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同时代文明碰撞的戏剧性

第一节连环的碰撞

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发现，同时代社会的碰撞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连环现象。当时，希罗多德正着手记述不久前爆发的阿契美尼帝国与欧洲大陆希腊境内的独立希腊城邦的战争。他直觉地意识到，历史叙述要想清晰明了，就必须把种种事件放到历史背景之中。他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历史，发现希腊与波斯的这场战争只是双方最近的一次冲突，此前双方早已卷入一系列互为因果的冲突。被侵略者并不满足于抵御侵略，一旦防御成功，旋即转入反攻。毫无疑问，对于久经世故的现代读者而言，希罗多德笔下历史大戏的前几幕与其说富有启迪，不如说饶有趣味，因为这几幕的情节是当事各方相互诱拐对方的美人。腓尼基人诱拐希腊的爱莪(Io)，从而埋下仇恨的种子(这自然是希腊人的说法)。于是，希腊人进行报复，诱拐腓尼基的欧罗巴，接着又诱拐了科尔喀斯的美狄亚(Colchian Medea)。特洛伊人诱拐希腊的海伦，希腊人为报仇就围攻特洛伊城。这些情节看起来十分荒谬，“因为很显然，倘若不是这些女人心底里愿意，她们是不会被诱拐的”，如果海伦并非心甘情愿，帕里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他的情妇带回家乡。同样，特洛伊人显然应该交出海伦，而不是承受十年围城之苦，只是当时的情势逼得他们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希罗多德就是这样用冷冰冰的理性主义来讲述传奇故事，这也是希罗多德诸多备受喜爱的特色之一。总之，希腊人发动特洛伊战争之际，阿瑞斯已经取代阿芙洛狄忒成为主宰人类活动的主神。不论怎样怀疑这一连串诱拐行为的真实性，我们都必须承认，希罗多德展示出深刻的洞察力，把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碰撞看作是包括希波战争在内的一连串文明碰撞中的一次早期事件。

我们在此无需复述对于希波战争前特定的连锁事件的看法，而是直接着手考察希罗多德之后时代的一连串进攻和反击，看看我们能够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1]

波斯入侵希腊所遭受的惨败，还只是侵略者吞下的第一个苦果。最终的惩罚是马其顿国王腓力决意扭转攻守态势，着手征服阿契美尼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极为成功地执行了父亲腓力的政治遗嘱，而薛西斯在履行父亲大流士的政治遗命时遭到彻底失败，从而拉开了新的历史戏剧的大幕。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摧毁阿契美尼帝国，公元前3世纪，罗马吞并迦太基帝国，希腊社会由此确立起对邻近文明的统治，疆域范围远远超出公元6世纪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应为公元前6世纪。——译者注 希腊冒险家最野心勃勃的想象，这批人从海上前往塔特苏斯(Tartessus)经商，或是在埃及和巴比伦充当雇佣兵。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社会的进攻狂潮很快激起东方被侵略者的反击。这种反击最终取得成功，缓慢地恢复了长期失衡的均势。在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一千年之后，原始穆斯林阿拉伯人把他的赫赫功绩一扫而光。原始阿拉伯人发动一连串闪电般的攻势，解放了从叙利亚直到西班牙，在公元7世纪初仍处于罗马帝国或其西哥特后继国家统治之下的所有原叙利亚领土。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重建了囊括阿契美尼帝国和迦太基帝国版图的叙利亚大一统国家，原本可以使不同文明间的连环碰撞告一段落。不幸的是，阿拉伯人为遭到希腊入侵的叙利亚社会复仇之后，并不满足于仅仅把侵略者从被占领土上赶出去。他们重蹈大流士的覆辙，很快由防御转为反攻，他们这么做并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比如现有边境线难于防守，不进则退等等。公元673—677年和公元717年，阿拉伯人两度翻越托罗斯山脉的天然边界，围攻君士坦丁堡。公元732年，他们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天然边界，侵入法兰克。到下一个世纪，他们跨越海洋的天然边界，征服克里特岛、西西里以及阿普利亚，在从隆河到加里格利亚诺河(Garigliano)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起桥头堡。这些蛮横的侵略终将招致惩罚。

