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贫富差距
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是都流进了富人的口袋吗？发达国家的社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饱受贫富差距问题困扰，它们有此疑惑也显得情有可原。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11)把经济不平等称为“社会罪恶的根源”；奥巴马认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艰巨的挑战”。从2009年到2016年，《纽约时报》上带有“贫富差距”字眼的文章所占的比例翻了近10倍，达到了1/73。[1]
近年来新的世俗观点普遍认为，在过去10年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被世界上财富排行榜前1%的人悉数瓜分，而剩下的人要么在原地踏步，要么朝不保夕。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由于没有能够为全人类总体的福祉做出有效的贡献，我们在前一章中探讨的那些财富似乎也就没有那么让人觉得讨喜了。
贫富差距一直被左翼政党挂在嘴边，2007年的那一轮经济大萧条后，它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发生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除此之外，它还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的契机，桑德斯以社会学家自居，想为普罗大众鸣不平：“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社会道义的角度来看，一个少数人富足而多数人赤贫的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亨通昌盛。”[2]不过造化弄人，敢为天下民众谋福祉的桑德斯结局黯然，命运女神最终垂青的是另一名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后者认为美国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且把工人阶级财富的缩水怪罪于非法移民和国际贸易，而只字不提华尔街与富人榜上那前1%的人。虽然原因不同，不过从极左到极右的各个政治党派一直以来都对贫富差距巨大的现状颇为不满，对现代经济结构的愤世嫉俗让他们同仇敌忾，握手言和，共同促成了让美国这位近代最激进的总统在选举中横空出世的结局。
那么，贫富差距拉大当真会让劳苦大众赤贫如洗吗？毫无疑问，如果与1980年左右的历史低点相比，现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的确都有所拉大，这种趋势在美国和某几个英语国家中尤甚，超级富豪和普通居民犹如云泥之别。[3]
经济学上常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介于0和1之间，0代表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相同的财富，而1则代表社会的财富全部由一个人掌握。现实世界中基尼系数的最小值为0.25，它代表了某些国家在收入分配上严格奉行的平均主义，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居民们结算完税收和福利津贴后的收入水平；而最大值约为0.7，它代表了严重偏颇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南非就是个中典型。在美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不计税收和福利的情况下）从1984年的0.44上涨到了2012年的0.51。
贫富差距还可以用特定比例的人口所占有的社会收入比例（百分比）来衡量。以美国为例，从1980—2015年，财富排行中前百分之一的人口所占有的收入比例从8%上升到了18%，而这两个数字在前千分之一人口中分别为2%和8%。[4]
在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实为数众多）上，贫富差距难辞其咎，要想对抗贫富差距引起的严重后果就要对由它煽动的社会乱象了然于心，例如，贫富差距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限制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它极高的复杂性给相关的分析和研究雪上加霜，试想对于100万人口的群体而言，几乎总是有999 999个人没有享受到和最富有的那个人一样的公平，探讨贫富差距的书籍在市场上俯拾皆是。有鉴于太多的人被市面上那些反乌托邦论调的书所淹没，他们把贫富差距误解为现代化的瑕疵，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视而不见，我在此特意安排了这一章节，就贫富差距的问题稍作讨论。我将从许多方面举证，向读者们展示那些观点的谬误之处。
被误解的贫富差距
要理解贫富差距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收入的平等并不是完满生活的必要前提。光是从平等的角度来说，财富与健康、繁荣、知识、安全、和平以及其他在有关进步的章节中探讨的议题都不同。至于个中缘由，我们可以通过一则从苏联流传出来、老掉牙的笑话里窥得一二。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伊戈尔和鲍里斯，两个家徒四壁的农民。他们两家都靠着自己芝麻绿豆大的土地里那一点儿可怜巴巴的收成勉强度日。鲍里斯家有一头皮包骨头的山羊，这是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有一天，一名仙子出现在伊戈尔面前，承诺兑现他的一个愿望。结果伊戈尔说：“我希望鲍里斯的山羊死翘翘。”
如你所见，这则笑话的中心意思是想要表达，除了能够安抚伊戈尔酸溜溜的妒忌之心外，平等并没有能够改善这两个农民紧巴巴的苦日子。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2015年出版的书《论贫富差距》（On Inequality）中[5]，对这个论点做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法兰克福提出人们厌恶和抵触的并不是“差距”，而是“贫穷”。如果一个人健康长寿、笑口常开，生活有滋有味，那么无论街坊邻里的收入有多高、房子有多气派、家里有多少豪车，在他或者她看来总归都只是毫不相干的别人的生活而已。法兰克福在书中写道：“从道义上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每个人得到的东西是否‘一样’，而是是否‘足够’。”[6]的确，对经济平等狭隘的执念会让我们误入歧途，杀死鲍里斯的山羊只能实现平等，但只有让伊戈尔也得到一头山羊才能真正改善两人的生活。
对贫富差距的误解可以看作是一种总量谬误（lump fallacy）的变体。总量谬误是指认为财富总量有上限的固化思维，如果把社会财富分配比作瓜分一具羚羊的尸体，那么这种分配就只能在零和博弈(12)的框架内进行，如果有人多拿一份就意味着社会中有其他成员会少拿一份。而我们刚刚在上一章节中看到，财富的特点并非如此：自工业革命伊始，财富就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7]换句话说，当富人们在社会中青云直上的同时，穷人的生活也在蒸蒸日上。甚至于专家们也难逃总量谬误的窠臼，不过对他们而言，犯下这种错误想必更多是出于修辞行文的需要，而不是概念上的混淆。
2014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成了后来人们声讨贫富差距的尚方宝剑，他在书中写道：“与过去相比，世界上相对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仅为总数的5%，与1910年的比例相当。”[8]可是财富总量已经今非昔比，当今世界的财富远远超过1910年，所以，倘若相对贫穷的半数人口当真拥有这个社会5%的财富，那么他们可比从前要富裕得多，怎么说也不是“没有得到改善”。
总量谬误更糟糕的影响是它让人们盲目而普遍地相信，腰缠万贯的富人肯定是做了巧取豪夺、伤天害理的勾当才能在社会上高人一头。为此，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形象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站不住脚。[9] J. K.罗琳是现今世界亿万富翁俱乐部中的成员之一，她是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该系列的销量在全球超过了4亿本，随后还被改编为热度与小说相比几乎不分伯仲的同名系列电影。[10]不难想象，对于这将近10亿人次的流量而言，如果每人次通过购买平装版的书籍或者电影票，并为享受《哈利·波特》所带来的欢愉支付10美元，即便罗琳只抽取其中的一成，也足以让她成为身家10亿的富豪。
