从速战速决，到全面戡乱，再到分区防御，又到总体战（军事、政治、经济），全都无济于事。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于是，1938一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人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耍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兰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功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人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1938年后，有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有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迫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的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的“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也是其黄埔的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同虚设，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人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地下人员渗人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
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粤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夹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庸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杨尚昆所言极是，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年才安全脱身。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以九份绝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提出人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虽名气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人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直到1980年，历经35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在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也曾和中共沟通，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1948年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还急电巴黎，将其老友汪德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
1948年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人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是韩炼成。他于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其率领的四十六师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韩浚等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成由共方情报人员陪同并在其身边掩护，利用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一命的特殊关系，再度潜回南京到蒋介石的身边工作，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的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介石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有国民党情洽人员的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在韩炼成被解放军派回南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国军整编第四十六师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注意。中统局长叶秀峰也对韩炼成旁敲侧击，甚至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未听进去，只是在1948年4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情报，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炼成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正是因为有了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人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就是尽人事，却无力“补天”了
1948年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是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责美国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苏俄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美必后侮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介石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3月7日，又大骂李、白：“革命纪律与党德全为李宗仁等扫地殆尽，白逆之罪恶更大”。到该年底，蒋介石设局以阁揆之位诱白祟禧去台，还派人携其信函及金砖去海口慰问白崇禧及部下，白崇禧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李被蒋的假象菠骗，白崇潜遂在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台湾，从此没离开台岛一步，以后在台的十多年一直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控。
蒋介石下野后隐息于奉化，遥控各地，最关键的事，还是细密安排布局。早在1948年12月底就任命陈诚为台省最高负责人，统领三军，俾使白己和“党国”保有一后方基地。蒋对空军，更是亲自部署，在溪口多次密见空军司令王叔铭，更指令陈诚，对撤退来台的空军及其眷属，应特别协助安置，如有必要，经费可先津贴，准予报销。此举极为重要，当“两航”宣布在香港起义后，国民党能用上的就是军机，若没有军机往返台北和大陆，不知有多少国民党军政大员要落人解放军之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月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将失信心，兵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打败国民党，是从1946年7月算起，但到1948年11月，毛泽东看到新形势了，就改说：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到了国民党那里，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内部盛传就成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以这句话做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让国民党“从容做好充分准备”，但实际上，“大家对军事都缺乏信心，各人做各人的打算”。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
1．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
2．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3个兵团，共12个军，总兵力40万。