公元8、9世纪穆斯林世界的进攻，激发起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潜能，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迅即作出回应，发动数次十字军远征。不难想见，十字军远征又招致被侵略者的回击。萨拉丁(Saladin)之前及以后的伊斯兰世界捍卫者前赴后继，把法兰克十字军逐出叙利亚，奥斯曼土耳其人完成了希腊东正教徒的未竟事业，把十字军赶出“罗马尼亚”。奥斯曼帝国皇帝、“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 the Conqueror，1451—1481年在位)穷毕生之力，在土崩瓦解的希腊东正教世界建立起伊斯兰教大一统国家。这样，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出现了结束冲突的有利环境，但这个良机再度错失。正如公元8、9世纪阿拉伯穆斯林毫无理由地入侵法兰克、意大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中世纪西方世界发动十字军远征，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攻势进行有力然而最终归于失败的反击， 16、17世纪的土耳其穆斯林也毫无必要地沿多瑙河而上，直捣西方世界的发祥地。这一次，西方作出更具创造性、也更为奇特的回应。

奥斯曼新月地带的两个尖端靠得很近，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合围。这种三面受敌之势使得西方人决意打破地中海地区的僵局，重新集聚力量，着手征服最终使之成为世界主宰的海洋。在20世纪中叶的观察家看来，西方的应战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似乎发展成一个、或许是数个相反的应战。我们从爱莪和欧罗巴被诱拐的故事开始，已经追溯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仍未走到尽头。

第二节不同的回应

我们对文明碰撞的考察，更确切地说，对我们以之作为文明连环碰撞的例证的考察，表明文明的碰撞往往表现为一方攻击另一方。不过，一方进攻、一方受害的说法带有道德判断的意味，最好还是使用一对道德中立的术语：主动者和被动者。我们也可以用本书前面部分常用的术语：挑战者与应战者。我们现在就来考察面临挑战的社会所作出的回应或应战，并对这些回应和应战加以归纳。

不难想象，最早的主动者发动极为凌厉的攻势，被攻击的一方未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被征服乃至消灭。许多不幸与文明社会发生碰撞的原始社会无疑会落得这么个结局。这些原始社会业已消亡，如同现代西方人的到来使得毛里求斯的渡渡鸟灭绝一样。其他一些原始社会多少比渡渡鸟幸运一些，得以在“人类动物园”或保留地苟延残喘，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对之感兴趣。我们关注的对象是文明，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真有哪个文明曾经遭受过这种命运，即使是脆弱的、显然无可挽回地衰亡的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它们有可能在长期的沉寂之后再度崛起，例如，叙利亚社会在希腊社会的重压下沉沦了一千年，之后再度复苏，重新开始其生命历程。

为了考察被攻击文明的不同回应方式，我们先来看一看针对攻击行为的以牙还牙的反击，最直接的反击方式是用武力回敬武力。例如，印度教徒和东正教徒遭到穷兵黩武的伊朗穆斯林的大举入侵，回应方式就是自己也变成尚武之人。锡克人和马拉塔人、希腊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回应莫卧儿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军事落后的一方一旦掌握了进攻者的军事技术，便会以牙还牙地报复进攻者，历史上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据说，当俄军在纳瓦(Narva)屈辱地败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之手，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表示：“此人将教会我们怎样击败他。”彼得是否真的说过这样一句话并不重要，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是查理教训了彼得，彼得汲取了教训，随后打败了查理。

继承了彼得体制的共产主义者比彼得更进一步。俄国共产主义者不仅乐于掌握先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成为俄国的西方敌人的德国和美国的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新型战争，把“意识形态”宣传作为最重要的武器，用精神战取代使用物质武器的老式战争。共产主义者在世俗强权政治舞台上作为新式武器的宣传工具，并不是其新近的使用者发明的。最早运用这一手段的是高级宗教的传教士，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的零售商又用这种方式来推销商品。

共产主义宣传像当代西方的商业广告一样，开支巨大，为所谓的“市场调查”煞费苦心。但是，两者的目标和成效截然不同，共产主义宣传的目标和成效远比商业广告重要。共产主义宣传表明能够再度唤醒精神空虚的西方人长期埋在心底的热情，这些西方人渴望获得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宣传告诉他们的言语，没有想一想这些言语究竟是来自上帝还是伪基督。共产主义号召基督之后的人类消除对于“理当”摒弃的彼世乌托邦的“幼稚的”怀旧心理，不再效忠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而是为现世的“全人类”奉献出全部力量，以期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实际上，“冷战”正是从宣传层面回应有形军事力量的挑战，这也并非旧式军事挑战第一次激发起非军事层面的回应。