社会财富由于在某个个体上的聚集而偏向了不平等，但是罗琳并没有因此让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打折扣，不仅没有，反而颇有助益，不过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每一个富人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罗琳获得的财富不能完全由她的努力和才能来衡量，文学造诣和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欢乐也未必就让她的身家显得天经地义；没有任何机构会站出来裁决说，罗琳就该为她所做的贡献而富甲一方。数十亿书迷和电影爱好者心甘情愿地为她的作品买单，亿万的财产只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诚然，除了贫穷之外，贫富差距本身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人们焦虑的根源。可能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像伊戈尔一样，他们的快乐不是基于绝对意义，而是建立在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比较的基础上。当上流人士中有人富可敌国，其他人就自然会感到矮人一头，如此说来，贫富差距的确能够让人们罔顾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裕的事实，降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它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比如社会比较理论、参照群体理论、身份焦虑或者相对性匮乏。[11]不论叫哪个名字，都应当客观看待类似观点。
假设有一个叫塞玛的人，她是一名生活在偏远乡村、目不识丁的村妇，塞玛的先辈们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她的孩子中有一半因为疾病而夭折，和她认识的大多数人一样，塞玛很可能活不到50岁就会寿终正寝。现在我们再想象有一个叫莎莉的人，她生活在某个富裕的大都市，受过良好的教育，造访过许多大城市和自然公园，她的每个孩子都茁壮成长，活到80岁对她来说毫无悬念，唯一的缺憾是她固着于中产阶级底层，攀升无望。不难想见，见识过如山财富的莎莉很可能会为奢靡生活的可望不可得而倍感有心无力，终日郁郁寡欢，她甚至可能还没有塞玛生活得开心，因为让后者欣喜若狂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小小的恩惠和奇迹。即便如此，谁都不会妄言莎莉的生活比塞玛的差，也不会有人妄自揣度，认为塞玛的生活最好永远维持悲惨的现状，因为和朝不保夕的生存条件相比，嫉妒邻居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的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12]
说归说，这样的假想总归意义有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莎莉们的生活几乎毫无意外地要更幸福一些。早先流行的观点认为人们在校准自己心中的幸福感量表时，会以生活条件优渥的同胞作为参照，他人生活的优越会相应地使心理基线也水涨船高，但是这种对自己财富视若无睹的行为是一种曲解，我们将在第18章里看到，相对富裕的个人或者居住在相对富裕国家的居民（整体而言）要比生活相对拮据的人更幸福。[13]
不过，问题是即便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感，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与他人生活条件的悬殊差距是否会让这种幸福感大打折扣呢？在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畅销书《不平等的痛苦》（The Spirit Level）中，作者指出谋杀、监禁、未成年人意外怀孕、婴儿早夭、身心疾病、社会信用崩坏、肥胖症和药物滥用等社会问题的发生率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里相对更高。[14]他们认为是贫富差距导致了这些社会弊端：社会不平等会让人们感觉社会由赢者通吃的规则主导，人微言轻的压力让人身心俱疲，不惜铤而走险。
这本书一直被戏称为“左派们的万物理论”，它的弊端与其他理论一样，在于把错综复杂的事物联系大刀阔斧地砍成了单一的原因。首先，人们显然没有因为自己没能成为像J. K.罗琳或者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那样职业专精、生性浪漫并且取得巨大社会成就的人物就深陷竞争焦虑无法自拔。不仅如此，收入分配方式只是奉行经济平等主义的瑞典和法国与寡头经济集团横行的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之间最表浅的区别。那些我们所谓“平等”的国家，它们往往更富裕、公民受教育的水平更高、政府职能更完善、公民的文化认同感也更强。所以如果真要深究贫富差距与居民幸福感（或者任何形式的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从贫富差距到幸福感，中间牵扯到许多方面的原因，谁都知道住在丹麦会比住在乌干达更有可能过上好日子，而这不是仅仅靠贫富差距就足以导致的结果。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选取的样本均为发达国家，但即便如此，单就他们选取的样本而言，贫富差距与幸福感的关系也会因为组内甄选比较的数据不同而摇摆不定。[15]事实上，富裕但是贫富差距明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拥有比相对贫穷但是平等的国家更健康完满的社会发展环境。
给不平等理论判死刑的要数社会学家乔纳森·凯利（Jonathan Kelley）和玛丽亚·埃文斯（Mariah Evans）所做的一项研究，他们研究的样本涉及来自68个国家的20万人，时间跨度超过30年，最后的结论否定了贫富差距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联。[16]在第18章我们会具体探讨如何测量居民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凯利和埃文斯对公认的、会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做了标准化处理，包括人均GDP、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宗教信仰，只留“贫富差距”作为变量。他们发现贫富差距造成幸福感降低的陈词滥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平等非但没有让人们垂头丧气，反而使他们焕发生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是不平等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反而越高。两名作者认为，哪怕贫穷和社会不平等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会沉浸在嫉妒、身份焦虑和相对性匮乏的感受中，他们也常常因为生活充满希望而把这些负面情绪抛在脑后。不平等是机遇的象征，教育和其他社会上升通道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才会被投机者以及他们的子女视为兑现翻身允诺的手段。而在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大小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贫富差距和完满生活的关联让人难以捉摸，而我们在探讨相关的问题时又经常混淆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不平等和不公正混为一谈。许多心理学实验都让我们看到，人类，包括年幼的孩子，倾向于在分配意外之财时计较形式上的绝对平均，即使有时候这需要牺牲所有人获得的福利总和也在所不惜。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们称为“公平偏好”：即均分财富的强烈执念。
不过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斯塔曼斯（Christina Starmans）、马克·谢斯金（Mark Sheskin）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他们新近发表的文章《为何人们更青睐不平等的社会》（Why People Prefer Unequal Societies）中重新审视了上述的那项研究，他们发现事实上无论是在实验室虚设的情景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更青睐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前提是他们认同分配制度的公正性。例如有人出了更多的力，或者有人奉献了慷慨无私的帮助，或者哪怕是公正但随机的彩票制度下有人中了大奖，只要理由正当，那么当事人获得高于众人的奖励和收益也就能够被认同和接受。[17]
“眼下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作者总结道，“可以佐证儿童或者成年人对非平均的分配制度怀有一视同仁的厌恶。”只要民众认为国家政府是贤能当道、论功行赏，那么即使存在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他们也能安心度日，而如果他们对当权者缺乏类似的期望和信心时则不然。叙事手段导致的对经济不平等的猜疑往往使社会实际的贫富差距在人们脑海中被成倍放大。别有用心的政客会以此谋求政治资本，典型的伎俩是竖立一些巧取豪夺者的靶子，煽动民众对他们的仇恨：福利女皇、移民、外国佬、银行家或者土豪，这些贬斥鄙夷口气的称呼所代表的人有时也相当于社会少数族裔。[18]
除了对个体心理有影响之外，社会不平等还被人们同数种社会层面的顽疾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停滞、金融不稳定加剧、代际流动性降低以及政治裙带关系泛滥。这些贻害社会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当从关联僭越到因果，在弄清楚确切的成因之前操之过急。[19]
