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我把一种建筑术理解为种种体系的艺术。由于正是系统的统一性最初使平常的知识成为科学，也就是说，用知识纯然的集合体构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就是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因素的学说，从而必然属于方法论。

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一般而言的知识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体，而是必须构成一个体系，惟有在体系中，它们才能够支持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但是，我把体系理解为杂多的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这个理念是关于一个整体的形式的理性概念，乃是就不仅杂多性的规模，而且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位置都通过这一概念而先天地被规定而言的。因此，科学性的理性概念包含着与它一致的整体的目的和形式。一切部分均与其相关，而且在其理念中也彼此相关的目的的统一性，就使得在知识中每一个部分都会因缺少其余的部分而若有所失，而且不出现偶然的附加，或者完善性没有先天规定的界限，其大小不确定。因此，整体是有分支的（articul-atio［组合］），而不是堆积的（coacervatio［堆砌］）；它虽然可以内在地（perintussusceptionem［通过内部的摄取］）生长，但不能外在地（perappositionem［通过附加］）生长，就像一个动物的身体，其生长并不增加一个新肢体，而是比例不变地使每一个肢体都对自己的目的变得更强有力、更有效用。

理念为实现而需要一个图型，也就是说，需要各个部分的一种先天地从目的原则出发规定的杂多性和秩序。不是根据一个理念，亦即从理性的主要目的出发，而是经验性地、按照偶然呈现的种种意图（其数量人们不能预知）而设计的图型，提供的是技术性的统一，而仅仅遵循理念产生的图型（在这里，理性先天地提出目的，而不是经验性地等待目的），所建立的则是建筑术的统一。我们称为科学的那种东西，其图型必须包含着整体的轮廓（monogramma）及其依照理念之划分，亦即先天地划分为各个环节，并且确定无疑地和按照原则把这个整体与其他一切整体区别开来，这种东西就不能是以技术的方式由于杂多的相似性或者为种种任意的外在目的对知识的具体偶然应用而产生的，而是以建筑术的方式由于亲缘关系和从一个惟一的、至上的和内在的目的派生而产生的，惟有这个目的才使得整体成为可能。

没有人不以一个理念为基础而企图建立一门科学。然而在拟制这门科学时，图型乃至他一开始为这门科学给出的定义，则罕有符合其理念；因为这一理念就像一个胚芽一般蕴藏在理性中，在这个胚芽中，所有的部分都还深藏不露，即便用显微镜观察也几乎无法辨识。因此缘故，既然各门科学毕竟都是从某种普遍的旨趣的观点出发而设想出来的，所以人们就必须不是按照其创立者对它们所做的描述，而是按照人们从他汇集起来的各部分的自然统一性出发，发现根据在于理性本身的那个理念来解释和规定它们。因为在这里将发现，创立者以及经常还有其最晚的追随者都还在摸索一个理念，他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这个理念，因而也就不能规定这门科学的独特内容、组合（系统的统一性）和界限。

糟糕的是，惟有在我们按照潜藏在我们心中的理念的暗示，长时间胡乱地搜集许多与此相关的知识之后，甚至在经历很长时间以技术的方式把它们装配在一起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为清楚地看出理念，并按照理性的种种目的以建筑术的方式设计一个整体。各种体系看起来一开始就像是一堆蛆虫那样，由于一种出自搜集而来的概念的纯然汇合的generatioaequivoca［多元发生论］而残缺不全，逐渐地才得到完善，尽管它们全都在纯然展开着的理性中有其作为源始胚芽的图型，并因此而不仅每一个体系都独自按照一个理念划分，而且所有的体系还都为此相互之间在一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又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种环节合目的地结合起来，从而允许有一种所有人类知识的建筑术；目前，既然已经搜集了如此之多的材料，或者能够从已经倾覆的旧建筑的废墟中获取如此之多的材料，这种建筑术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根本不困难。在这里，我们满足于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即仅仅设计出自纯粹理性的一切知识的建筑术，而且仅仅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总根分杈并长出两个主干的那个点开始，这两个主干的一个就是理性。但是，我在这里把理性理解为全部高级认识能力，因而把理性的与经验性的对立起来。

