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歷史與國族主義
人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定義自己，而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國家已成為定義自己最吸引人的方式之一。了解自己隸屬於一個大家庭，或用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話來說，了解自己屬於一個想像的社群，這股力量幾乎和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一樣迷人。國族主義不但使德國和義大利得以存在、並摧毀了奧匈帝國，後來還使南斯拉夫分裂。人們因此受苦並死亡，也傷害或殺害別人，而這些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
歷史可提供國族主義許多燃料。它能創造集體記憶以幫助那群人創造自己的國家。無論是一起紀念國家偉大的成就或是失敗的傷痛，這些都能支撐和孕育一個國家。越是追溯以往的歷史，似乎就越能培育出堅固和長久的國家，而人們也越傾向於宣稱自己的國家是值得尊敬的。歐尼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是一位法國的思想家，他曾寫了一本較早期的國族主義經典。他認為只有一個原因能成為國家之所以存在的正當理由，其他無論是血統、地理位置、語言或宗教等因素，都無法成為國家存在的理由。「一個國家，」他寫道，「就是一群團結在一起的人，他們因為過去曾做出的犧牲，或將來想要做出的奉獻而聚集在一起。」但另一位喜歡批評他的人卻這樣說：「國家就是那些因為對過去的錯誤觀念以及對鄰國的仇恨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勒南認為，國家就是因其成員們的同意而存在的。「國家的存在就像每天不斷地舉辦公民投票而形成的，就像個人的存在是因為生命不斷延續。」但是對許多國族主義者而言，並沒有所謂的自己同意這件事。當你生長於這個國家，那你就沒有權力選擇是否屬於這個國家，即使歷史因素介入時也是如此。當法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宣稱萊茵蘭（Rhineland）屬於他們的時候，他們強調的理由之一是，雖然這個地區說的是德語，但他們其實是法國人。他們之前是不小心落入了被德國人統治的狀況，但他們本質上都是法國人，例如他們都熱愛葡萄酒、信仰天主教和注重生活樂趣（joie de vivre），這些證據都顯示他們其實是法國人。
勒南所嘗試解釋的是一種新的現象，因為國族主義算是人類歷史中較晚發展出來的概念。過去幾百年來，大多數歐洲人都不會將自己視為英國人（不論是英格蘭、蘇格蘭還是威爾斯）、法國人或德國人，而習慣認為自己是隸屬於一個特別的家庭、宗族、地區、宗教或同業工會。有時候他們會以自己所屬領地的領主來定義自己的身分，無論該領地屬於男爵或君王。後來，他們開始將自己定義為德國人或法國人，但其實在他們眼中除了政治上的意義，更是文化上的區分。而他們確實也不認為（像現代國族運動常主張的一樣）國家有權力在一塊特定的土地上統治他們。
過往定義自己的方式，也一直存留到了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國際聯盟委員會（League of Nations）試圖在歐洲決定各國邊界時，他們常遇到的問題是，人們不確定自己究竟是捷克人還是斯洛伐克人，又或者是立陶宛人或波蘭人。他們常聽到的答案是，我是天主教或是東正教徒、商人或是農夫，甚至純粹只是住在這個村莊或那個村莊。達尼羅．鐸奇（Danilo Dolci）是一位義大利社會學家和社會運動者，他很驚訝地發現，在一九五〇年代那些住在西西里島內部的居民，竟然從來沒聽過義大利這個名字。雖然理論上來說，他們應該已經身為義大利國民好幾世代了。當國族主義正逐漸成為歐洲人定義自己的方式時，這些居民卻成為少數被遺漏的人。後來，因為溝通速度增快、讀寫能力普及還有都市化等因素，以及（最重要的）認為自己隸屬於某個國家的一分子是恰當與正確的，還有一個國家應該要有自己的領土和政府等思想，這些因素都促成了國族主義大潮流的形成，並在十九世紀撼動了歐洲，到了二十世紀則影響其餘的世界。
人們會談論國家的永存不朽，但國家不是由命運或神所創造的，當然更不是由歷史學家所創造的，而是因為人類的活動而產生的。這一切都在十九世紀靜靜地發生了。學者們開始研究語言，將它們分門別類成不同的家族，並試著了解這些語言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的歷史。他們發現一些規則可以用來解釋語言的變化，並可以證實（至少他們自己感到滿意）那些有幾百年歷史的文本是用早期形式的語言所寫的，例如德文或法文。人種誌學者如格林兄弟收集了許多德國民間故事，以便證明德國在中世紀就已存在。歷史學家們努力不懈地恢復這些古老故事，並將那些他們認為對國家重要的歷史拼湊起來，就好像它們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一樣。考古學家宣稱他們已經發現證據顯示，這些國家過去曾經存在於何處，也知道它們在大遷徙世代搬到了哪些地方。