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把当今社会的诸多弊病单纯怪罪于基尼系数，我怀疑这种认为只要解决社会不平等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想法是有失妥当的，它的效果甚至比不上针对每个具体的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比如，加大对研发和基建项目的注资以避免经济停滞、财政部跟进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增加能够提高经济流动性的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选举的公开透明度、通过金融系统重组消除已有腐败的恶劣影响，等等。金钱对政府履行行政义务的影响尤其致命，因为它几乎可以裹挟和曲解任何政策，但是钱权交易和社会不平等并不是完全等价的一回事。毕竟，如果没有选举制度的完善和改革，那么不管是赚走国民收入的2%还是8%，富有的政治献金捐赠者都能让政客们唯命是从。[20]
综上所述，经济平等本身并不是组成人类完满生活的必要维度，也不应当把它和不公正与贫穷混为一谈。接下来，让我们从贫富差距的道德意义转到它的历史沿革，看看它从过去到现在是如何变迁的。
基尼系数和社会福利性支出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财富不平等的成因，那就是现代化。人类社会在诞生之初一定是平等的，因为当我们的祖先还一无所有时，每个人都同样的贫穷，只是后来，在财富产生和积累之后，有的人才变得比其他人更富有。如此说来，贫富差距一开始并不存在，它与人类社会的财富相伴相生，随着后者的逐渐积累而慢慢扩大。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原型，乍一眼看上去，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似乎是高度遵从平等主义的典范。但是人种学家指出，坊间流传的盛行于猎人之间的平等主义情操不过是一种误解。
一方面，当今依然留存的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没有完全保留人类先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受到文明社会的排挤，不得不在荒凉偏僻的不毛之地勉强维持生计，游牧生活决定了他们只能轻装简行，迁徙生活容不得累赘的负重，遑论积累什么社会财富。以他们作为原始社会的代表来研究无疑是南辕北辙。至于定居的狩猎采集部落，以生活在太平洋西北地区(13)的原住民为例，由于当地物产丰沛，取之不尽的三文鱼、浆果和动物皮草催生了随处可见的非平等主义，部落里往往有世袭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们役使奴隶、热衷网罗奢侈物件，还会在夸富宴上炫耀和卖弄自己的万贯家财。
另一方面，虽然贫穷的游牧民族有分享猎物的习俗，因为打猎是一件要看老天脸色的活计，在别人空手而归的日子里施以援手才是防止日后自己饿肚子的最好办法，但是他们很少分享采集的植物性食品，这是因为采摘的规则是多劳多得，滥好人式的分享只会纵容好吃懒做的行为。[21]财富不平等是所有社会的共同属性，同样普遍的是人们对这一点本身的认识。[22]最近有一项针对狩猎－采集型社会财富（房屋、船只以及狩猎所得）的调研显示，这些部落“与原始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们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3，与美国2013年的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相当。[23]
当一个社会的财富日渐充足后会发生什么？绝对贫富差距（指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的产生几乎是数学上的必然。由于没有类似“收入分配保障部门”这样的权力机构，社会财富势必不会严格均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不论是因为格外好的运数、高人一等的技艺抑或是超乎常人的努力，总有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受时代机遇的垂青，并从中获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回报。
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贫富差距的拉大（相对值以基尼系数或者收入分配方式来衡量）并不是数学上的必然，但是几乎不可避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说，他认为国家的富裕程度与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呈负相关，因为国家发展让一部分人脱离了农业生产，当这部分人有机会从事薪酬更高的工作时，其他人的境遇不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最终潮升船起。当现代化进程取得的经济成果渐渐惠及所有的居民时，贫富差距理应缩小，它的整体走势犹如一个倒置的字母“U”。贫富差距的大小随时间改变的这种理论趋势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24]
我们在前面探讨国家间贫富差距的章节里就对库兹涅茨曲线稍有涉及。欧洲诸国驾着工业革命的朵朵蒸汽，从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贫穷的魔爪中完成了胜利“大逃离”，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正如安格斯·迪顿所见：“更美好的世界包罗千姿百态；脱离贫困往往伴随贫富分化。”[25]工业革命之后，提高生产力的工业技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信风刮遍全世界，其他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开始迎头赶上。在这场全球经济的“大会合”中，我们从亚洲国家GDP的腾飞（见图8-2）、世界收入分配曲线从蜗牛状变成双峰驼状再变成单峰驼状（见图8-3），以及极度贫穷人口在总人口比例（见图8-4）和绝对数量（见图8-5）上的跳崖式下降中多少嗅到了全球贫富差距缩小的味道。
如果需要确认由世界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缩小，即贫穷的国家比富裕的国家拥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对两者进行测量和比较的参数，符合要求的参数被称为国际基尼系数，它的原理是将每个国家等价视为一个个人。
图9-1展示了该基尼系数的演变，在所有国家都还贫穷拮据的1820年，当时的国际基尼系数仅为0.16。到1970年，拜一些富裕国家所赐，国际基尼系数蹿升到历史最高的0.56，随后正如库兹涅茨预测的那样，国际基尼系数的数值进入平台期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26]不过国际基尼系数稍微有些误导性，因为按照这个参数的定义，巴拿马公民与中国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被等同视之，而实际上前者的400万人口远远不及后者的10亿人。在图9-1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在国际基尼系数中引入了每个国家人口的考量。在加入人口规模的权重之后，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变得更为明显。
图9-1 国际贫富差距（1820—2013年）
资料来源：国际贫富差距：OECD Clio Infra Project, Moatsos et al. 2014；该数据代表各国居民的市场家庭年收入。人口标准化国际贫富差距：Milanović 2012；该数据为2012年和2013年当年数据，由Branko Milanović个人提供。
即便如此，国际基尼系数还是默认所有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相同，所有美国人都拿着美国的平均薪酬，凡此种种，都会让它估算的贫富差距远低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全球基尼系数，也就是不论国籍，把每一个人都作为计算基尼系数的独立个体，由于涉及跨越国家的居民收入比较，计算起来相当烦琐，不过在图9-2中有两条经过估算的曲线。两条曲线均以美元购买力为准，位置的不同是由于计算的年份有差别，尽管如此，它们的斜率趋势与库兹涅茨曲线如出一辙：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基尼系数一路攀升，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下降。虽然近来西方国家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人人自危，我们却可以从国际和全球基尼系数中看出，世界层面上的贫富差距确有缩小的趋势。虽然那还不是看待问题最直接的角度：使得贫富差距缩小的最主要因素是贫穷的式微。
图9-2 全球贫富差距（1820—2011年）
资料来源：Milanović 2016，图3.1。左边的曲线指示的是截止到1990年以国际元换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右边的曲线则代表从2005年开始，以国际元换算的基尼系数，其中包含了基于住户调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
