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脑的疾病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马克斯·弗利沙伊森克勒（MaxFrischeisen-Köhler）
这篇匿名发表在1764年2月13~27日的《哥尼斯贝格学术和政治报》第4~8期的文章，据鲍洛夫斯基的见证（《伊曼努尔·康德的生平和性格描绘》，64页，哥尼斯贝格，1804），其外在起因在于一位名叫科马尼奇（JanPawlikowiezZdomozyrskichKomarnicki）的半疯幻想者的出现，此人由一个男孩和一个畜群陪伴，当时在哥尼斯贝格逗留；他的古怪方式引起了这样一种轰动，使得《哥尼斯贝格学术和政治报》的编者哈曼认为“发一个消息为我们的读者助兴”是“符合我们的责任的”。在鲍洛夫斯基（同上书，206页以下）关于这个消息（参见《哈曼著作集》，劳特[Roth]编，第Ⅲ卷，236页以下）给出的摘要中，该消息如下：
“从阿勒克森区的所谓鲍姆瓦尔德，一位大约50岁的奇人、一位新的第欧根尼和一幕人性戏剧被带到了哥尼斯贝格。他试图用出自《圣经》的无花果树叶来遮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笑之处和不端之处。因此，并且因为他直到现在除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之外，还带着一个14头奶牛、20只绵羊和46只山羊的畜群游荡，他在这里从盯着他的人群那里获得了一个山羊先知的称号。除了一绺长须的装饰之外，他穿着毛烘烘的兽皮，就裹在光身子上，不分季节光着脚，裸露着皮肤。少年也一样。一对奶牛为他驾车，两个人以吃绵羊奶为生，有时添加些黄油和蜂蜜。只有在盛大的节日，他才允许自己品尝他的畜群的肉，他在蜂蜜中煮肉。他只享用右肩和前胸，他把其余的送人或者在3天后烧成灰。这个人物形象的转变，归咎于7年前经历的一场在于不消化和胃痉挛的病。在20天的斋戒之后，他自称多次看见过耶稣。他向耶稣发了7年朝圣的誓愿，如今只还差2年。当人们在阿勒克森的森林中遇到他时，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大部分畜群。他带着他的童仆和手中的《圣经》到来，他向每个对他提出问题的人很快从《圣经》中引用合适的、但经常也是不合适的格言。每个人都过来观察这个奇人和他的童仆。就连K[康德]也被许多人要求对这种奇特现象作出他的鉴定，走过来并公布了如下的思考：
在观察和倾听这位激情的浮努斯[1]和他的童仆时，对于乐意窥测在人们的管教下通常变得无法辨认的粗野本性的这样一些眼睛来说，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似乎是在森林中长大、学会心情欢快地对抗天气的所有麻烦、在其脸上不表现出任何平常的率直、且自身没有任何成为更雅致的教育中奴性或者被迫的留心之结果的那种低能窘态的东西的小野人，简而言之（如果人们去除一些教他索要钱财和偷吃东西的人在他身上败坏的东西），是一个在像一位实验道德主义者所能够期望的意义上的完美的孩童，这位实验道德主义者会如此公道，不会在他检验过卢梭先生的命题之前，就把它们算做美好的幻觉。至少，并非所有观察者都能够有的这种欣赏，会比那个负有使命的西里西亚孩童以金牙把许多德国学者在他们通过一个金匠而得以免除为解释这个奇迹付出更久的疲劳不堪的辛劳之前就置入的那种欣赏更少受到嘲笑。”
这番思考没用康德的名字，轻微地改动了引言（据一位本地学者判断，在上述消息中可能是“关于我们激情的浮努斯，对于那些……眼睛来说”）就与哈曼的报告同时发表在《哥尼斯贝格学术和政治报》第3期上了，继之还有进一步的公布：“我们借此同时预告我们下一期报纸上的第一次原创的尝试，并为我们的读者的满意而期待这位机敏且博学的赞助者的助人为乐精神有更多的贡献”。在下一期，开始刊印《试论大脑的疾病》。