如果我在客观上来看抽掉知识的一切内容，则一切知识在主观上就要么是历史的，要么是理性的。历史的知识是cognitioexdatis［出自被给予的东西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则是cognitioexprincipiis［出自原则的知识］。一种知识尽可以是源始地被给予的，无论它来自何处，但就拥有这种知识的人而言，如果他所知道的在程度上和数量上只不过是从别处给予他的，那么，这种知识就毕竟是历史的；不管这种知识被给予他，是通过直接的经验，还是通过讲述，还是通过（普遍知识的）传授。因此，真正说来学习了一个哲学体系———例如沃尔夫哲学体系———的人，尽管他脑子里已经有了所有的原理、解说和证明，连同整个学说体系的划分，并且能够掰着手指列举它们，他所拥有的也只不过是沃尔夫哲学的完备的历史知识而已；他所知道和判断的，只不过是被给予他的那么多。如果你们否定他的一个定义，他就不知道应当从何处获取另一个定义。他是按照别人的理性增长知识的，但模仿的能力并不是生产的能力，也就是说，知识在他那里不是产生自理性，而尽管这种知识客观上当然是一种理性知识，但它毕竟在主观上纯然是历史的。他正确地领会、保持了，也就是说学会了，但却是一个活人的石膏模子。客观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只能产生自人自己的理性的理性知识，惟有在它们是从理性的普遍源泉、亦即从原则汲取而来的时候，才可以也在主观上使用这一名称；就连批判、甚至对学到的东西的抛弃，也可以产生自理性的这一普遍源泉。

一切理性知识都要么是出自概念的知识，要么是出自概念的构造的知识；前者叫做哲学的，后者叫做数学的。我在第一篇中已经讨论过二者的内在区别。据此，一种知识可以在客观上是哲学的，而在主观上却是历史的，就像在大多数初学者以及在所有目光永不超出学校而终生是学徒的人那里一样。但特殊之处在于，人们已经学会的数学知识毕竟还能够在主观上被视为理性知识，而且在数学知识这里，并不像在哲学知识那里那样出现这样一种区别。原因在于，教师惟一能够汲取知识的那些知识源泉，不在别处，只是在理性的根本的和真正的原则里面，从而不能为初学者从别处获得，还可以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也是因为，理性的应用在这里只是具体地发生的，但尽管如此又是先天地发生的，也就是说，是根据先天的、正因为此而正确无误的直观发生的，并且排除了一切蒙蔽和失误。因此，在一切（先天的）理性科学中，人们只能学习数学，但永远不能学习哲学（除非是以历史的方式学习），而就理性而言，至多只能学习哲学思维。

一切哲学知识的体系就是哲学。如果人们把它理解为判断一切哲学思维尝试的原型，它应当用于判断每一种其体系往往如此多种多样并且如此多变的主观哲学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把它当做客观的。以这种方式，哲学就是一门可能科学的纯然理念，这门科学不能在任何地方具体地被给予，但人们可以沿着种种途径来试图接近它，直到发现惟一的一条为感性所遮掩的道路，而且成功地使迄今不适当的模仿在人们被允许的程度上与原型相同为止。在此之前人们不能学习哲学；因为哲学在哪里呢？谁拥有哲学呢？根据什么来认识哲学呢？人们只能学习哲学思维，也就是说，遵循理性的普遍原则在现存的尝试上施展理性的才能，但始终保留理性的权利，即甚至就其源泉而言来研究和证实或者抛弃那些尝试。

但是，迄今为止哲学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学院概念，也就是说，是关于仅仅被当做科学来寻求的知识的一个体系的概念，所当做目的的无非是这种知识的系统统一性，从而只是知识在逻辑上的完善性。但还有一种世界概念（conceptuscosmicus），它在任何时候都被当做上述称谓的基础，尤其是当人们把它仿佛是人格化，并且在哲学家的理想中把它表现为一个原型的时候。就此而言，哲学就是关于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teleologiarationishumanae［人类理性的目的论］）的关系的科学，而且哲学家不是一个理性艺人，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称为一个哲学家，并且自以为已经与仅仅蕴涵在理念中的原型等同，则委实是大言不惭。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逻辑学家，无论前二者在理性知识上、后二者尤其在哲学知识上进展多么出色，他们毕竟只是理性艺人。在理想中还有一位教师，安排所有这些人，把他们当做工具来使用，以促进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惟有这位教师，人们才必须称为哲学家；但是，既然他本人无处可见，而他的立法的理念却在任何人类理性中都被发现，所以我们就要仅仅依据这一理念，并且更精确地规定，哲学按照世界概念(8)从种种目的的立场出发指定了什么样的系统统一性。