白崇禧部号称善战，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林彪以“四野”90多万对付白祟禧部。毛泽东说；“白匪本钱小，极机灵”。毛在1949年9月9尽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有实力，毛泽东看重他，对其尽量争取，毛泽东对白祟禧派去特使，也是前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长期在桂系和共产党之间协调沟通的刘仲容说，白建生很喜欢带军队，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毛泽东甚至说，我们过江后……只要白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中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包抄白祟禧的后方广西的战略战术来消灭白部。1949年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4个师，约4 . 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残军逃往海南岛，两万多家属在钦州被解放军截住，而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逃难到那儿的一千多家属被当地村民剥去衣物，裸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片哭嚎声。白祟禧和蒋介石虽然矛盾甚深，最后还是归去台湾，白祟禧没有相信毛泽东所说的，“三年不进广西”的口头承诺。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毛泽东鉴于胡宗南重点防守秦岭，下令以大迂回，从贵州、川东南人川，以断其南逃之路。1949年11月，胡宗南已开始南撤，进入川北。蒋介石一向偏爱胡宗南，在1948一1949年，曾亲笔写信给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请王为他本人帮忙，把胡宗南部的缺额补齐，王陵基无奈，只得将其好不容易强征的、准备留给自己保命的保安团共8万人送给胡宗南。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1949年4一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举大要者，有东南防卫计划，广州保卫战，还有西南保卫战，说起来轰轰烈烈，其实也就是尽人事而已。1949年4月24日，陈诚拟“我军今后作战计划”，提出国军以持久战为目的，将确保广州和重庆两大陪都，沿浙赣路和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区准备第二抵抗地带，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
蒋介石还向白祟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的计划：调胡宗南从陕西后撤人川北，以宋希濂部护卫川东，调华中的黄杰增援贵州，使川黔与两广联系起来，再使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肩顾湘南和粤北，调驻海南的刘安棋兵团的两个师到广州驻防。蒋介石的这个方案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1949年6月，阎锡山内阁成立前，专程赴台向蒋介石请教，蒋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在解放军大举进攻之际，蒋介石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对策，却空谈发展，述孔迂阔，完全不切实际。
进人10月，大陆河山已大半易手，10月12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亲临重庆坐镇指挥，蒋口称保卫大西南，却让阎锡山内阁财政部长徐堪从台北直飞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银行的仅有的周转资金80万银元。此时蒋介石已众叛亲离，手下都做叛蒋起义的准备，蒋介石心中全知。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郊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当天日记记载：沿途车辆梗塞，宪警已无法维持秩序，一般民众更焦急仿徨，令人不忍卒睹。同日，解放军攻抵南温泉，蒋不得已决赴机场宿营，“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蒋介石抵机场后，即登“中美号”上夜宿。第二天一早，“中美号”专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与解放军相距仅20里。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之前，10万银元因送不上飞机而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送给了解放军。连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部长，也抢不上飞机，而是坐卡车逃到成都的，差一点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1949年12月1一10日，是蒋介石一生在大陆的最后10天。王陵基每天见蒋介石几次，蒋总是讳莫如深，听不出他一点口气，他身边的亲信也闭口不谈，王陵基只是每天见着蒋介石对着军事地图发呆。
蒋介石在成都，指令他的专机成员不准下机，随时准备逃跑，新近披露的蒋介石的日记提到，文武官员要他尽早离蓉去台，而蒋之所以多留在成都四五天，乃是“为了掩护胡宗南部队的集中”，但因卢汉、邓锡侯和刘文辉起义，他对胡宗南的掩护作用已失，他才飞返回台。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往台北。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也是应了那句著名的诗词：“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限江山！”
蒋介石虽然心情悲痛，可是他有飞机，说走就飞走，其他高官都在为一个机位而发狂，“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200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部长、次长、司长，包围阎锡山大吵大闹，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无法用笔墨形容”。所幸，阎锡山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腕”，最后答应拨五驾次包机，让这些“国大代表”成行，每人还发给黄金一两、银元40做生活费，使他们去台湾后成为“法统”的象征。
在蒋介石离开前一天，“行政院长”阎锡山等一批要员也飞离成都逃往台北。阎锡山在太原解放、解放大军已渡江、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1949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后也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和成都。12月9日，阎内阁的“财长”关吉玉和“次长”陈良通知王陵基去领几万两黄金，王不想去，因为他觉得此时黄金也没啥用了。这笔钱，原是在阎锡山和顾祝同的要求下，陈诚每月从台北拨5万两黄金做西南国民党军队的经费和其他开支，首批10万两于11月23日运到成都，改铸小条。到11月底重庆易手后，台北方面就不给了，由于阎锡山和顾祝同力争，蒋介石也同意，陈诚才如数又拨来，阎锡山交给王陵基4万两，留在成都制币厂化整为零进行改铸，因为还没改铸好，想运回台湾又没有飞机，就留给王陵基。就在12月9日，陈立夫、朱家骅与阎锡山搭同一班机离成都逃台时，在川与鄂交界处，遇到气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堕落七百尺，不能前飞，只能回返成都，机师将情况宜布，陈立夫望见机下灯火一片，还以为要降落在已解放的汉口，掏出手枪，准备一落地就自杀，当发现还是飞回了成都，才放下心来。后来方知，阎锡山在机上载金条几十箱，使飞机超重才险些出事。第二天再起飞，阎锡山宁可减少卫士数人，也坚持要把金条全带上。
1949年12月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取胡宗南部大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在榆林港机场降落。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此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加之成功策反，使国民党军大批倒戈，正所谓“一片降蟠出石头”，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至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
胡宗南部不战而降使蒋介石大受刺激，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把一切责任推给胡宗南：“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彻底失败绝望矣”。12月28日，胡宗南派罗列飞台湾面见蒋介石，报告其离蓉赴琼的经过，蒋并亲笔手书指示胡宗南：“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全在吾弟一人之身”，命胡宗南速飞西昌，“单刀前往，坐镇其间”。胡宗南于30日飞回西昌，其时他的部队尚未到达，只有此前从汉中空运至此的700余人，到了1950年1月中旬，才有1万胡宗南的残部集中到西昌。1950年1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西昌传达死守命令，要胡宗南“死中求生”，并转告胡：“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从1950年2月8日起到3月23日，台北向西昌空运弹药七次，共40架次。只是国民党大势已去，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完全包围西昌，国民党军只剩下1万多人。
要不要派飞机救出已陷人绝境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蒋介石是有考量的，12月16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了顾祝同，但是王陵基和台北通上无线电电话后，请求派飞机来接他，却没有得到回音，王陵基只得和胡宗南的部下第五兵团的李文会合一起往西边逃，但在新津、大邑一带的李文部已被解放军包围。本来在12月9日，王陵基还是有机会随杨森、孙震同机逃台的，以后顾祝同也叫他同机走，但他不敢不听蒋叫他和胡会合的命令，谢绝登机，没想到和胡宗南已失去联系，王陵基最后被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本来对胡宗南极为恼怒，一度想丢下他，要他与残军共存亡。直到3月26日，蒋介石才默许派出两架飞机前往西昌。次日胡宗南和贺国光飞海南岛返台湾，而贺国光言，胡宗南有自备专机，另台湾飞来一机，1950年3月26日晚，在西昌当地土司的掩护下，当解放军逼近时，适遇地方土司截击，将其阻于河对岸数小时之久，彼等始得起飞，否则实无法脱逃。胡宗南、贺国光逃台，留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罗列指挥余部。3月30日至4月1日，西昌残军全部覆没，罗列化装继续流窜大陆4个月，才辗转逃回台湾，后获蒋介石重用。