当下给人们敲响警钟、人人自危的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特指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典型的代表如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变迁如图9-3所示。直到最近为止，两国国内贫富差距的变迁趋势都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贫富差距在工业革命期间逐渐扩大而后开始缩小，基尼系数先是在19世纪末缓慢下降，随后在20世纪中期急转直下。但是在1980年左右，英美两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与库兹涅茨曲线相当不契合的反弹趋势。接下来让我们对每一个阶段做详细的探讨。
图9-3 英国与美国贫富差距（1688—2013年）
资料来源：Milanović 2016，图2.1，人均可支配收入。
发生在19世纪的贫富差距扩大与缩小反映了库兹涅茨理论中经济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国家的发展逐渐将人口聚拢到城镇，而职业专精的工作意味着更高的薪水。不过基尼系数在20世纪急转直下（你可以叫它大洗牌或者大压缩）的原因要突然和猛烈得多。基尼系数在20世纪下降的时间正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重合，这并不是巧合：大规模的战争往往带来收入分配的大洗牌。[27]战争消耗资本，对生产活动釜底抽薪，抹消债权人的应得债务，还会让富人阶级承受更高的税赋，政府通过这些行政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用以支付士兵的军饷和生产军用物资的工人的工资，如此一来，势必会加重其他经济生产参与者的压力和负担。
战争不是唯一能够导致伊戈尔和鲍里斯式平等的人祸。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提出了“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大洗牌的‘天启四骑士’”：全民动员的战争冲突、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国家政权倾覆，以及致命流行病。除了蚕食社会整体的财富，四骑士实现财富平等的通常手段是屠戮大量的劳动者，随后提高幸存者的薪酬待遇。沙伊德尔总结道：“那些成日鼓吹进一步实现经济平等的人最好牢牢记住，财富平等的实现鲜有不给社会个人带来深切苦难的例外。你们许愿时可要小心！”[28]
沙伊德尔的警告有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不过，现代化国家已经悟出了一种更温和而良性的手段来减小贫富差距。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看到，市场经济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已知的、对抗贫穷最有效的手段。市场经济有天生的短板，它不待见一个国家中那些没有商品交换资本的个体：幼童、老者、病患、时运不济者以及所有无法靠自身的技能和体力换取体面生活的人。换一种角度说，市场经济长于最大化社会的平均福祉，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它鞭长莫及的角落和掉队的个体。国民对穷人的同情（这种同情里掺杂着生活优渥者对世事变幻的未雨绸缪），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己的部分积蓄来减轻贫困对社会的影响，这也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抗贫穷的政府资金不能是无源之水，必须取之有道。它们可以来源于企业税收和营业税，或者主权财富基金，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分级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才是政府资金的主要来源，分级的含义是对收入较高的居民征收相对更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能够承受相对更高的赋税压力。分级税收制度的最终效果相当于“收入再分配”，不过“再分配”这个叫法还不够确切，因为税收制度的目标本应当是扶持底层民众，而不是打压上层人士，然而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
那些指责现代社会麻木不仁的人，很可能对穷人在之前时代的孤立无援一无所知。当年那些社会和政府对贫穷困苦的熟视无睹并不是因为捉襟见肘的财政，事实上他们并不缺钱，只是用于帮助穷人的善款只占政府财政很小的比例。这个比例和今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初，欧洲诸国平均将1.5%的GDP用于资助贫困居民、教育以及其他转移支付。这已经是仁至义尽，因为在许多别的国家或者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用于同样目的的政府开支是零。[29]
还有一个可以说明现代社会在扶持穷人方面进步的例子。眼下，现代社会都会拿出政府财政的一大块用以支持居民的医疗、教育、退休金和收入保障。[30]从图9-4中可以看到，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在20世纪中期左右的数十年间快速攀升。在美国，该比例上升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施行的罗斯福新政，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原因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国家福利制度。如今，各国社会福利性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的中位数为22%。[31]
图9-4 社会福利性支出（1880—2016年）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Ortiz-Ospina & Roser 2016b，数据基于Lindert 2004与OECD 1985、2014、20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含了35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国家。
伴随社会福利性支出的爆发式增长，政府的职能悄然改变：在过去攘外安内的父权基础上，政府开始额外承担哺育民众的母性职责。[32]政府角色经历这种改变至少有几个原因。加大社会福利性支出的投入是资本主义社会用以讨好和拉拢国民的手段。以全民教育和公共卫生设施为例，这些社会福利项目不是特权阶级的囊中之物，而是惠及所有社会成员公共物品。许多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在力有不逮或者遭遇不测风云时，用来对抗不幸的底牌，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才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别称。此外，为人雪中送炭也是对现代人良知的告慰，街头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饥寒交迫中悲惨死去，冉·阿让为给饥肠辘辘的姐姐一家偷窃面包而锒铛入狱(14)，乔德在66号公路边上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祖父(15)，这些悲惨的结局可不是如今人们的软心肠可以轻松消受的。
如果每个人都拿出一部分钱交给政府，随后再从政府手中如数取回（扣除官僚机构的服务费用），这样的财政制度自然毫无意义可言，所以社会福利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经济地位相对不利的人，让经济状况相对乐观的人替他们支付部分生活开支。你可以称之为收入再分配、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受人误解颇深的是，崇尚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制度其实没有任何冲突。无论社会福利性支出的本意是不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至少这是它在实践中起到的作用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社会福利性支出的增长也是基尼系数下降的部分原因。
社会福利性支出证明了社会进步中不可思议的一面，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继续探讨一些重大进步。[33]虽然我本人对任何类似历史必然性、宇宙原力还有天道正途的论调都不屑一顾，但是某些社会变迁的现象似乎冥冥中确有神力为其保驾护航。当这些社会变迁来临时，总会有社会势力对它们万般阻挠，只不过到头来那些反对的声音终会落个功亏一篑的下场。社会福利性支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政府历来以其对任何形式的财富二次分配制度所怀有的消极态度而闻名于世。即便如此，它仍然把GDP的19%用于支持社会公共服务，虽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极尽所能，但是这个比例还是在连年走高。美国福利制度最新的扩展项目包括小布什的处方医改政策和由他的继任者奥巴马提议的医疗保险改革，后者也被称为奥巴马医改。
实际上，美国的社会福利性支出要高于表面的统计数据，因为许多美国人被迫通过雇主，而非直接通过美国政府缴纳他们的医疗、退休和伤残福利金。如果把这些私人收管的社会福利性支出也算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中，那么在35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美国社会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就可以由现在的第24位直接升至第2位，仅低于法国。[34]