在康德的生年，一个重印本还发表在：《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些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短小作品集》，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克编，34~55页，哥尼斯贝格，1800。
大自然的淳朴和知足在人身上只要求和形成平凡的概念和一种粗犷的耿直，人为的强制和市民状态的奢靡却策划出俏皮鬼和小聪明，有时也策划出愚人和骗子，并且创造出智慧的或者端庄的外表；有了这种外表，只要体面蒙在大脑或者心灵的秘密残疾之上的美丽面纱织得足够密，人们就既可以缺乏知性，也可以缺乏正直。艺术发展得越高明，理性和德性最终也就在同等的程度上成为普遍的口令，但却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常把这二者挂在嘴边，就可以免除经过传授并守规矩的人们拥有它们所带来的负担。两种备受赞扬的品性所受的普遍尊重仍然造成了这种显著的差别，即每一个人都对知性的优点要比对意志的好品性更为嫉妒得多，在蠢笨和行骗的对比中，没有一个人对宣称后者占优有片刻的犹豫；这无疑是可以清晰地想象得出来的，因为如果一切都取决于艺术，那么，就不可能缺少机巧的狡狯，而耿直在这样的状态里却是不利的。我生活在睿智的、有教养的市民们中间，也就是说，生活在善于如此表现的市民们中间；我不揣冒昧地认为，人们将公正地信任我如此具有这种机巧，以至我虽然拥有根除大脑疾病和心灵疾病的灵丹妙药，却对用这种古老相传的破铜烂铁来阻挠公众的勾当而心存踌躇，我清楚地知道，知性和心灵受人欢迎的时兴疗法已经如期进行，尤其是自称逻辑学家的知性医生们，自从他们作出了重要的发现，即人的大脑原本是一个只是因为空才会响的鼓，就很好地满足了普遍的要求。据此，我发现对我来说，再好不过的是仿效相信如果给病人的疾病起一个名字将对其病人大有益处的医生们的方法，并且草拟从愚傻中大脑的瘫痪到疯狂中大脑的入迷的一门大脑残疾专门词汇词源学；但是，为了认识这些讨厌的疾病逐渐的起源，我认为有必要事先解释它们从蠢笨开始到愚蠢的较轻缓的程度，因为这些素质在市民阶级的关系中更能通行，尽管如此却仍然导向前者。
迟钝的大脑缺乏机智，是知性的蠢笨。领会并且回忆某种东西的敏捷、此外恰当地把它表达出来的轻松，都完全取决于机智；因此，有种人并不蠢，尽管如此，就他虽然在事后可能以更为成熟的判断认识某种东西，但却很难把它记在脑中而言，他可能是很迟钝的；而表达能力方面的困难一点也没有表明知性能力，而是仅仅表明，机智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以某些最为适合思想的符号来表达思想。著名的耶稣会士克拉维乌斯[2]被当做无能而从学校里赶出去（因为按照学校当局[3]的知性测验，一个孩子如果既不会做诗又不会写作文，那就一点用也没有），他后来偶然地涉足数学，游戏变了，他昔日的老师相对于他都只不过是笨蛋而已。像农民、艺人或者海员等等需要的那样对事情作出的实践判断，与关于人们相互对待所遵循的技巧所作出的判断很不相同。后者不仅仅是知性，而且毋宁说是狡狯，而这种备受赞誉的能力可爱的缺乏就叫做淳朴。如果淳朴的原因应当在判断力的不足中寻找，那么，这样一个人就叫做蠢材、笨伯等等。既然阴谋和错误的技巧在市民社会中逐渐地成为习惯的准则，使人的行动的游戏错综复杂，那么毫不奇怪，一个通常明智并且正直的人要么觉得所有这些诡诈太卑鄙了而不屑采用，要么不可能使自己清白友善的心灵激动，去对人的本性得出一个如此可恶的概念，从而在骗子们中间必定处处落入圈套，给他们提供诸多笑料，以至到最后，一个好人这一表述不再以一种婉转的方式，而是径直地意味着一个傻瓜，有时甚至意味着一个H——[4]；因为在行骗的语言中，除了把别的所有人都视为无非与自己相同，即视为骗子的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一个明智的人。