根本目的并不因此就是最高目的，它们中间（就理性完善的系统统一性而言）只能有一个惟一的最高目的。因此，它们要么是终极目的，要么是作为手段必然属于终极目的的从属目的。前者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全部规定，而探讨这种规定的哲学就叫做道德。由于道德哲学与其他一切哲学相比所拥有的这种优越性，在古人那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把哲学家同时并且尤其理解为道德学家；通过理性而自制的外部表现甚至使得人们即便在今天也按照某种类比称某人为哲学家，即使他的知识有限。

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而既包含自然规律，也包含道德法则，一开始以两个专门的哲学体系，最终则以一个惟一的哲学体系。自然哲学关涉存在的一切，道德哲学则关涉应当存在的一切。

但是，一切哲学都要么是出自纯粹理性的知识，要么是出自经验性原则的理性知识。前者叫做纯粹哲学，后者叫做经验性哲学。

纯粹理性的哲学要么是在一切纯粹知识方面先天地研究理性能力的预科（预备性练习），并且叫做批判，要么第二，是纯粹理性的体系（科学），它在系统联系中研究出自纯粹理性的全部（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虚假的）哲学知识，并叫做形而上学；尽管这个名称也可以赋予整个纯粹哲学，包括批判在内，以便既概括对一切在某个时候能够被先天地认识的东西的研究，也概括对构成这个类型的纯粹哲学知识体系、但与一切经验性的理性应用有别、同样与数学的理性应用有别的东西的阐述。

形而上学分为纯粹理性的思辨应用的形而上学和其实践应用的形而上学，因而或者是自然形而上学，或者是道德形而上学。前者包含关于一切事物的理论认识的一切出自纯然概念的纯粹理性原则（因而排除数学）；后者包含先天地规定所为所弃并使之成为必然的原则。于是，道德性就是行为惟一能够完全先天地从原则推导出来的合法则性。因此，道德形而上学真正说来就是纯粹的道德，在它里面并不以人类学（不以经验性的条件）为基础。思辨理性的形而上学就是人们在狭义上习惯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就纯粹的道德学说毕竟仍然属于出自纯粹理性的人类知识、而且是哲学知识的特别主干而言，我们还想为它保留那种称谓，尽管我们在这里以它并非我们现在的目的而把它搁置一旁。

