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人性对于自然规律的抗拒
我们收集的这些证据表明，人类有能力支配自身事务，不论是规避自然规律，还是利用自然规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人类事务是否有可能完全违背自然规律？我们从社会变迁的速度着手探讨这种可能性。如果社会的发展速度起伏不定，那就表明人类事务至少在时间维度上抗拒自然规律。
如果确实能够证明历史的脉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恒定不变，也就是说每一个十年或百年都发生了确定和同等的心理和社会变迁，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掌握了心理—社会的量值或是时间间隔的长短，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其他领域相应未知量的量值。一位杰出的埃及史学者至少就提出过这种假说。他拒绝使用天文学确定的年代编年，因为在他看来，接受这种年代编年无异于承认一个无法接受的命题，即埃及世界的社会变迁在某个200年间必定比之前的200年快得多。不过，大量常见的例证表明，这位卓越的埃及学家嘲笑的命题实际上属于起码的历史常识。
举例来说，我们知道雅典的帕特嫩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哈德良的奥林匹亚门(Olympieum)建于公元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6世纪。若是按照这位埃及学家的原则，前两座风格大体一致的建筑的时间间隔应该比风格迥然不同的后两座建筑的时间间隔短得多。这些建筑物无可置疑的建造年代表明，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的时间间隔更短一些。
如果我们依据同一个先验原则来推测西罗马帝国末期罗马士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的撒克逊士兵以及贝叶挂毯中描绘的诺曼骑士的装备之间的时间间隔，同样会误入歧途。奥托的士兵配备圆盾和角斗士式的羽毛饰方框头盔，它们只是晚期罗马皇帝马约里安(Majorian，公元457—461年在位)时代士兵装备的变体，“征服者威廉”的士兵配备萨尔马提亚人的圆锥形头盔、带有鳞状甲片的铠甲和鸢形盾。我们若是依据变革速度恒定的假说来推测奥托一世(公元936—973年在位)与征服者威廉(1035—1087年统治诺曼底)之间的时间间隔，必定会认为它比马约里安与奥托之间的时间间隔长得多，从而再次与事实背道而驰。
此外，只要大致比较一下1700年和1950年西方男子的标准常服，任何人都能看出，1950年的上衣、马甲、裤子和雨伞只不过是1700年的上衣、马甲、马裤和佩刀的变体，但两者与1600年的紧身衣和大脚短裤截然不同。与前两个例子相反，在这个例子中，较早、较短的一个时期的变化远远超出较晚、较长的一个时期。这些例证提醒我们注意以变化速度恒定不变的假说来判定时间间隔的危险，按照这种假说，倘若某处人类活动遗址缺乏文字记载的编年史料，只能依靠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有形证物才能重现遗址的历史，就必定会把层层相叠的遗址地层的时间间隔等同于人类活动的时间间隔。
我们初步批评了那种认为文化匀速变化的假说，接下来不妨再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激变的例子，然后是迟滞的例子，最后是变化时快时慢的例子。
革命是一种常见的激变形式。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看到，革命是两个共同体彼此碰撞导致的社会运动，一方恰好在某个人类活动领域超过另一方。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的初始阶段乃是想要赶超邻邦英国在之前两个世纪缓慢实现的宪政进步的狂热运动。实际上，某些欧洲大陆历史学家把19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称为崇英狂热，这种思潮在欧洲大陆不断引发革命，其中大多数失败了。
还有一种十分常见的激变现象，即一个文明社会边界的边疆居民或文明社会边界线外的蛮族突然奋起追赶先进的邻居。本书作者清楚地记得1910年访问斯德哥尔摩的北欧民俗博物馆(Nordiska Museet)的印象。本书作者相继参观了斯堪的纳维亚旧石器、新石器、铜器以及基督之前的铁器时代文物，之后吃惊地发现一间展室陈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他奇怪怎么没有看到中世纪时期的文物，便顺着原路返回寻找，果然找到一间中世纪展室，里面的展品寥寥无几。他这才开始意识到，斯堪的纳维亚迅即走出铁器时代晚期，开始创造自己的独特文明，从而进入到现代早期阶段，融入已经定型的意大利化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本书作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博物馆见证的文化贫乏至少部分反映了这种激变所付出的代价。
与15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如出一辙，在本书作者所处的时代，正在迅速西方化的整个非西方世界也经历了激变的过程。非洲的情形已是众所周知，非洲各民族试图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实现他们既仿效又抵制的西欧民族花一千多年时间才实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进步。非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激变，对此非洲各民族往往估计过高，而西方旁观者往往估计过低。
如果说革命是激变的生动表现，迟滞则表明落伍者拒绝与社会主体步调一致。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英帝国治下的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整整一代人之后，美国南方各州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殖民者为我们提供了其他的例证，他们移居新的国家，依然保持着离开时故国通行的各种规范，而留在故国的亲戚早已向前发展，抛弃了这些规范。这是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只要比较一下20世纪的魁北克、阿巴拉契亚高地、德兰士瓦与同时代的法国、阿尔斯特、荷兰，就足以说明问题。读者诸君应当还记得，我们已在前文中列举了许多激变和迟滞的实例。例如，我们所说的希律主义显然近似于激变，奋锐主义近似于迟滞。同样，变化有好有坏，激变未必就是好事，迟滞也未必就是坏事。