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六、面对大失败，蒋介石强忍支撑
国民党统治的覆亡，使蒋介石痛苦万端，他实际上几次想寻死。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飞澎湖，见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难忍，在日记上写道几乎想“循迹绝世了此一生”，他又在1949年6月13日的日记写道：“念大势忧心如焚，几乎不知人生有何意义矣，抑郁闷损莫可言状。1949年10月10日下午，蒋介石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均面黄骨瘦，不见一强健之人，病兵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蒋介石极为痛苦，“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这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但是蒋介石的意志力和自我调节的本领也是罕见的，他居然还能在土崩瓦解之际随时体会环境之美，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自澎湖马公飞高雄。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台清，当天日记记载：“到冈山下机……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背山面海，坐北向南，林木葱笼，神悦心怡，不胜自得之至。”同年12月10日，蒋介石最后辞别大陆，从成都飞往台湾，虽然心惰沉重，以致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但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陈诚——作者注）同车到草卢寓（今阳明山招待所——作者注）。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1949年12月底，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他心有所感地在日记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
现在知道，使蒋介石在大难当头坚持下来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日记显示，宗教信仰，是支持蒋介石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支柱。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他即在日记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愈者必皆成功也。”1947年5月，长春之战进人关键时刻，蒋介石在每日的早祷和晚祷之外，“午未之间与子丑之间又各增加祷告一次”。日记中记载：“自觉对天父、对基督皆专诚无贰，故时势虽艰危万分，而心神安定如常。”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优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1949年1月1日，就在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的同时，已准备再度下野的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脸，过遇无数的凶险，叶于上帝和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苟日断，日日新，又日新。”令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性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德以平安渡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基督的信徒自誉。
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而言，1949年堪称是“存亡绝续之交”，是其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的一年，蒋介石以宗教为支撑，也以宗教为安慰。面对大失败，1949年12月底，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游日月潭，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能在台湾有一块安身之地“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同日，在国内外时局感言中，蒋介石写道：
本年忧患重重，于内奸外敌包围之下，而竞能出死入生，坚韧不撼者，实由于上仓之眷佑，乃得抗拒魔力，脱离此无比之艰险，而《荒漠甘泉》一书，对余亦大有助益，因此信心益为坚定，毫不为之动摇也。
有资料透露，在当年“党国”前途命悬一线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也似有似无地预留了退路，他的机要秘书周宏涛曾让驻日使团团长朱世明在日本安排一下，后朱世明回复，在箱根找了一处前亲王的故宅，蒋介石没回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很快战争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年3月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1949年7—8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25人。
“四野”在7月，仅病亡就有652人。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很快蒋介石就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计九点，其中之一乃是“军队投机、投降”,“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七、结论
蒋介石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政治人物，日记显示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本文不去综论他一生的成败，而是集中谈了他在内战后期军事上的失败，在那个年代，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特别是他亲掌国军“戡乱”行动，就像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和统帅，亲掌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一样，他们两人的见识、气局、才能对国共的兴衰胜败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否认，蒋介石的个性有许多缺点，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例如：在需要做决断时，有时优柔寡断，但是他确实又具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素养——有强烈的使命感，个性执着，在许多时候，也颇有战略眼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预测和判断都是准确的。蒋介石也有着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甚至也懂辩证法。1944年5月，华中对日作战战场情况紧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效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日反认为是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者耳，何自苦乃尔。
他就是这样，把矛盾论和修身结合了起来。
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和古之圣贤钦慕者，关公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叹一生不能如关公之大雅，但此心此志无不以关公之志节自勉。”尽管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地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对他的学生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他教导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学员，要有“数”的观念，注重时间和空间。蒋介石甚至不厌其烦地叮嘱他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仪容、态度、精神和气概”，然而，他的军队——有文化、有仪容的军官率领的国民党军最终却战胜不了由文盲和半文盲组成的解放军。