虽然家长作风的政府姿态以及居高不下的税率很不讨喜，但是社会福利性支出还是很受人们的欢迎。社会保障一直被称为美国政客的高压线，原因很简单，谁碰谁死。坊间传闻说，一名愤怒的选民曾这样在市政厅议会上警告代表他的众议员：“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胆动动我的医疗保险试试（他指的是政府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项目）。”[35]奥巴马医改前脚通过，共和党后脚就把废除它立为自己的使命，但是即便是在总统之争尘埃落定的2017年，每一次共和党的废除提案都会在市政厅会议上被愤怒的民众们驳回，而站在民众背后的，是被他们的怒火震慑得心惊胆战的立法者。据说在加拿大，最受民众欢迎的两项国民级娱乐活动（除了冰球之外）分别是抱怨本国的医疗体系和吹嘘本国的医疗体系。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重蹈着发达国家一百年前的覆辙，它们对社会福利性支出锱铢必较。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分别占其GDP总量的2%和2.5%。不过富裕会让这些国家变得慷慨，这被称为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36]从1985年到2012年，墨西哥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在GDP中占的比例翻了5番，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巴西更是达到了16%。[37]瓦格纳定律描述了一种进步的姿态，国家政府没有在财富积累中变得独断专行、官僚主义膨胀。经济学家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发现，在1880年到2000年之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它们在涉及财富、医疗和教育的综合评分之间有强相关联系。[38]显然，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天堂，不需要背负社会福利的压力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39]
社会福利性支出与社会完满是有限度的正相关关系：两者之间的正相关维持到大概25%左右，而后社会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例如果再上升，它对社会完满的贡献甚至有可能出现下降。物极必反，在这点上社会福利性支出和世间万物一样概莫能外。保险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保险行业中有一种说法叫“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它指那些以为有保险傍身便可以高枕无忧的不靠谱投保人，他们往往会在生活中懒散懈怠甚至故意犯险，一旦弄巧成拙就指望着保险公司来替他们解围。由于保险公司的赔款悉数来自投保人的保费，如果保险精算师在海量金额的进出中犯了错误，或者赔款支出超过保费收入，保险公司建立起的业务链就会应声断裂。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福利性支出与保险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像是保险、投资和慈善的混合体，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居民对所在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感，而社会福利过度流向移民和少数族裔则会损伤这种同胞情谊。[40]护食心态是社会福利性支出的天性，并且会一直是政治力量间不断相互牵扯的原因。虽然没有所谓的“最佳数额”，但是发达国家一致认为社会财富二次分配通常利大于弊，为此它们愿意以巨大的国内财富总量为靠山，尽可能多地为之提供支持。
收入的大象曲线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图9-3中曲线的第三部分，以此作为回顾贫富差距历史沿革的结尾。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在1980年左右重新出现了增大的趋势，正是这个趋势让“富人好端端，穷人惨惨惨”的声音甚嚣尘上。这段曲线的回弹上扬违背了库兹涅茨曲线的轨迹，按照后者的预测，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在此时应当开始趋向于低水平的社会平等。对于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人们提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41]
战争对贸易竞争的封锁也许很难被打破，全球经济封锁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多年，但是它终究会成为强弩之末，富人们跃跃欲试，都希望在“赢者通吃”的贸易角斗场里施展拳脚。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带来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减缓了通过让富人纳税来增加社会福利性支出的步伐，破坏了反对天价薪酬和巨额财产的社会规范。此外，终身不婚和选择离婚的人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双双薪水优厚、强强联合的模范夫妻，即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变，家庭构成的差异也注定会让每家每户的收入差距越变越大。
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制造了新的“专业技能工种缺口”，数字时代的新工作对教育程度的要求更高，旧工作又逐渐被自动化机械替代，因此，库兹涅茨曲线在19世纪的趋势在数字时代重演。全球化使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劳工能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以更低廉的价格击败他们的美国同行，没有能够充分利用离岸廉价劳动力的公司随后便在与国内同行的价格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时，面对巨大的世界市场，最顶尖的分析师、企业家、投资者以及创新人才的智力输出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所以我们看到，当庞蒂克汽车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们纷纷丢了饭碗时，像J. K.罗琳这样的人却突然冒了出来并成了亿万富翁。
米兰诺维奇将过去30年中贫富差距的两条趋势线，也就是世界贫富差距的缩小，富裕国家国内贫富差距的拉大合二为一，有趣的是，所得的合并曲线看上去就像一头大象（见图9-5）。这条“收入增长曲线”由20段离散线段构成，也就是将全世界的人口由贫穷到富裕划分为20个分位数，纵坐标代表每个组别中的人群在1988（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到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夕）之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图9-5 收入增长（1988—2008年）
资料来源：Milanović 2016，图1.3。
在关于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场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博弈，在大象曲线中，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分别由曲线的峰值和谷值所代表。从曲线里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人都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大象的主体部分（躯干和头部）大约囊括了全世界70%的人口，这些主要生活在亚洲的人们构成了“新兴的世界中产阶级”。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率达到了40%～60%。大象的鼻尖代表了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他们的私人财富同样在全球化的大潮里飞涨。象鼻靠近鼻尖的部分包含了紧邻顶层的4%的富豪们，他们的情况也还不错。在象鼻触底处——大约是“85%”所对应的那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里的“输家们”，他们是富人阶级里垫底的人，财富的累计增长率还不到10%。这些正是当下关于贫富差距的新言论传播焦虑时的目标人群：他们是“空心化的中产阶级”、特朗普的支持者、全球化进程的弃婴。