人的本性的动力，如果它们具有诸多强度的话，就叫做热情，它们是意志的推动力；知性只是致力于既从预设的目的出发对所有爱好得到满足的全部结果作出总的估测，也为这一目的寻找手段。如果某种热情特别强有力，那么，知性能力就很少能帮助克制它了；因为着了魔的人虽然清楚地看到反对自己的至宠爱好的理由，但却感到自己没有能力给予它们积极的强调。如果这一爱好自身是善的，如果人除此之外是理性的，只不过占优势的偏好遮蔽了就糟糕的后果而言的展望而已，那么，这种理性被束缚的状态就叫做痴迷。一个痴人可以具有很多知性，甚至在对他痴迷于其中的那些行动的判断中，他也必然具有相当多的知性和一颗善良的心，使他有资格获得对他超出常规的行为的这种婉转的称谓。痴人也许能够充当他人的一个杰出的建议者，尽管他的建议在他自己那里不起作用。他只是由于伤害或者由于年龄而惊醒，但这常常只是排除了一种痴迷，以便为另一种痴迷让出地盘。迷恋的热情或者高度的求名欲历来就曾使许多理性的人们成为痴人。一位姑娘逼迫可怕的阿尔基德拔掉裙子上的线头，而雅典无所事事的公民们则凭借其荒唐可笑的颂词把亚历山大派遣到了世界的尽头。还有一些爱好，较少具有激烈性和普遍性，但尽管如此却照样产生痴迷：建筑狂、画迷、书痴。失去节制的人离开了他的自然位置，被一切所吸引，为一切而滞留。与痴人相对立的是聪颖的人；但是，谁没有痴迷，他就是一个智者。这种智者可能要到月球上去寻找；也许在那里人们没有热情，拥有多得无限的理性。麻木不仁的人由于其蠢笨而不会痴迷，但在常人看来他却有一副智者的面孔。皮浪[5]在风暴之中的一条船上看到，当每一个人都恐惧地忙得不亦乐乎时，一头猪却安静地在槽中吃食；他在引证这件事时说：“一个智者的宁静就是这样”。麻木不仁的人就是皮浪的智者。
如果居支配地位的热情自身是可恨的，同时又蠢傻得足以把与这种热情的自然意图恰恰截然相反的东西看做是它的满足，那么，这种理性颠倒的状态就是愚蠢。痴人非常清楚地理解自己的热情的真正意图，尽管他赋予这种热情以一种能够束缚理性的力量。但愚人却由此而同时变得如此愚笨，以至他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所欲求的东西时，也只是相信已经拥有了它。皮浪非常清楚地知道，勇敢和力量会获得普遍的惊赞；他完全正确地遵循求名欲的推动，不折不扣地是基内亚斯把他看成的那种人，即痴人。但是，尼禄为了获得诗人奖而朗诵了一出戏剧中的蹩脚诗句，从而受到公众的嘲笑，他在自己生命的终点说：quantusartifexmorior[我，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我在罗马的这位可怕的、被乱刀分尸的统治者身上所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愚人。我认为，一切愚蠢本来都是嫁接在两种热情之上的，即傲慢和贪婪。两种爱好都是不义的，因而都受到仇视，二者就其本性而言都是蠢傻的，并且自己摧毁着自己的目的。傲慢的人通过对他人的一种明显的轻视而表现出对优越于他人的一种毫不掩饰的自负。再清楚不过的是，对其他人的轻视激起了这些人自己相对于自负者的虚荣心，而当他被喝倒彩的时候，他却相信是受到了尊敬。贪婪的人按照他自己的看法需要许多东西，而且绝不能短缺他的财产的一分一毫；然而，当他凭借吝啬来占有它们时，他实际上是短缺他的所有财产。根据是傻里傻气的反复无常还是死板生硬的愚蠢占据着那空洞的大脑，傲慢的遮蔽有时造成犯傻的愚人，有时造成目空一切的愚人。吝啬的贪心自古以来给许多可笑的故事提供了契机，这些故事很难被想象得比它们实际所发生的更为奇特。痴人不智，而愚人则不明。痴人所招致的嘲笑是诙谐的、关爱的，愚人则挣来萨蒂尔最尖锐的鞭挞，尽管如此，但他却感觉不到这种鞭挞。人们不可以对一个痴人能够再次变得聪颖完全绝望，但谁要是想让一个愚人聪明起来，则是白费力气。原因在于，就前者而言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的爱好在支配，它充其量只是束缚了理性，但就后者而言，则是一种犯傻的幻觉在支配，它颠倒了理性的基本原则。