倘若西方人提醒自己，如果需要提醒的话，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仅仅是一个用物质武器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权国家的一项辅助武器，共产主义俄国在“精神”上的回应就不那么能够打动西方人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回应方式，也就是完全用武力之外的方式回应武力的挑战，我们同样不应错误地将这种回应方式归之于某种道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被攻击的一方通常不是缺乏足够的武力，就是虽然尝试使用武力，却遭到失败。

阿契美尼王朝时期，业已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统治者的伊朗蛮族经历了一次文化皈依，结果巴比伦世界反而被叙利亚社会孤立，这为我们提供了以和平方式应对军事挑战的突出例证。叙利亚文化传播者征服了伊朗人的心灵，从而挫败了巴比伦征服者，他们既非军事冒险家，也非商业投机者，而是遭到亚述和巴比伦军事首领驱逐的“流亡者”(displaced person)。征服者企图以此让他们永远无法恢复他们挚爱的以色列、犹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事实表明，征服者的考虑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叙利亚社会对于巴比伦军事家的回应却是征服者始料不及的：被征服者最终从压迫者手中夺回了主动权。巴比伦压迫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被征服者从文化上发动反击的可能性，以致亲手将被征服者安置在一片文化沃土上，倘若不是受到强行驱逐，这些流亡者永远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

叙利亚犹太移民社群在散居海外时，不仅尽力对周围的非犹太人施加文化影响，同时十分关注维护自身的社会认同。在犹太人和其他“背井离乡”(déracinés)民族的历史上，同样是对维护自身认同的关注，往往表现为截然相反的自我隔离政策。这种以自我隔离来应对外界骚扰的方式属于另一种回应方式，这种回应从不同的领域应对挑战。倘若推行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是一个栖息于某个天然要塞的社会，它就表现为最纯粹的“孤立主义”。与世隔绝的日本社会初次遭遇前工业化时期的西方文明，就是以这种方式应对葡萄牙入侵者。大约在同一时期，山地要塞里的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s)也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回应同一个入侵者。西藏高原同样有如一道外人难以逾越的屏障，庇护了业已灭绝的印度社会残余下来的大乘佛教密宗。但是，地理环境的天然屏障的历史重要性，无法与移民社群为回应生存威胁而形成的心理隔阂相比。究其原因，生存受到威胁的移民社群所处的地理环境，非但不能助其一臂之力，反而会使之受制于周边社会。

这样一种孤立主义无疑是极端消极的做法，即使取得有限的成功，也往往是因为同时采取了其他较为积极的举措。在日常生活中，移民社群倘若不具备特殊的经济才能，不能敏锐地捕捉摆在他们面前的各种经济机会，就无法实现有效的心理隔离。移民社群主要用两个手段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固若金汤的疆界和强大军事实力，首先是具备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经济才能，其次是一丝不苟地恪守传统的律法。

一些社会在外来强权的冲击下遭受严重打击，但尚未沦落为穷途末路的移民社群，也曾以文化领域的反击来回应武力。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东正教非穆斯林臣民(ra'iyah)以及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教非穆斯林臣民，都成功地转败为胜，用笔杆子还击那些舞刀弄剑的民族。印度和东正教世界的穆斯林征服者陶醉于显赫军事胜利的幻影，未能看清未来历史的走向：他们的王国将四分五裂，落入法兰克人之手。非穆斯林臣民预见到西方未来的胜利，而且适应了新的秩序。

上述对武力挑战的非暴力回应，自然远远不及一种最为平和、最为积极的回应：创立一种高级宗教。作为对希腊社会冲击的和平回应，同时代的东方文明孕育出西布莉崇拜、伊西斯崇拜、太阳神教、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作为对叙利亚社会军事冲击的和平回应，巴比伦社会孕育出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不过，这种宗教上的回应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一个文明对另一个文明的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回应。因为，一旦两个文明的碰撞催生出一种高级宗教，这个新角色的登场就意味着有着不同角色和情节的新戏开场了。

注释：［1］关于希罗多德的观点，请参阅本部末尾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