這些研究與行動漸漸累積下來的結果，就是對於「國家是如何形成的」這件事，創造了一個不真實卻有影響力的說法。我們無法否認世界上的確有許多不同民族，他們從德國和斯拉夫等地進入了整個歐洲，並與當地的人融合，但這樣的觀點就好像認為世界像某個遊戲一樣，在某個時間點（通常是中世紀）音樂突然停止了，然後那些行進中的人突然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個椅子給法國，一個給德國，還有另外一個給波蘭，而歷史從此稱他們為「國家」。例如德國歷史學家所描述的遠古德國，就是他們的祖先在羅馬帝國時期以前就快樂地住在森林裡，然後在某個時間（可能是西元第一世紀），就成為了所謂的「德國」。所以到底哪裡是屬於德國的領土呢（而且這其實是個危險的問題）？或其他「國家」的領土又在哪？是他們現在所居住的地方嗎？或是他們剛出現於歷史中的時候所住的地方？還是兩者皆是？
如果學者們當初可以預見將來發生的事，他們當初還會這樣認為嗎？例如我們該如何看待那些創造出義大利和德國的血腥戰爭？那些分裂了原本由多國組成的奧匈帝國的激情和憤怒又該如何解釋？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舊國家競相用歷史的角度來強調解釋某一塊土地是屬於自己的狀況，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們那隨著國家勢力升高而出現的高壓統治方式，以及競相取得最高權力和奪取他人土地的行為，又該如何看待呢？
矛盾的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國族主義是很現代的概念，但它卻為自己虛構出許多歷史和傳統。」從以往至今，國族主義所需的歷史都是從現存歷史衍生出來的，而非新的事實。這些歷史通常包含大部分的事實，不過它們傾向於認為自己的國家從以前就存在，並抱持盼望認為將來也會繼續存續下去。歷史也幫忙創造了勝利或失敗的記號，例如滑鐵盧戰役（Waterloo）、敦克爾克戰役（Dunkirk）、史達林格勒戰役（Stalingrad）、蓋茲堡戰役（Gettysburg），或是對加拿大人來說較特別的維米嶺戰役等等。他們強調過去領袖的作為，例如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在圖爾（Tours）打敗了摩爾人（the Moors）、伊莉莎白一世在普利茅斯高地面對西班牙艦隊、霍雷肖．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擊敗了法國艦隊、喬治．華盛頓拒絕對櫻桃樹事件說謊等等。國族主義者也經常利用宗教的身分認同。想想看那些模仿殉道者或是十字架上耶穌的戰爭紀念活動，還有為紀念十一月十一日所精心策劃的儀式。
許多現代人認為，象徵歷史悠久的紀念或儀式，其實都是經過後人加工的，因為每個年代的人都會檢視過去，並試著尋找是否有符合現在需要的事物。在一九五三年，全世界擁有電視機的人都發出讚嘆地收看那場古老的加冕典禮：君王乘坐鑲金的四輪大馬車橫越倫敦、隆重的行列隊伍進入西敏寺。還有那音樂、華麗的裝飾、坎特伯里大主教穿著高貴的袍子，以及精心策劃的加冕儀式。當時身為一個加拿大學童，我是在一本冊子上讀到這一切的。但大多數人所不知道的是，當時我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看到的這一切，其實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較早期的加冕典禮其實是更草率的，有時甚至有點尷尬。當肥胖碩大的喬治四世於一八二〇年被加冕時，與他關係不合的妻子卡羅琳竟然被禁止出席典禮。而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加冕典禮中，不但神職人員頻頻出錯，坎特伯里大主教拿出來的戒指也因為太大而與女王的手指尺寸不合。到了該世紀末，因為英國變得更有影響力了，所以君主政體也成了更重要的象徵。一些與皇室有關的場合都變得更隆重浩大，也經過更仔細的彩排。他們還增加了新的儀式：例如國籍屬威爾斯的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是一位積極改革的英國首相，他發現若能在古老的加納封堡（Caernarfon Castle）舉辦一場正式儀式來冊封愛德華八世為威爾斯親王，將會有很好的效果。