我且让别人去澄清，人们是否确实有理由对霍尔贝格那奇特的预言感到忧虑，即愚人的逐日增长令人担心、使人害怕，他们也许还会在大脑中想着要建立第五个君主政体。但是假定他们也在暗中策划此事，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必如此卖力；因为一个人完全可以对另一个人附耳说邻国宫廷一位著名的爱讲笑话的人说过的话；当此人身着小丑的服装纵马穿过一个波兰城市时，对追着他跑的大学生们喊道：“先生们，勤奋努力吧，要学习一些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人太多，我们就再也不会都有面包了”。
我从被蔑视、受嘲弄的大脑残疾过渡到人们通常带着同情而看待的大脑残疾，从不会否定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大脑残疾过渡到当局的未雨绸缪所关心、为此发布命令的大脑残疾。我把这些疾病一分为二，分为无能的疾病和颠倒的疾病。前者归在愚傻的普遍称谓之下，后者归在心灵错乱的名称之下。愚傻的人处在记忆力、理性、通常甚至还有感性感受的严重无能之中。这一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治愈的，因为如果消除受干扰的大脑的紊乱尚且是困难的，那么将新的生命注入已死亡的器官，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使不幸的人永远不能从孩童水平走出的弱点的种种表现太为人所熟知了，以至用不着在这里多加逗留。
大脑紊乱的残疾可以像由此受到侵袭的心灵能力一样分成许多不同的主要类别。我以为可以把它们统统归属在以下三个类别：首先是在迷乱中经验概念的颠倒，其次是起初就这种经验而言在妄想中判断力陷入紊乱，最后是在狂想中就普遍的判断而言理性变得颠倒。我觉得，患病的大脑的其他现象要么可以看做是上述意外状况的不同程度，要么可以看做是这些疾病彼此之间不幸的结合，最后，要么看做是这些疾病在强有力的热情上的嫁接，并且被归属于上述级别。
就第一种疾病即迷乱而言，我以如下方式来解释它的表现。每一个人的灵魂，甚至在最健康的状态中，都在不停地描画着并不在眼前的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图像，或者凭借创造性的构思能力一并带入感觉之中的这种或者那种幻想的特征给眼前事物的表象补足一些不完善的相似性。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去相信，在这方面我们的精神在清醒状态中与在睡眠中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律，毋宁说可以猜测，只是生动的感性印象在第一种场合里遮蔽了幻想较为微弱的图像，使其不可认识，而在睡眠中所有外部印象通向灵魂的通道都被封闭，幻想的图像却是最强罢了。因此毫不奇怪，只要梦境还在持续，它们就被视为现实事物的真实经验。因为既然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是灵魂中最强有力的表象，它们在这种状态里也恰恰就是在清醒时感觉所是的东西。如今人们假定，某些幻想，无论出自什么原因，仿佛伤害了大脑的这一或者那一器官，以至于对它们的印象和一种感性感觉能造成的印象同样深刻、同时也同样正确，那么，这种幻觉将在清醒时虽然有良好的健康理性，也仍被视为一种现实的经验。原因在于，用理性根据与一种感觉或者在强度上可以与感觉媲美的表象对立，是徒劳的，因为对于现实的事物来说，感官比一种理性推理提供了大得多的说服力；至少，受这些幻想所蛊惑的人决不会被理性推理召回，怀疑其自以为的感觉的现实性。人们还发现：在其他场合表现出足够成熟的理性的人们，尽管如此却固执地坚持全神贯注地盯住谁知道什么样的鬼怪形象和假面脸谱，而这些东西也非常精致，足以把他们想象出来的经验与某个精细的理性部分联系起来。按照错乱者的这种特性，他无须病情严重到一种特别明显的程度，就会在清醒时习惯于把某些事物想象为清晰地感受到的，而尽管如此这些事物却没有任何东西在眼前；这种特性就叫做迷乱。