米兰诺维奇的合并曲线不止一条，我在这里说明时展示了其中最像大象的一条，为的是给读者们留下一个关于全球化效应的生动印象（如果算上图8-3里的双峰和单峰骆驼，这下我们动物园里的动物种类变得更丰富了）。不过，大象曲线的视觉效果有夸大贫富差距实际程度的嫌疑，原因有两个。首先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那场经济衰退正好发生在这张统计表的时间线后，它非常诡异地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平等分配。米兰诺维奇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北大西洋诸国的金融危机。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损失惨重，而某些地区的工人的薪水不降反升（比如在中国，工人的工资翻了一倍）。金融危机过去三年后，我们还是可以从米兰诺维奇的曲线里看出一头大象的轮廓，但是它的鼻尖放低了，背部却高高拱起，足有原先的两倍高。[42]
大象曲线容易让贫富差距的话题陷入消极境地的另一个原因源于人们对某个概念的误解。当我们说“末尾的5%”或者“顶层的1%”的人时，我们指的到底是谁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用于研究收入分布的数据都是所谓的“匿名数据”：他们统计的对象是某个范围，而不是具体的个体。[43]
假设我告诉你，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公民年龄的中位数由30岁下降到28岁。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哇哦，怎么会有人年轻了两岁呢”，那就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中位数代表了一个数据等级，而不是某个人。同理，读者在读到“2008年最富裕的1%的人”其收入比“1988年最富裕的1%的人”要高出50%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容易认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直位于世界财富的顶端，30年的时光让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一半。实际上，位列“最富有”等级的成员来来去去，财富排名总是在发生变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对于“底层的5%”或者其他排名亦是如此。
实名数据和追踪调查数据，也就是对对象进行长期跟进的数据，在大多数国家都无从查起，所以米兰诺维奇在几个特定国家中追踪每个收入分位区段的研究和数据就显得弥足珍贵，换句话说，这种统计分析避免了让1988年的印度穷人不得不与2008年的加纳穷人进行比较。[44]他通过这些数据得到的还是大象形的曲线。只不过尾巴和臀部翘得更高，因为许多国家的穷人阶级都翻了身，摆脱了极度贫困的境地。这种规律似曾相识，全球化让赤贫国家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富裕国家的顶级富人阶级也搭上了顺风车，唯独富裕国家的底层中产阶级获益有限，不过这种区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极端。
误读数据的四大原因
至此，我们回顾了贫富差距的沿革，分析了驱动其拉大和缩小的因素，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审视“过去30年间，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的观点了。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只有富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社会成员都在原地踏步甚至遭受困苦。诚然，富人阶级的境遇比其他人要好上太多，他们的贡献也许远远配不上他们所得的收入，但是要说其他人在原地踏步却并不中肯，原因如下。
最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世界不可一概而论：大部分人类的生活条件的确变得更好了；双峰驼已经变成单峰驼了；库兹涅茨曲线的主体部分是名副其实的便便象腹；极端贫困在迅速减少，甚至有可能销声匿迹；不仅如此，国际和全球基尼系数双双处于下降的趋势中。只不过，让全球贫困得以改善的代价似乎是牺牲美国底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我是美国政客，恐怕不会公开表态支持这种厚彼薄己的交易。但是如果作为地球村的公民，当把全人类作为整体一视同仁时，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舍己为人的交换对人类整体福祉的提升大有裨益。
但是即便对于在富裕国家中收入增幅相对较少的低产和中产阶级而言，生活质量也没有下降。蓝领阶级曾经经历过自己的黄金年代，当初那些体面并且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在如今全球化和机械自动化的双重围剿下已经所剩无几，这难免让蓝领阶级们在谈起贫富差距的问题时唏嘘不已。不过这番田园牧歌的追忆可能并不符合现实，对于那段岁月中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记述除了严酷之外鲜有其他，不管是新闻报道，比如美国政治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1962年的《美国另一面》（The Other America），还是纪实电影，比如《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蓝领阶级》（Blue Collar）、《春风得意上云霄》（Coal Miner's Daughter）和《诺玛·蕾》（Norma Rae）。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专职于揭露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盲目怀旧背后的现实真相，她曾为感性的描述给出了具体的数据：
25%的美国人，大约整整4 000万到5 000万人在20世纪50年代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食物配给券奇缺，住房安置项目迟迟没有落实，他们食不果腹，无瓦遮头，日子过得水深火热。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仍有1/3的美国儿童在遭受贫穷的折磨。1958年，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60%的人收入不足1 000美元。考虑到当时定义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为人均3 000到10 000美元，那些居民的收入较之标准还有明显的差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没有医疗保险。到了1959年，还只有半数的人拥有存款，1/4的人没有任何流动资产。就算我们把焦点全部放在土生土长的白人家庭上，每三户中就会有一户人家，户主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日常开销。[45]
一方面是几十年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却是世俗认知广为认同的经济停滞，我们应当如何解释经济发展的这种“身心不一”呢？经济学家提出了四种贫富差距的统计数据误导人们对生活条件改善认知的原因，我们在前文中对每个原因都略有涉及。
第一个原因是对两个概念的混淆：相对富裕和绝对富裕。正如注定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达到所谓的“平均水平”一样，收入水平底层5%的居民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这一点并不能作为经济停滞的证据。与人们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因素应当是实际收入的多少，而不是他们在财富榜上的排位高低。
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改用固定标准而非分位数对美国居民进行分类统计。“贫穷”的收入标准被设定为年收入介于0～30 000美元（2014年）的三口之家，“底层中产阶级”的收入划分标准为30 000～50 000美元，凡此种种。[46]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居民的生活条件普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79年到2014年，美国穷人的比例从24%降到了20%，底层中产阶级的比例则从24%降到了17%，此外，中产阶级的比例也由32%缩水到了30%。
那么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其中的许多人都跻身进入了富裕中产阶级的行列（100 000～350 000美元），拥有该水平收入的人数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3%上升到了30%，除此之外，富裕阶级的比例也从0.1%增长到了2%。中产阶级正在衰退消亡，只不过原因却是荷包越来越鼓的美国人正在抛弃这个不够富裕的阶层。贫富差距无疑在扩大，在聚敛财富的本事上，有钱人的确比穷人还有中产阶级们有能耐得多，但是实际上不只是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从总体财富的平均角度来看）都在变得比以前更富有。
第二个原因源于匿名数据和追踪调查数据之间的区别。虽然我们会说美国人口中最贫穷的5%的人在过去20年间一直缺乏社会的关注，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水管工人乔在1988年到2008年间一直拿着同样的薪水（或者只是略有提高的薪水，考虑到生活成本增加的影响）。通常随着工龄和年纪的增加，人们的薪资水平和工作经验也会随之增长，或者也会有人选择从低薪工作跳槽到待遇更高的职位。因此在这20年间，乔可能已经从底层的5%中脱了身，并且一跃跳到了中产阶级的5%，与此同时，又有刚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年轻男性或者女性，或者一个移民取代了乔在底层收入人群中留下的位置。类似的阶级转换绝不是少见的个例。