从现代西方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时快时慢的持续变革过程，这种持续变革不止两个阶段，而是至少包含三个阶段，甚至持续四个阶段。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持续变革始于一次突如其来的激变，这次激变在1440到1490年的50年间彻底革新了造船和航海技术。这次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之后，整个16、17和18世纪是一个发展迟滞阶段。经过长期的止步不前之后，1840—1890年的50年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又经历了一次激变。在1952年，下一阶段的走向尚在未知，因为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变革至今仍在继续。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进行中的变革虽然将取得显著的技术进步，恐怕难以取得维多利亚时代半个世纪里取得的革命性成就。
15世纪……造船工艺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革……在50年的时间里，远洋帆船从单桅帆船发展为有五六张帆的三桅帆船。[1]
这场技术革命的创造者从此不仅能够抵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压倒了他们所遇到的任何非西方海员。新式帆船具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它能够长时间航行而不需进港，在这一点上不仅胜过之前的各种船舶，也大大优于之后出现的各类船舶。在其鼎盛时期，三桅船被誉为出类拔萃的船舶，它巧妙地融合了不同的造船和帆装传统，每一种传统各有独到的长处，也因此各有缺陷。1440—1490年间西方人发明的三桅船不仅吸收了古老的地中海大型划船(又名“长船”)的优点，还兼具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帆船的长处，即同时代的地中海宽身横帆帆船(又名“圆船”)、公元前56年恺撒占领日后被称为布列塔尼的半岛时注意到的大型大西洋帆船，以及印度洋三角帆“轻快帆船”，根据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这种帆船的前身是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486—前1468年在位)统治时期远征东非蓬特(Punt)地区 即现代的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也门红海两岸地区。——译者注 的埃及海上远征队乘坐的船只。15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兼具这四种船舶长处的新设计，当时最好的船舶与纳尔逊时代的船舶相差无几。
此后，经过三个半世纪的迟滞，西方造船技术面临另一次突如其来的激变。这一次，飞速涌现的创新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发展。一方面是蒸汽机取代船帆，与此同时，经过长期沉寂之后，帆船制造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老式帆船不断改良，发展成从前无法想象的完美新式帆船，在创造力迸发的1840到1890年间，帆船在与汽船的竞争中仍然能够在某些用途上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原本以为完全服从自然规律的社会应当体现为一种匀速运动，而这些激变和迟滞现象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本书前面部分详尽分析和阐明的“挑战与应战”公式就是我们对这些激变和迟滞现象的解释。我们来看看上述最后一个例子，即西方造船航海史上的两次重大激变以及其间的长期迟滞。
1440到1490年的半个世纪里激发现代西方建造新型船舶的挑战是一个政治挑战。中世纪末期，西方基督教世界意识到，不但向东南突入伊斯兰教地区的尝试(即“十字军远征”)归于失败，而且还面临土耳其人沿多瑙河和地中海沿岸反攻的严重威胁。西方基督教社会恰巧居于欧亚大陆一个半岛的尖端，这个事实加剧了西方的险恶处境。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要想避免灾难，就必须冲破重围进入更广阔的空间，否则迟早会被旧世界心脏地带更为强大的力量挤到海里去。不然的话，伊斯兰世界将使西方世界遭受许多世纪之前西方带给夭折的“凯尔特边陲”(Celtic Fringe)远西基督教世界的命运。十字军远征期间，拉丁基督教徒怀着夺回基督教信仰发源地的渴望，从地中海踏上征径，凭借传统的地中海船只横渡地中海。他们最终功败垂成。随后伊斯兰世界步步紧逼，落败的西方世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西方选择挺进海洋，发明新型船舶，其结果超出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最乐观的追随者最大胆的梦想。
15世纪西方造船者回应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取得了辉煌成就，导致日后西方造船业长期停滞不前。这个领域的第二次激变是出于一个迥然有别的原因，即18世纪末开始波及西欧部分地区的新经济革命。这场革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人口骤然加速增长，二是商业和制造业开始取代农业的优势地位。我们在此无需讨论复杂而熟悉的19世纪西方工业扩张以及人口的同步增长，这种扩张和增长不仅使西方“旧世界”西欧各国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开始迅速充实西方海外开拓者获得的广袤的新土地。显然，倘若造船者没有像400年前那样热忱有效地回应挑战，远洋运输肯定会成为阻碍扩张的瓶颈。
我们的例证属于人类生活的物质领域，一个特定的行业从技术上相继回应两次挑战，第一次是政治军事挑战，第二次是社会经济挑战。挑战与应战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论这种挑战是饿肚子的人渴望面包，还是灵魂饥渴的人渴求上帝。无论什么样的挑战，都意味着上帝为人类提供了选择自由。
注释：［1］BassettLowke, J.W. and Holland, G., Ships and Men(London 1946， Harrap),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