因此，迷乱者也就是白日做梦者。如果他的感官通常的幻觉只有一部分是幻想，绝大部分是现实的感觉，那么，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这样的迷乱的人，就是一个空想症患者。如果我们在清醒后，懒洋洋安静地心不在焉地躺着，那么，我们的想象就把例如床前帘子的不规则图案或者近处墙上的某些污斑表现成为人的形象，而且具有一种虚假的、以一种并不令人讨厌的方式使我们得到消遣的精确性，但我们只要愿意，瞬间就可以把他们驱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在部分地作梦，并把幻想置于我们的控制之内。如果在更高的程度上发生某种与此类似的事情，清醒者的注意力却未能在骗人的想象中把幻觉分离开来，那么，这种迷乱就使人猜想到一位空想症患者了。此外，在感觉中的这种自欺欺人非常普遍，只要它还是一般的，它就会在这样一种称谓之下受到宽恕，尽管要是再加上一种热情，这种心灵的弱点就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空想症。通常，人们通过一种习以为常的迷惑看到的不是曾经在此的东西，而是他们的爱好给他们描画的东西，标本搜集者在佛罗伦萨人之石中看到的是城市，虔诚者在有花斑的大理石中看到的是耶稣受难故事，那位女士用望远镜在月球上看到两个情人的阴影，而她的教士看到的却是两个教堂的尖塔。恐怖使北极光的光线变成了标枪和利剑，在晨昏的朦胧中使路标变成了一个巨魔。
空想的心灵状况，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疑心症中更普遍。这种疾病所编造出来的幻想，本来骗的并不是外感官，而是只给疑心症患者一种对他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身体的状态或者是灵魂的状态——的感觉的幻觉而已，这感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空洞的怪念头。疑心症患者有一种病痛，无论它的主要病灶在什么位置，它都极可能不停地在身体各个部分的神经组织漫游。但是，它主要是在灵魂的驻地周围布上一种忧郁的云雾，以至病人在自己身上感受到几乎所有哪怕是他仅仅听说过的疾病的幻觉。因此，他更喜欢诉说的是他的不适，他爱读的是医学书籍，他到处发现的都是他自己的意外情况，在社交中他也会不知不觉地感到一种好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笑声频频、胃口上佳，通常看起来有一个健康人的外貌。至于他内在的空想症，他头脑中的诸般图像常常获得一种令他难受的强度和持久性。如果大脑中有一个对他来说可笑的形象（尽管他自己仅仅把这一形象认做是一个空想的形象），如果这一怪念头诱使他在别人在场时不得体地哈哈大笑，他却不说出笑的原因，或者如果种种不光明正大的想法在他心中激起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去做某种连他自己也担心发生的恶事，尽管如此他事实上决不会去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状况就与一个迷乱者的状况有许多类似之处，但还不必着急。疾病尚未根深蒂固，就与心灵相关而言，通常要么自动地、要么借助于一些药剂就会好转。同样的表象根据人们不同的心灵状态以截然不同的程度作用于感觉。因此，有一种空想症，它之所以被归之于某人，纯粹是因为他被某些对象所触及时，情感的程度对于一个健康头脑的自制而言被判定为超出常规。在此基础上，忧郁症患者是一个生活灾病方面的空想者。爱具有极多空想的陶醉，而古代国家的精妙绝招就在于让公民们对于感受公共福利来说成为空想者。谁比其他人按照自己平淡的、经常是不高尚的情感所能够想象的更多地被一种道德感觉就像被一个基本原则所激动，在其他人的表象中他就是一个空想者。