把就其类别和起源而言彼此有别的知识隔离开来，并小心翼翼地防止它们与其他在应用中通常相结合的知识混为一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化学家在分解物质时、数学家在其纯粹的量的学说中所做的事情，哲学家更有责任勉力为之，以便能够准确无误地规定一个特殊种类的知识在四处漫游的知性应用那里所占的份额、其自身的价值和影响。因此，人类理性自从开始思维或者毋宁说开始反思以来，就从来不能缺少一种形而上学，但尽管如此，也未能以充分清除一切异类因素的方式阐述过它。这样一门科学的理念与思辨的人类理性同样古老；哪一种理性不或者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或者以通俗的方式进行思辨呢？然而人们必须承认，我们知识的两种要素，其一种完全先天地在我们掌握之中，另一种则只能后天地自经验获得，二者的区分即便在职业思想家那里也依然是很不清楚的，因而从未能实现一种特殊种类的知识的界限规定，从而也未能实现一门如此之久且如此程度地使人类理性思考的科学的理念。当人们说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类知识种种第一原则的科学时，人们由此并没有说明一个完全独特的种类，而是仅仅说明了一个普遍性方面的等级，故而并不能由此把它与经验性的东西清晰地区别开来；因为即便在经验性的原则中间，也有一些比另一些更普遍、从而更高级；而在这样一种归属的序列中（在这里，人们并未把完全先天地认识的东西与只能后天地认识的东西区分开来），人们应当在何处分界，把前一部分和至上的环节与后一部分和从属的环节区分开来呢？如果时间的计算只能这样来表示世界的各个时代，即它把各个时代划分为最初的世纪和继之而起的世纪，人们对此会说什么呢？人们就会问：第五世纪、第十世纪等等也属于最初的世纪吗？我同样要问：有广延的东西的概念属于形而上学吗？你们回答说：是的！那么，物体的概念呢？是的！而液态物体的概念呢？你们犯疑了，因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切都将属于形而上学。由此可见，仅仅归属的程度（特殊的东西从属于普遍的东西）并不能规定一门科学的界限，相反，在我们的事例中是完全的异类性和起源的不同在规定着界限。但是，还在另一个方面遮蔽形而上学的基本理念的东西，曾是它作为先天知识表现出与数学的某种同类性，这种同类性就先天起源而言确实使二者彼此接近；但是，就前者出自概念的认识方式与后者通过概念的构造而先天地作出判断的方式相比而言，从而就一种哲学知识与数学知识的区别而言，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异类性，人们虽然在任何时候都仿佛是感觉到这种异类性，但却从来未能将它付诸清晰的标准。这样一来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即由于哲学家们甚至在阐发其科学的理念时还有所欠缺，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确定的目的和正确无误的准绳，而且他们由于一种如此任意作出的设计，对于他们应当选取的路径一无所知，对每一个人沿着自己的路径作出的发现又任何时候都相互争执，所以就使自己的科学首先在其他人那里，最终甚至在他们自己那里都受到轻视。

因此，一切纯粹的先天知识都由于特殊的认识能力———惟有在这种能力中，它才能够有自己的位置———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统一性，而形而上学就是应当在这种系统的统一性中阐述纯粹的先天知识的那种哲学。哲学曾优先享有这一名称的思辨部分，亦即我们称为自然形而上学、并且从先天概念出发就其存在来思考一切（不是思考应当存在的东西）的哲学，以如下的方式被划分。

狭义上如此称谓的形而上学由先验哲学和纯粹理性的自然学组成。前者仅仅在与一般对象相关的一切概念和原理的体系中考察知性和理性本身，并不假定曾被给予的客体（Ontologia［本体论］）；后者考察自然，即被给予的对象（无论它们是被给予感官的还是———如果人们愿意说的话———被给予另一种直观的）的总和，因而是自然学（尽管只是rationalis［理性的］）。但是，理性在这种理性的自然考察中的应用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超自然的，或者准确地说要么是内在的要么是超验的。前者在其知识能够（具体地）在经验中应用的程度上关涉自然，后者则关涉经验之对象的那种超越一切经验的联结。因此，这种超验的自然学要么以一种内部的联结为对象，要么以一种外部的联结为对象，但二者都超越了可能的经验；前者是整个自然的自然学，也就是说，是先验的世界知识，后者是整个自然与一个自然之上的存在者的联系的自然学，也就是说，是先验的上帝知识。

与此相反，内在的自然学是把自然当做一切感官对象的总和、从而是像这些对象被给予我们的那样、但仅仅按照它们在其下能够被给予我们的先天条件来考察自然。但是，内在的自然学的对象只有两种：1．外感官的对象，即有形体的自然；2．内感官的对象，即灵魂，而且按照它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能思维的自然。有形体的自然的形而上学就叫做物理学，但由于它只应当包含其先天知识的原则，所以叫做理性物理学。能思维的自然的形而上学就叫做心理学，而出自上述理由，它在这里只能被理解为心理学的理性知识。

据此，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1．本体论。2．理性自然学。3．理性宇宙论。4．理性神学。第二个部分，即纯粹理性的自然学说，包含着两个分支，即physicarationalis［理性物理学］(9)和psyc-hologiarationalis［理性心理学］。

一种纯粹理性哲学的源始理念规定着这种划分本身；因此，它是建筑术的，即是符合其根本目的的，而不是纯然技术的，即按照偶然知觉到的亲缘关系、仿佛是碰运气作出的，但正因为此它也是不可变更的和立法的。但在这里，还有几点可能引起疑虑，并且削弱对其合法性的确信。