最近一项采用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半数美国人都会在他们职业生涯中的至少一年跻身全美收入前10%的行列，更有甚者，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有机会进入前1%的殿堂，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停留太久。[47]这可能也是导致很多人筑起乐观壁垒（“我的日子好着呢，可是别人就没我这运气了”）的原因之一：大多数的美国人普遍相信，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近来连年下滑，而他们自己则能够高枕无忧。[48]
第三个原因，财富再分配的存在让底层阶级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不至于退无可退。尽管作为一个崇尚个人主义和自食其力的国家，美国社会依旧有许多重新分配收入的手段。美国同样奉行分级税收制度，低收入居民有所谓的“隐藏社会福利”保驾护航，其中包括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金、家庭应急临时补助、食物救济券，还有收入抵扣税收（一种国家用于资助低收入人群的负赋税），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美国的贫富差距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2013年，美国国内居民收入（税前，并且不考虑社会再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0.53；而实际可支配收入（扣税和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则为中游的0.38。[49]
美国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及德国和芬兰那样的国家，后者的居民市场收入所得与美国的情况并无二致，但是它们选择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促进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将国内的基尼系数压低到0.2出头，成功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那一波基尼系数抬头的浪潮。且不论欧洲国家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从长远来看到底可不可行，又是否能够被美国效仿，发达国家多少都有自己的福利政策，而有时候这些制度政策甚至不需要昭告天下，就可以在暗中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50]
这些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不仅仅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这种说法有待证实），而且还大大增加了穷人的收入（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经济学家加里·波特里斯（Gary Burtless）的分析，从1979年到2010年，位于最末尾四个分位数中的人口的收入分别增长了49%、37%、36%和45%。[51]而当时的经济甚至还远远没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缓过劲来：美国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在2014年到2016年间才迎来了历史的最高点。[52]
第四个原因是发生在底层收入者中的变化。一直以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党派都对国家的扶贫政策颇有微词，譬如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嘲弄：“数年前，联邦政府就向贫穷宣过战了，但是瞧瞧我们现在这败象。”事实上，贫穷才是输家。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在计算中引入由各种隐形社会福利带来的益处以及消费产品的质量升级和价格降低后，他得到的结论是贫困率在过去55年间下降了近3/4，而在2013年，这个数字稳定在了4.8%左右。[53]
另外还有三项分析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图9-6中位置偏高的那条曲线代表了其中一项研究的数据，它由经济学家布鲁斯·迈耶（Bruce Meyer）和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完成。贫困率的降低在次贷危机前后出现了停滞，随后又在2015年和2016年（图中未展示）重新开始走低，当时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巅峰值，贫困率的下降幅度也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新高。[54]还有一个流传相对不那么广泛的说法，声称那些穷人中的穷人，也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虽然经历了次贷危机的冲击，但是他们的数量在2007年到2015年间几乎减少了1/3。[55]
图9-6 美国贫穷人口比例（1960—2016年）
资料来源：Meyer & Sullivan，2007a、b。“可支配收入”指居民的税后收入，包括存款，数据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修正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代表了一户有两名成年人和两名儿童的家庭。“消费支出”基于美国劳工部对居民在食品、住房、车辆、家电、家具、服装、珠宝、保险以及其他开销中的消费支出调查。“贫穷人口”的定义沿用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的标准，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除1980年外的其余年份，虽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有所不同，但是总体的变化趋势一致。细节信息请参见Meyer & Sullivan 2011、2012和2017a、b。
图9-6中位置较低的那条曲线是以不同的衡量标准表示贫困率的走势，显然单一的贫富差距指标远远低估了富裕国家中产和低产阶级近年来所取得的进步。[56]收入只有一种归宿：它的价值仅仅在于用来支付人们需要、想要和喜欢的事物，或者用经济学家们不带感情色彩的专业术语来说——消费。如果我们用人们的消费而不是收入衡量他们的贫穷程度，就会发现自1960年以来美国的贫困率已经降低了近九成，从30%的人口降到仅仅3%。
造成这种结果的两个主要因素正是一度被认为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那两大元凶。其一，全球化。虽然收入水平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比赛，但是在消费的世界里人人都是赢家。一座座亚洲工厂、一艘艘载满集装箱的货轮以及一条条高产的零售业流水线，它们精诚合作，把原本只有富人才消受得起的奢侈品带给了普罗大众。经济学家贾森·弗曼（Jason Furman）估算，2005年沃尔玛为每户典型的美国家庭节省了约2 300美元的开支。[57]其二，技术进步。它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收入的认识（比如我们在第8章中对价值悖论的探讨）。无论通胀如何猖狂，今天的一美元能买到的幸福美满都要比昨天的一美元多。今天的收入能够买到从前不存在的事物，比如冰箱、电、抽水马桶、疫苗、电话、避孕药，还能让你舒舒服服地坐上一班飞机。不仅如此，今天的钱还能让你享受到原先已有事物的升级版，比如，有了不限通话时间的手机，谁还会惦记过去的合用电话线路和总机接线员呢？
至少在现在的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联手，一同改变了何为穷人的定义。对穷人的呆板印象曾是衣衫褴褛、皮包骨头，但是现在，一个穷人可能和他或者她的雇主一样大腹便便，一身的羊毛衫、运动鞋和牛仔裤。一无所有曾经是穷人的标志，而在2011年，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有95%的人家中通着电，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冰箱、火炉和彩色电视。[58]而一个半世纪以前，就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阿斯特家族或者范德比尔特家族(16)都没有这些东西。在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中，几乎1/2的家庭有洗碗机、60%的家庭拥有计算机，大约2/3的家庭有洗衣机和干衣机，另外超过80%的家庭拥有空调、录像机和手机。而在我成长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经济平等的黄金时期，这些东西在中产阶级的“财产清单”里根本一样也没有。说到这里，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资源：时间、自由和有用的经验。我们暂且不在这里展开，对相关话题的探讨会在第17章进行。