我把亚里斯蒂德置于放高利贷者中间，把爱比克泰德置于廷臣们中间，把让·雅克·卢梭置于索邦大学的博士们中间。我觉得，我听到了哄堂大笑，上百种声音在高叫：真是些空想者！空想在自身为善的道德感觉中的这种可以有两种解释的外貌就是激情，没有激情，就决不会有某种伟大的东西在世界上得以实现。偏激者（见异象者、狂热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这种人本来就是为一种自以为直接的灵感和一种与天界力量很大的亲密性而迷乱的人。人的本性再也没有更危险的幻觉了。如果它的发作是新近的，如果受骗的人有才能并且大群的人作好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连国家也忍耐各种迷狂。狂热把神情激动者引导向极端，把穆罕默德引导向王冠，把莱顿的约翰引导向断头台。我还可以就大脑的迷乱涉及经验概念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把错乱的回忆能力归于它。因为错乱的回忆能力借助于对一种谁知道什么样的从前状态的空想表象来欺骗由此受到侵袭的病人，而这种状态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谈论他自称过去拥有过的财富、或者谈论他曾经拥有过的王国并就自己现在的状态而言不知不觉地欺骗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回忆方面的迷乱者。年迈的碎嘴子坚定地相信，在他年轻的时候世界要有序得多，人们也更善良，他就是一个回忆方面的空想者。
迄今为止，在错乱的大脑中知性力量原本未受到侵袭，至少它并不必然受到侵袭；因为错误原本只存在于概念中，而倘若人们假定被颠倒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么，判断自身也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非同寻常地理性的。与此相反，一种知性的错乱在于：人们从也许正确的经验出发作出完全颠倒的判断，具有这种疾病的就是第一种程度的妄想，它在从经验得出的最切近的判断中与通常的知性规则相悖地行动。妄想者与任何健康人一样正确地看着和回忆着各种对象，只是他一般来说通过一种荒唐的妄想来解释其他人针对自己的行为，并相信从中可以看出谁知道什么样的、那些人从未产生过的意图。如果人们听信他，那就应当相信，整个城市都在对付他。彼此讨价还价的商人们瞧看了他，是在策划谋害他，守夜人是在戏弄他，简而言之，他看到的无非是一种针对自己的普遍阴谋。就其不幸的、忧伤的猜测而言，忧郁症患者是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但是，也有各种各样令人轻松愉快的妄想，恋爱的热情就以某些类似于妄想的奇特解释迎合自己或者折磨自己。一个傲慢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妄想者，他从嘲讽地看待他的其他人的行为中推论出，这些人对他感到惊赞。就错乱的大脑的高等认识能力而言的第二种程度，原本就是紊乱的理性，它在对普遍概念作出的自负而又更为精致的判断中以一种荒唐的方式使自己误入歧途，可以被称之为狂想。在这种错乱的较高程度上，各种各样狂妄的、过分讲究的见识在狂热的大脑中成群结队地游荡：发明了大海的经度，对预言的诠释，谁知道是一锅什么样的糊涂念头的大杂烩。如果不幸的人在这里同时忽略了经验判断，那么他就叫做癫狂的。但是，如果他以许多正确的经验判断作为基础，只不过他的感受为他的妄想向他呈现的大量新颖结果所如此陶醉，以至他不再注意结合的正确性，这样，就迟缓的理性不再能够陪伴亢奋的妄想而言，由此就经常产生出一种非常模糊的妄想现象，它甚至能够与一种天才共存。使大脑对外部感受没有感觉的错乱状态就是失觉：如果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愤怒，这种失觉就叫做狂怒。绝望是一个无望的人暂时的失觉。一个错乱者的怒火汹汹则叫做躁狂症。如果躁狂症者是失觉的，那他就是疯狂的。