有些戰爭能成為國家的象徵，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科索沃戰役。在這場一三八九年的戰役中，塞爾維亞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打敗了。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者認為這是一次世俗和精神上的失敗，但其中卻蘊含著東山再起的承諾。對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者來說，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很清楚。基督教的塞爾維亞人是因為被背叛才會輸給回教的鄂圖曼。在戰役的前一夜，當時塞爾維亞的領袖拉札爾王公（Prince Lazar）有一個異象，他認為自己已被應許將會獲得天上的王國，或是一個地上的國家。身為一位好基督徒，他選擇了前者，但毫無疑問的，他們也相信塞爾維亞有一天將會再次興起。這到底算是精神層面還是世俗層面的救贖呢？拉札爾後來被一個塞爾維亞同胞出賣，並在戰場上死去。而他的人民仍忠於此信仰，記取這次失敗並相信應許，在其後的四百年來都期盼塞爾維亞能再次復國。
這個故事的問題是，它不只過於簡化，而且其中部分內容並不受當時的歷史紀錄支持。拉札爾王公其實不是整個塞爾維亞的統治者，而只是許多王公的其中一位，他們在殘破的塞爾維亞帝國中繼續爭權奪利，而塞爾維亞帝國是由杜山王公（Prince Dusan）所建立的。有些王公已經與鄂圖曼和好了，而且成為蘇丹王的從屬者，因此他們派遣軍隊去對付拉札爾王公。我們不清楚在這場戰役中塞爾維亞人是否全部失敗，但根據當時的紀錄，他們是勝利的，但也有可能是平手，因為雙方後來暫時都沒有其他的戰爭行為。而獨立的塞爾維亞帝國也繼續存在了好幾十年。
後來，拉札爾的遺孀和鄂圖曼的修道士們，開始將這位去世的王公塑造成為塞爾維亞殉難的偉人。矛盾的是，在此同時，他的兒子卻從屬於土耳其，並為他們爭戰。幾世紀以來，拉札爾和科索沃戰役其實一直給予塞爾維亞人東正教基督徒的身分，以及象徵他們是一群使用普通語言的民族，而非獨立的塞爾維亞國家。這個故事一直和許多其他的塞爾維亞文化一起流傳於修道院中，也存在於偉大的史詩故事中，在好幾世代的歷史之間流傳了下來。後來到了十九世紀，整個歐洲地區的國族主義覺醒，而這個故事也開始特別受到注目，它讓塞爾維亞人開始積極為獨立而奮鬥，並與逐漸式微、失去勢力的鄂圖曼帝國對戰。
在十九世紀前半，塞爾維亞人用歷史來激勵自己，並在鄂圖曼帝國內第一次成功成立了自治政體，並直到後來完全獨立為止。十九世紀早期極具影響力的塞爾維亞學者吳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將現代的塞爾維亞書寫語言標準化，並收集了史詩資料。但他也留下了頗具傷害性的說法，就是認為克羅埃西亞人和波士尼亞的回教徒因為幾乎說同一語言，因此也算是塞爾維亞人。伊利亞．加拉沙寧（Ilija Garašanin）是一位政治家，他做了許多事來塑造塞爾維亞的國族主義，並為新的塞爾維亞國家建立新的架構，也利用歷史將他的塞爾維亞同胞們導向命運。塞爾維亞帝國過去曾被鄂圖曼土耳其摧毀，但現在該是重建的時候了。他在一份直到二十世紀才被發現的秘密文件中提到，我們是「偉大祖先的真實繼承人」。塞爾維亞國族主義並非新思想或革命性的想法，而是舊思想開花的結果。但必須再次提起的是，這也是個危險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都是屬於他們的一分子。
要改變歷史觀念是容易的，但要動搖堅信這些思想的人卻不容易。在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南斯拉夫解體了，舊歷史迷思又開始浮現。然而，塞爾維亞人這次也必須獨自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一九八六年，一份來自塞爾維亞科學院（Serb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文件警告，所有塞爾維亞自從第一次於一八〇四年反叛鄂圖曼帝國後所獲得的結果，都將會失去。克羅埃西亞人在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內威嚇塞爾維亞人，而阿爾巴尼亞人則逼迫塞爾維亞人離開科索沃地區。一九八九年，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前往參與了科索沃戰役六百週年紀念，並宣稱「科索沃的英勇精神不容許我們忘記（一次也不行），我們那時是如此勇敢且有尊嚴，而且是少數進入戰場卻沒被打倒的人」。與此同時，當克羅埃西亞的國族主義者回首過往歷史時，他們認為對整個歷史而言，一個更為強大的克羅埃西亞是不可或缺的，而這需要上萬塞爾維亞人的加入。歷史並沒有摧毀南斯拉夫或伴隨解體帶來災難，這是某些人技巧性操弄造成的後果（例如米洛塞維奇）。而在克羅埃西亞，弗拉尼奧．圖季曼（Franjo Tudjman）除了幫助及鼓動那些跟隨他們的人，也威嚇那些不願表態的人。