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应该说，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张正隆：《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张正隆书”。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可2003年版，以下简称“周宏涛书”。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载lnk，第5卷第1期，总61期，台北县：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公司2008年9月版；此文又被大陆的《万象》2008年第11期（总111期）、第12期（总112期）摘要转载。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2006年版）。
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探讨》，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第103页。以下简称“林桶法书”。
林桶法书，第108页。
林桶法书，第107页。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5年9月23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10页。
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09页。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已转函马歇尔特使并说明政府不能容忍共党缺乏诚意电》（1946年5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册（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印行，第128—129页、第131页。
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方向》（1946年6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第321一331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45页。以下简称“杨奎松书”。
张正隆书，第277页。
高戈理：《灵魂裂变之旅：188万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述要》，《香港传真》2009年第26期，第13页。
《毛泽东在重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书，第517页。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50页。今天知道，此文是中共派在傅作义身边潜伏的情报英雄阎又文奉周恩来的密令而写的，意在使阁又文获得傅作义的信任。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台北：1978年10月31日，第300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903—904页。
胡家珊：《中国的内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胡素珊：《中国的内战》，第98页。
另参见《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24日），载《辽沈战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8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6页。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57—463页。
杨奎松书，第637页。
张正隆书，第87页。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版，前言，第1—2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33页。
茅于轼说，在杭战后，“我亲眼看见的，国民党的军队是抓壮丁抓来的”,“国民党怎么抓壮丁？他在农村赶集的时候一围，然后就把那赶集的年轻人给抓起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兵源。这些人当然是想逃回家的，所以那些被抓来的壮丁是围在圈子里头，四周都有人拿着枪看着。被抓的这些人用绳子一个一个捆着连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排着队上厕所，受的是一种非人的待遇．这是我亲限看见的。你说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你能给他枪吗？你能训练他吗？没有可能打赢的。所以说，国民党从装备，人数，打仗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了那么多仗），将才的素质来看．什么条件都好，就是这军队不行，打仗不行。”《茅于轼对卢跃刚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报告的评议》，http：//www.tecn.cn,2009—03—05。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四川省政协文史资科委员会、成都军区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页。
蒋介石：《上年度党政军工作之总检讨》（1943年1月1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第4页．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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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杜1994版，第267页；转引自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一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8月版，第161一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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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忆钱纳水之二：仓惶辞庙，逃出武汉》，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0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5页。
《胡狄原忆钱纳水之二：仓惶辞庙，逃出武汉》，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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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隆书：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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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十，第208页。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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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5年3月25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78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0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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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徐永昌日记》第八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62一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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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10月22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145页。
蒋介石：《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1949年11月12日》，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01页。
蒋介石：《国军将领的耻辱与自反》《1947年6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第135一138页，转引自扬奎松书，第685页。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1月10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2—283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3页。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272—273页。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9月第8版（订正本），第217页。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272页。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310页。