处在自然状态之中的人很少会患痴迷，很难会患愚蠢。他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把他保持在经验附近，给他的健康知性一种如此轻而易举的任务，以至他几乎不会发现，为了自己的活动他居然需要知性。惰性给予他那原始而又平凡的欲求一种节制，这种节制给他所使用的判断力留下了足够的力量，来为了他的最大利益而支配他的欲求。由于他不顾他人的判断既不沾沾自喜也不自高自大，他到哪里去取得愚蠢所需要的原材料呢？由于他对未被享用的财产根本没有概念，所以他就被免除了吝啬的占有欲的蠢事，而由于在他的大脑中一些妄想决找不到入口，所以他就很好地避免了所有的癫狂。同样，心灵的错乱在这种淳朴的水平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如果野蛮人的大脑遭到一些撞击，那么，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会产生空想，来排斥独自不间断地让他处理的正常感受。由于他从来没有理由在自己的判断中胆大妄为，什么样的妄想能够侵袭他呢？但是，狂想无疑是完全超越了他的能力的。如果他大脑有病，那么，他将要么是愚傻的，要么是疯狂的，而且就连这也是鲜有发生的，原因在于，由于他是自由的并且是运动的，所以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健康的。在市民状态中，原本就存在着所有这些残疾的发酵剂，即便它们不产生这些残疾，也仍然有助于维持和扩充这些残疾。如果知性足以应付生活的必要性和淳朴的享乐，那么，它就是一种健康的知性，但是，就它是为矫揉造作的奢靡——无论是在享受中还是在科学中——所要求的而言，它就是精细的知性。因此，公民的健康的知性对于自然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很精细的知性了，而在某些水平上以一种精细的知性为前提条件的概念，也不再适合于那些至少在认识上更接近于大自然的淳朴的人们，并且在这些人转向它们的时候就使他们成为愚人。修道院长特拉松[6]在某个地方把心灵错乱的人们区分为从错误的表象出发正确地进行推理的人和从正确的表象出发以颠倒的方式进行推理的人。这一划分与上述命题是完全一致的。就第一类心灵错乱的人即空想者或者迷乱者而言，有毛病的原本不是知性，而仅仅是在灵魂中唤醒判断力在事后用来进行比较的那些概念的能力。对这些病人来说，人们完全可以用理性判断来对抗，尽管不能治愈，至少可以缓解他们的疾病。但是，由于就第二类心灵错乱者即妄想者和狂想者而言，是知性自身受到侵袭，所以，与他们进行理性推理，就不仅仅是愚笨的（因为他们如果能够领会这些理性根据，就不会是妄想的了），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人们只有通过揭示荒唐才能给他们颠倒了的大脑以新的材料；矛盾并不使他们改正，而是使他们激怒；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采取一种冷漠而又善意的举止方式，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的知性有某种缺陷似的，这是绝对必要的。