富人变得更富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发生应有的提升。沃伦·巴菲特拥有的空调也许比绝大多数的人都多，并且极有可能性能更好，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多数美国穷人现在同样拥有这种富人拥有的东西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惊讶。当我们用消费而不是收入水平计算基尼系数时，就得到了图9-6中那条颜色相对较浅的曲线。[59]美国居民对生活幸福感自我评估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60]虽然通常我会觉得为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教育等方面基尼系数下降而拍手称庆的行为有失体面，甚至令人作呕（它总是让我联想到伊戈尔式的社会公平，比如为了缩小差异处决最健康的人，又或者禁止最聪明的人去学校学习深造等等），但是实际上导致这些差异缩小的原因非常正当：论起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穷人要比富人快得多。[61]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就要来了
承认最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低产与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并不是在为21世纪严峻的经济形势开脱。虽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却令人忧心，消费需求会因为可支配收入的不足而缩水，并最终拖垮整个经济。[62]某个特定的人群，比如中年人或缺乏良好的教育、居住在乡镇地区的美国白人，正面临着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生活的压力导致他们有更高的可能性滥用药物（见第12章）甚至自寻短见（见第18章）。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有作古的风险。以卡车司机为例，这个司空见惯的普通行当，很有可能因为无人驾驶车辆的兴起而步上放债人、车轮匠和接线员这些已经消失的职业的后尘。
作为经济流动性的主要驱动力，如今的教育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经济的需要：高等教育的要价飞涨（高等教育的昂贵程度几乎没有其他商品能与之比肩），而在相对贫穷的美国社区，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质量完全乏善可陈。在美国的许多地方，税收制度的初衷都在被遗忘，钱权交易大行其道。而在所有后果中贻害最深的，恐怕要数“现代经济抛弃了大多数人”的公众印象，正是这种刻板印象鼓动了卢德分子（Luddite）(17)、催生了以邻为壑的关税政策，让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开了倒车。
无论怎么说，对贫富差距的斤斤计较以及对20世纪中期美国“大压缩”时代的念念不忘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即使基尼系数不断飞涨，富人阶级继续压榨世界（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世界财富的增长也仍旧是板上钉钉的必然，因为维持两者提升的动力会一直存在。因为比起庞蒂克，美国人还是更愿意为普锐斯买单。(18)为了能拿到一本《哈利·波特》系列的书，全世界的孩子们都会心甘情愿地把J. K.罗琳捧成亿万富翁。此外，为了保留服装产业的几万个职位，而让数千万手头拮据的美国人徒增服装方面的开支显然是不合理的。[63]贫富差距并不是上面这些例子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从长远上来说，本应使用机器人替代，却为了给工人发放酬劳而让他们从事乏味和危险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64]
对于贫富差距，与其抨击它本身，不如将注意力放在那些由它引起的问题上。[65]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设法促进经济的增长率，只有总体经济的增长才能提升每个人到手的份额，才能让社会有更多的资源进行重分配。[66]过去一个世纪的趋势，加上最近针对诸多国家的调研，都指示出政府在提高个人和社会财富两者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在投资教育、资助基础研究和为公共设施拨款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它还能保障医疗和退休福利，弥补了美国企业在社保服务方面越来越懈怠造成的留白。此外，政府还应当保障收入水平不会低于员工所付出劳动的市场价，避免在社会整体财富增长的同时，出现数百万人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的情况。[67]
按照历史的趋势看，社会福利性支出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为公民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与之类似的、当下已经有的负所得税）。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谣言已经在市井街头传播了数十年，不过这次它可能真的离我们不远了。[68]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浑身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气息，但是不少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尼克松等政治家和阿拉斯加等某些州都在用手里掌握的政治权力助力该想法的落地，但是眼下许多分析人士，不论他们持有的政治立场如何，依旧对此不以为然。
虽然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实现和落实绝非易事，因为制度的金额规模需要仔细核算，对教育、工作的激励以及对风险行为的管束方案也还没有眉目，但是它在未来成真的可能性不容小觑。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能够完善杂乱无章的隐形社会福利，让取代工人的机器人技术真正成为社会富裕的象征。许多应用机器人技术的岗位都是人类工人所不喜欢的，而只要人们接受了这种“坐享其成”的新制度，那么无论是新制度带来的额外的生产力、安全性，还是闲暇时间，无不会让人们举手欢呼。
至于对道德沦丧和生活空虚的担忧则有些言过其实（某些地区曾试验性地推行过收入保障制度，该结论来自相关的研究），即使出现类似的问题，届时也可以用提供市场不待见、机器人无法胜任的公共岗位的方式解决，志愿工作或者其他有效的利他主义职位也在考虑之列。[69]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净效果可能是让贫富差距缩小，但那只不过是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经济情况不乐观的人所带来的副产品而已。
人类总体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综上，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人类社会倒退的标志，我们也没有生活在一个收入不断降低、把前人一个世纪内积累的财富散尽败光的糟糕时代。暴徒叫嚣着要砸毁所有的机器、升起吊桥、改换政体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50年代也已经不复再来。下面请让我对这个复杂话题进行一下总结。
贫富差距与绝对的贫穷不可相提并论，它与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当考虑社会整体的幸福完满时，它的重要性比不上社会财富。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一定就是坏事：在社会脱离贫穷的初期，贫富差距显现是这一阶段的必然。相反，贫富差距缩小也未必总是好事：消除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方式是经历瘟疫、大规模战争、暴力革命和国家灭亡。
由此，一如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潮流，让每个人的财富增加才是长远的趋势。除了增加社会资产的总量，现代社会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利好转向经济状况并不理想的阶级。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已经帮助了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并且催生了世界中产阶级，使国际和全球贫富差距有所减小，与此同时，那些拥有全球分析、创造和金融影响力的精英阶层也从中赚得了惊人的收益。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多低收入人口，他们自然没有上层社会的人那么富足，不过和从前相比已然改善良多，原因之一是不断有人从这个阶级跃入上层社会。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改善还有赖于社会福利性制度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的确变得比以前更不平等了，但是如果深究的话，人类总体过上了比从前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