對巴爾幹半島來說，他們「有太多歷史卻無法消化之」（這是邱吉爾的名言）。但新成立的國家則常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歷史。當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建國時，他們是一個新的國家（撇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之間長久以來的糾葛不說），他們擁有來自歐洲各地的移民，而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也有越來越多來自中東的移民加入。如果以色列想要存續下去，建立一個鮮明的國家身分是很重要的。如果和他人一起分享共同的習俗或文化，則很難擁有屬於自己的身分。一個來自埃及的猶太人和一位來自波蘭的猶太人，他們會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即使是宗教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基礎。很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其實並非虔誠篤信宗教者。雖然希伯來正在復興當中，但他們尚未建立國家的正式文獻。而這也使歷史對他們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扮演著如同膠水般的角色。在他們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以色列向過去的歷史尋求他們必須存在的證據。在歷史中，那塊土地是猶太人的出生之地：「在被迫離開那塊土地流浪在外之後，流離失所的這些年，他們一直保持著信念，從沒有停止禱告和盼望能再度回到那塊土地，並希望能恢復政治上的自由。」較近代的歷史也成了這個故事的一部分。猶太人已經準備好要大勢回歸：「他們讓沙漠開出花朵、重振希伯來語、建立村莊和城鎮，並興建繁榮的社區和掌控自己的經濟與文化。他們喜愛和平但也知道如何保衛自己，將進步所帶來的祝福分享給所有的國民，並熱切期盼國家獨立。」
在一九五三年，以色列國會（Israeli Knesset）通過了〈國家教育法案〉（State Education Law）和另一個法案「大屠殺紀念館」以紀念大屠殺事件。這個法案的作者是教育和文化部長本．錫安．迪諾（Ben-Zion Dinur），他早在以色列獨立之前就已經是活躍的猶太復國主義教育者和政治家，他深深認為有必要建立以色列的自主意識。他在國會中宣稱：「一個國家的自尊只存在於他們是否擁有過去的回憶，以及那個國家是否知道如何將過去的經驗與單一的個體結合在一起。」對迪諾和那些支持他的人而言（許多左派和右派人士並不如此認為），這表示應該要教導以色列人，以色列國永遠都會存在，不管在過去或永遠的未來。而且以色列已經在幾世紀以來的流放生活中存活下來了，如何取回失去的土地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這長久的歷史過程中，以色列就是扮演繼承者和頂點的角色。但迪諾的觀點也受到批評，例如有人認為他遺漏了猶太人對宗教的看法，以及他所提出的猶太歷史過於簡化。不過他的看法在以色列的學校中則非常有影響力。一項針對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八四年間使用的教科書所做的調查顯示，猶太歷史幾乎被視為等同於以色列建立的過程，而在流放的猶太人中，猶太復國主義者所抱持的建立猶太國家的夢想，則是「最強烈和最古老」的社會運動。
國族主義仍然繼續發展中，而且有許多新國家持續出現。這些新國家也同樣發現，當要為自己做定位的時候，歷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在一九六〇年代，沃夫岡．福爾斯坦（Wolfgang Feuerstein）這位年輕的德國學者，遇到了住在某遙遠村落的一個人，這個村落位於土耳其港口特拉布宗（Trabzon）附近的黑海南方海岸。這裡約有二十五萬人口的拉茲人（Lazi）和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樣是回教徒，但是擁有他們自己的語言、習俗和看法。這位年輕的德國人認為他們以前一定是基督徒。他開始研究這群被歷史遺忘的人，而為了幫助他們記錄屬於自己的故事，他還為他們設計書寫用的語言。這些拉茲人也開始對自己的過去和文化產生興趣，而土耳其當局雖然本來就已經為了其他少數民族團體（例如庫德族）而煩惱，但現在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福爾斯坦被逮捕、毆打及驅逐出境，不過他仍然從外地將記錄拉茲故事和詩的文章寄給秘密營運的非官方學校。當拉茲族開始認識自己和過去的歷史時，他們就成了一個國家。一九九九年，屬於拉茲族的政黨成立了，並開始推動要在土耳其內建立拉茲斯坦省（Lazistan）。他們發表宣言要求推廣建立屬於拉茲的語言和文化，並鼓勵以拉茲人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如果我沒想錯的話，他們將來有可能會開始以歷史作為要求賠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