就像人们把意志的疾病称之为心灵的疾病一样，我把认识能力的残疾称之为大脑的疾病。我也仅仅留意它们在心灵中的表现，并不想探查它们的根源；这根源本来在身体中，而且就像那家以《医生》为名而众所周知的受欢迎的周刊[7]在第150、151、152期大有可能地阐述的那样，它们的主要病灶可能不是在大脑，而是在消化系统。我甚至不能以任何方式说服自己：心灵的错乱像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产生自傲慢、爱，产生自过于强烈的思虑和对灵魂力量的谁知道什么样的滥用。这种从病人的不幸出发对他制造一种嘲笑性指责的理由的判断，是非常冷酷无情的，而且是由一种使人们通常倒因为果的常见错误引起的。只要人们稍稍留意实例，就会发现，首先是身体出毛病，在疾病的萌芽不知不觉地生长的开始，被感觉到一种可以有两种解释的颠倒，它还不至引起心灵错乱的猜测，表现为一种奇特的爱情怪念头或者一种自高自大的举止，或者表现为毫无结果的情绪低沉的冥思。随着时间的流逝，疾病发作了，诱使人把它的根据设定在心灵紧邻的先行状态。但是，与其说某人由于如此傲慢而是错乱了，倒不如说他由于错乱了而如此傲慢。这种不幸的疾病只要不是遗传的，就还可以期望幸运地痊愈，而人们在这里主要应当求助的就是医生。然而，为了表示尊敬，我也不愿意排除能够安排心灵饮食的哲学家；条件只是，他像对自己绝大多数其他活动一样也不为此索取报酬。为了感谢，在哲学家试验愚蠢的有时伟大、但却总是无效的疗法时，医生也不会拒绝给哲学家以支援。例如在一个博学的吵闹狂的躁狂症中，他会考虑，强化进行的心灵净化手段是否会对此有些效用。因为既然按照斯维夫特的观察[8]，单单一首蹩脚诗就是大脑的一种净化，为了减轻生病诗人的痛苦借助这诗抽出许多湿气，那么，为什么一部粗劣的苦思冥想的著作不也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呢？但在这一场合值得推荐的是，给大自然指出另一条净化的道路，以便彻底地、悄悄地清除疾病，以免因此使公共事业感到不安。
原文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作于1764年。
注释
[1]浮努斯（Faunus），罗马的森林和田野之神，畜群和牧人的庇护者。——译者注
[2]克拉维乌斯（ChristophSchlüssel，拉丁文Clavius），于1537年生于班贝克，于1612年卒于罗马，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并以其参与格列高利八世的历法修正而著名。——科学院版编者注
[3]学校当局（Orbile），根据罗马语法学家、贺拉斯的老师（《书札》，Ⅱ，1，70~71）奥尔比留斯·普皮路斯（OrbiliusPupillus）构词，泛指学校的统治者。参见桑德尔斯（Sanders）：《德语词典》，第Ⅱ卷，478页，莱比锡，1863。关于出自1764年的一部为耶稣会士的惩戒方法引用了orbilianisme[奥尔比留斯主义]这种表述的法语论战小册子，参见孔佩雷（G.Compayré）：《法国教育学说的批判历史》，第Ⅱ卷，244页，巴黎，1879。——科学院版编者注
[4]原文如此，译者注。
[5]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Ⅸ，68。——科学院版编者注
[6]特拉松（JeanTerrasson,1670—1750），自1713年始为法兰西科学院成员，著有：《荷马伊利亚特批判》，1725；《塞蒂：出自古埃及纪念碑和轶事的历史与生平》，1731；《适用于所有精神和理性客体的哲学》，在其死后由达兰贝尔于1754年出版。康德所提到的区分不存在于这些著作中。——科学院版编者注
[7]指《医生：一家医学周刊》，汉堡，第Ⅵ部分，1761。它由阿尔托纳的翁策尔（Joh.Aug.UnzerzuAltona）撰写和出版。康德联系到的文章是：第150期，《论知性与消化的联系》；第151期，《旧种类的胡闹必须通过消化的改善来治疗的证明》；第152期，《特别对狂躁型谵妄病的同类证明》。——科学院版编者注
[8]参见斯维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反高雅：亦即斯维夫特的最新诗艺或者在诗中爬行的艺术》，第Ⅲ章，77页以下，从英文译为德文，莱比锡，1733（《著作集》，司各脱[SirWalterScott]编，第XⅢ卷，29页以下，1883）。——科学院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