首先，就对象被给予我们的感官，从而是后天地被给予的而言，我如何能够期待关于对象的一种先天知识，从而期待一种关于对象的形而上学呢？而且，按照先天原则认识事物的本性并达到一种理性自然学，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回答是：我们从经验中所取得的，不外是必要的东西，即给予我们一个客体，有时是外感官的客体，有时是内感官的客体。前者是纯然通过物质概念（不可入的、无生命的广延）发生的，后者是通过一个能思维的存在者的概念（在经验性的内在表象中：我思）发生的。此外，在这些对象的整个形而上学中，我们必须完全放弃那些为判断超出这些对象的某种东西而要在概念之上还附加上某种经验的一切经验性原则。

其次，经验性心理学究竟留存在何处呢？经验性心理学历来维护其在形而上学中的位置，而且在我们的时代里，在人们放弃了先天地确立某种适用的东西的希望之后，人们为澄清形而上学而对经验性心理学抱有很大期望。我的回答是：经验性心理学属于必须确立真正的（经验性的）自然学说的地方，也就是说，属于应用哲学方面；纯粹哲学包含着应用哲学的先天原则，因而与应用哲学密切相关，但虽然如此，却切不可与之混杂。因此，必须把经验性心理学完全从形而上学中逐出，而且它已经由于形而上学的理念而被完全从中排除了。尽管如此，按照学院习惯，人们却还必须一直允许它在形而上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只是作为插曲），而且还是出自家政学的动因，因为它还没有如此丰富，以至于独自形成一种研究，但又毕竟太重要了，使人们不可以完全排斥它，或者把它强放在别的地方，在那里，它比在形而上学中更难以发现亲缘关系。因此，这是一个久已被接受的异乡客，人们允许它再居留一些时间，直到它能够在一门详尽的人类学（经验性自然学说的对称物）中获得它自己的住处为止。

因此，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普遍理念；既然人们一开始所苛求它的多于能够合理地要求它的，而且有一段时期还以惬意的预期自得其乐，所以当人们发现在希望上受骗时，它就最终陷入了普遍的蔑视。从我们的批判的整个进程出发，人们将已经确信：尽管形而上学不能是宗教的基础，但它却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是宗教的堡垒，而且人类理性已经由于自己本性的方向而是辩证的，它绝不能缺少这样一门科学来约束它，并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和完全清晰的自知之明来防止一种无法无天的思辨理性通常肯定会在道德和宗教中造成的破坏。因此，人们可以确信，无论不知道按照一门科学的本性、而是仅仅从其偶然结果出发来判断它的人们如何作出一副冷淡和蔑视的样子，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将返回到形而上学那里，就像是返回到一个曾与我们反目的爱人那里一样，因为既然这里涉及根本的目的，理性就必然不遗余力地要么致力于缜密的洞识，要么致力于摧毁已经现存的良好洞识。

因此，真正说来惟有形而上学，无论是自然形而上学还是道德形而上学，尤其是以预习的方式（以预科的方式）走在前面的对贸然鼓起自己双翼的理性的批判，才构成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能够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哲学把一切与智慧联系起来，但却是通过科学的道路，这是惟一的一条一经开辟就永不荒芜且不允许迷失的道路。数学、自然科学，甚至人的经验性认识，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大多是作为人类偶然目的的手段，但归根结底却毕竟是作为人类必然的、根本的目的的手段，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通过一种出自纯然概念的理性知识的中介，这种知识人们可以随意地称谓它，真正说来却无非是形而上学而已。

正因为此，形而上学也是人类理性的一切教养的完成；形而上学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人们把它作为科学对某些确定的目的的影响搁置一旁。因为它是按照理性甚至必然作为一些科学的可能性和一切科学的应用的基础的那些要素和准则来考察理性的。至于它作为纯然的思辨不是用于扩展知识，而是用于防止错误，这无损于它的价值，而毋宁说赋予它尊严和威望，因为审查保障着科学共同体的普遍秩序与和谐乃至福祉，并防止其勇敢且有益的探究远离重要的目的，即普遍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