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尼采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与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一样，其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同其哲学思想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尼采的历史观也颇具特点。而这本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作为《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二部，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尼采的历史观。

不难看出，尼采肯定历史对于生活的作用，认为历史应该用来为生活服务，激励人们有所行动、有所创造。但同时，尼采更强调，人的历史感应该有一个限度，历史可以服务于生活，但不能成为生活的指导。“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渴望了解过去，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因此，尼采主张，不论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而言，历史感都必须有一个限度，不可以滥用历史。尼采将人们对待历史的立场归纳为历史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三种。人类需要历史，会历史地感知事物，但若过度沉溺其中，则会患上“历史病”，会损害生命的创造力。它的“解药”则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尼采认为，非历史是一种遗忘力，是一种抛开历史、面对现实生活的立场，“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此外还有一种超历史的立场，即认为古代与现代没有什么区别，“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持这种立场的人也许是最有智慧的，但却缺少了对生活的热爱。

在尼采看来，生活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了解历史正是为了服务于生活。尼采认为，历史服务于生活，可以有三种方式：纪念式、怀古式和批判式。对于将要有所建树、正在战斗着的人来说，历史可以为他提供榜样和鼓励，他所需要的便是纪念式历史。一个有着保守与虔敬天性的人，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源泉，使自己获得归属感，他所需要的便是怀古式历史。而一个希望有所革新的人，则需要打破对旧事物的虔敬，从而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它，这样的人所需要的便是批判式历史。但同样，“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

尼采在这里对历史的作用进行剖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批评当时的德国文化。在尼采看来，当时的德国文化缺乏创造性，陷入停滞，甚至堕落，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过量的历史感扼杀了文化的创造力。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尼采经常提到生活、文化等词语，他认为文化是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是用来衡量一个时期的最主要的标准。“尼采坚持认为，所谓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整体，而这一风格又贯穿于某一民族生活的全部表现方式之中。”（乔治·勃兰兑斯：《尼采》，安延明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在尼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悲剧的诞生》中，他提出了三种文化：苏格拉底文化、悲剧文化和艺术文化，对应在具体的历史中，则分别是亚历山德里亚文化、希腊文化和印度（婆罗门）文化。众所周知，尼采对古希腊的悲剧文化一直推崇备至，认为它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希腊人也曾经遇到了过度历史感的问题，“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要撞死在‘历史’的石头上了”，但他们最终学会了认识自己、思考自己真正的需要，从而避免了迷失在历史之中，并且“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

当然，也要指出的是，尼采毕竟是一位思想家而非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考察是服务于其哲学思考的，因此其历史研究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严格。例如他著名的关于道德起源的研究，对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其关于“好与坏”“善与恶”的辨析，则主要是从语言学、心理学角度进行的推断，归根结蒂还是服务于他的哲学主张。

尼采一直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其思想充满了激情和生命力，也难免有一些偏颇之处。但尼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不论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还是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本书得以完成此次译稿的修订，要感谢刘北成老师多年的指导，感谢毛衍沁编辑各种细致的工作，此外还要特别感谢孟凡礼老师，细心地为我指出了之前译稿中的许多错误。本人能力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还有错漏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