张浩的小册子又称《党的策略路线》，是其在延安抗大的讲稿，主要论述在抗战的环境下共产觉如何将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1938年后“中统”发现此书，为“中统，在抗战后首获的中共秘密文件。小册子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由军委会加以大量翻印。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30一131页。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7页。该书有习仲勋、马文瑞题词，叶子龙贺辞，汪锋作序。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第96、101页。李茂堂因历史问题和被怀疑进行特务活动在1950年被捕，1953年患病出狱治疗，不治身亡，终年46岁。1981年获平反。王超北于建国初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后调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1962年因一篇有关“西安情报处”的回忆录而被捕。被打成“叛徒”关押于秦城监狱，1979年出狱，获平反。
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第48页。
《人民日报》1988年9月14日。
百度百科“沈安娜”条，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558.htm。
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熊丸先生访谈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0页。
《郭汝瑰回忆录》，第355—386页。
《郭汝瑰回忆录》．第389、434一435页。
李大章（1900一1976)，为中共元老，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省省长。1921年初抵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任川南区党委书记，川南行政公署主任．川南军区政委．管辖1350万人口，是该地区第一把手；另见《郭汝瑰回忆录》，第386—387页。
《郭汝瑰回忆录》，第388页。
杨奎松书，第465页。
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
严如平：《民国薯名人物传》，第649页。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况》，《辽沈故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年版，第12页。
韩兢（韩炼成之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炼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韩兢（韩练成之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炼成》，《百年潮》，2005年第7期。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8年9月25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281页。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3月7日，转引自林捅法书，第281页。
谷正文：《我奉命暗杀白崇落的经过》，载香港《文学与传记》第2期，1999年5月15日，第3页。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之《事略稿本》，1949年1月6日，转引自林桶法书，第351页。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05页。
高纯淑：《胡宗南与东南沿海作战——以〈胡宗南日记〉为中心的检讨》，台北：载“国史馆”编：《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时论会论文集》，2000年印行，第76页。
张正隆书，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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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593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书书局1994年6月版，第322一323页。以下简称“陈立夫书”。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85页。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2页。
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1页。
刘维开：《阎锡山组阁经过之探讨》，载“国史馆”编：《1949年：中国的关健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0页。
周宏涛书，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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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无可奈何花落去——记四川解放前夕的情况》，《回忆四川解放》，第615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94—376页。
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备总司令贺国光认为胡宗南是“私飞海南岛”，见《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春秋中文杜区http：//bbs.cqzg.cn。原文为《刘文辉投共与西昌徽守》，摘录自《口述历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的《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
蒋经国1949年日记《危急存亡之秋》中记载，胡宗南逃琼是12月16日，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15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秦孝仪总偏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10页。
张玉法书，第488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7页。
张玉法书，第488页。
原国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西昌．备总司令贺国光口述：《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春秋中文杜区http：//bbs.cqzg.cn。原文为《刘文辉投共与西昌撤守》,摘录自《口述历史》第7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的《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
周宏涛书，第183页。
陈立夫书，第374页。
周宏涛书，第166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89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2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4页。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214页。
转引自黄清龙：《大溃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513页。
周宏涛书，第177页。
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12页。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23页。
转引自杨奎松书，第625页。
张正隆书，第226页。
张正隆书，第236页。
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第95页。
转引自黄清龙：《大清败前夕——1949年的蒋介石》，台北：《中国时报）2008年8月8一12日，新华社编：《参考消息》2008年9月17日转载。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529页。
秦牵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77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0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匆稿》卷五（下），第669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0页；另见《蒋经国自述》，第299—300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5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94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印行，第141页。
余英时：《序》，《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