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成长过程的差异

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对于文明生长过程的考察，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许多实例中，这个过程似乎是相同的一个过程。生长的完成依赖于个体、少数群体或者整个社会通过应战对于一个挑战作出回应，这个应战不仅能够解决挑战而且能够给应战者提出新的挑战，然后需要再一次应战。尽管成长过程也许是统一的，但是各个部分对于遇到的挑战的反应却不是一样的。当我们比较一下任何单一社会分裂出来的许多不同的共同体的经验时，面对同一系列的挑战而作出的各异的反应就会一目了然了。有一些共同体死亡了，另外一些却通过创造性的归隐和复出运动进行了成功的应战，还有一些共同体既没有死亡也未能成功地应战，但是却设法生存了下来，其方法就是：当那些成功的成员给它们指出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时，它们在先驱者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跟随。这样，任何连续的挑战在社会内部就产生了差异，而且这一系列挑战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异就会越来越大。此外，如果生长过程在遭遇到同一个挑战的生长中的社会中产生了差别，那么毋庸赘言，同一个生长过程一定与另一个遭遇到性质不同挑战的生长中的社会的生长有所不同。

在艺术领域里可以找到突出的例证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人们一般都承认每一个文明都创造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如果我们设法确认每个独特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美学标准就是最可靠的，也是最为精确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考察埃及流行的艺术风格就会看到前王朝时代的艺术还不是典型的埃及艺术风格，科普特的艺术已经在风格上抛弃了埃及艺术的特征，依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埃及文明发展的时间跨度。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也能够确定古希腊文明从米诺斯社会破土而出的时期,以及它最后解体被东正教社会取代的时代。再有，米诺斯艺术品的风格能够使我们确认米诺斯文明在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空间影响范围。

历史研究第三部文明的成长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文明在艺术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么我们必然会问：这种性质上的独特性(这是它风格的本质)能够出现在艺术领域而不会出现在每个独立文明的所有其他部分、机构、制度和行为之中吗？无需在这方面进一步追问，我们也能够确认一个显然的事实即不同的文明对各自特殊的行为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古希腊文明从总体上看显然倾向于强调生活中的审美观念，古希腊语中的形容词καλó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恰好表示审美感上美的方面，而且它还不加区别地用来表示道德上善的方面。相反地，古代印度文明以及它的子体现代印度文明显然主要倾向于强调宗教观念。

当我们转向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时，我们毫无费力就会觉察到我们自己的倾向和偏见。它当然是一种偏爱机器的倾向：集中一切兴趣、努力、能力，利用独创的物质和社会机器，让自然科学的发现服务于物质目的——物质机器比如汽车、手表、炸弹，社会机器比如议会制、国家保险制度、军事行动时间表。这种偏好的历史要比我们正常设想的更为长久。在所谓的“机器时代”很久以前的其他文明社会里培育出来的精英们曾经厌恶地把西方人看作物质至上主义者。安娜·科穆宁娜，拜占庭公主出身的历史学家，就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11世纪的祖先们的，她对于十字军使用的十字弩的反应既厌恶又不屑一顾，十字弩是她那个时代西方人的新奇事物——带有早熟特征的有害发明——领先于手表的发明几个世纪，手表是中世纪的西方人把它的机械运用到并不喜欢的和平艺术过程中出现的杰作。

近代一些西方作者，特别是斯本格勒，对于不同文明的“个性”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冷静地作出判断而是武断的幻想了。或许我们说过一些文明的差异确实已经出现，而且如果我们看不到一个非常肯定和更加重要的事实，即人类生活和制度中出现的差异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掩盖了潜在的统一性而并没有削弱它，那么我们将会处于失去对于形势的正常判断的危险之中。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文明比作岩石攀登者，在这个比喻中，那些攀登人，尽管都是独自在攀登，但是所有的人都是从事同一项事业。他们都是顺着同一个悬崖从底层的同一个起点向高处同一个目标攀登。这种潜在的统一性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换一个比喻，依照播种者的寓言思考文明的生长问题，这种统一性也再次显示出来。播下的种子都是一颗颗单独的种子，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然而，所有的种子都属于同一类种子，都是一个播种者播种的，都是希望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