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大约在一年多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孙瑜编辑找到我，称社里正在组织编辑一部多卷本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文集，打算将《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也一并收入。此书是24年前，我和老友龙华的首次合作，也是自己走出复旦校门之后的第一本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其列入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于1990年出版。兴许正好是踩在了“文化热”的尾巴上，《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竟然也跟着这套丛书的部分选题一版再版。后来，每隔几年，作为读者，就会在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夹层的那家书店看到，封面设计翻新、纸张装帧亮眼，译文却完全相同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亮相、亮相，再亮相。除此之外，本人和它绝缘经年。再后来，我又和那书店绝缘，那书店又和地铁站绝缘，那书又和那书店绝缘了……
没有多想，我很快地答应重拾旧稿，照着出版社要求，对照原文，重新做一遍校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出版社的同仁对汤因比历史思想的理解和我本人的理解十分契合。在我看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突出了宗教在人类的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曾经将基督教比喻为希腊—罗马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卵、蛹和蝶，基督教不仅保存了希腊—罗马文明，更是赋予西方文明以新的特质、新的内容，从而令西方文明得以赓续，发扬光大，甚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遍及地球表面的文明。《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亦是贯穿了汤因比的上述对人类文明的基本认识。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全面反映汤因比历史哲学思想，甚至他未及充分展开论述和解释宗教在人类诸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要了解汤因比文明史研究还是对历史哲学的反思，最值得参考的著作仍然是《历史研究》本身。虽然如此，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这本书仍有其重要位置。
首先，它从人类文明里为宗教叙事找到了一个最为恰当的位置。在上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中，将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在“文明”的范畴中进行考察，大概只有汤因比算是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以此“文明”的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宗教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醒目的要素，在文明的产生、发展、危机和消亡的循环往复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这本书通过深入阐述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中的作用。汤因比并不像许多乐观主义者那样，单向度地讲述近代西方科学和哲学，乃至于人文风俗、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如何经历基督教的洗礼。毋宁是说近现代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靠着对17世纪以前，基督教的不宽容、非理性的一面进行顽强斗争中而得以浴火重生。只是汤因比更强调，各种形式的宗教不管受到何种批评、甚至打击，却仍然贯穿于一切文明之始终。即便科学和哲学兴盛有如西方，基督教文明仍可以是它的一个极为贴切的标签，不管这个标签是不是文明的一个咒诅。
第三，洞察到宗教在当今文明发展中可能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汤因比的逻辑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于理解宗教的当代意义而言有相似之处。就算理性、科学泽被天下有如今天，仍不足以和宗教的力量相抗衡，祛魅之后又要复魅，世俗化之后还要非世俗化；人类一切问题皆源自于信仰缺失，唯一可靠的出路在于宗教的复兴，企图卸下自己前进的重担，去让宗教背负。
作为自由主义者，亨廷顿感到冷战结束，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由意识形态而转化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西方文明始终感受到这种冲突的威胁。甚至一些突发的国际事件比如“911”，也似乎印证了这种威胁的现实性。因此，亨廷顿致力于构筑一种国际政治架构和制度设计，以此作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避免宗教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来保全自己的西方文明。换言之，他试图用文明之内、宗教之外的力量来建构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亦即人类未来的历史。
和亨廷顿有所不同，汤因比更多看到了宗教自身内在的力量在人类文明中的建构作用。“没有一个人类灵魂能够度过此生而不遭逢宇宙神秘。”而这宇宙的神秘便是他讲的终极实在。不是一切宗教，而是只有高级宗教才能完美地揭示终极实在，才能破除自我，解除痛苦，追求美善，等等，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他所生活的20世纪，他认为有七种宗教可称“高级”：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把东方世界仍然十分流行的印度教、佛教等多神教系统，纳入他的“高级宗教”，来补充他所说的“经验层面的神圣性的多种面向”，在世界的距离已经消失的今天，寻求一种东、西方普遍的共同的解决之道，令许多中国学者将汤因比赞美成为西方史学界的非欧洲中心论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且慢，至少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里，他还没有“进步”到这等地步。他所说的“高级宗教”还投射了更多基督教的影子。对印度教更多是为了找到一神教“经验层面的善、恶两元”的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另外一位宗教学者伊利亚德就已经颠覆了汤因比“高级宗教”的观念。伊利亚德认为，其实任何一种世俗事物都可以视为神圣的显现，基督教只不过是各种宗教中的一个特例。相形之下，汤因比的“高级宗教”就显得有些褊狭了。
按照汤因比的标准，儒家似乎并不是宗教，至少不是他所理解的“高级宗教”。他认为孔子的毕生事业是要建立一个实践哲学的教派，儒家的哲学家是确立孝子和贤臣的道德楷模。但是他敏锐地看到，即使在近现代，儒家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支配力量。上世纪80年代，《展望21世纪》以池田大作整理的与汤因比对话录的形式，发表了汤因比对中国未来的观感，尤其是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池田大作曾多次提到，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中国的国力，完全看不到汤因比所想象的这样一个中国未来。但是，这样的表述而今读来，似乎又触动了身处21世纪的某些学者的神经，盛赞他是一个沟通东西的大家，他所预见的未来也已经曙光初现。如果去读一读《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尤其是他对宗教的看法，或许就不会那么兴奋了。
《一个宗教学家的历史观》出版后二十余年间，作为译者的我虽然一直没有离开过宗教研究领域，但是从未再回头重读这本著作。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在重读、重译上面，但觉得很值。不过，学术著作的翻译，比不得文学著作的翻译，可以靠它吃饭。有读者是看得起你译的书和写书的人。这次译完，是不是又要和它绝缘多年，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仍要感谢我的恩师尹大贻教授，愿他在天之灵有众多天使的护佑；感谢当年的校对者刘建荣，不知她在麻省的剑桥还好吗？感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聂清教授，在一些重要的术语的理解和翻译方面给了我诸多启发；最后还要感谢接续孙瑜联系我的顾雷编辑，没有他耐心而坚定的督促和指导，这本译著不会这么快就问世的。
[1]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1页。
[2]汤因比著，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第937页。
[3]汤因比著，王毅译：《文明经受考验》，第2页。
[4]19世纪以来，西方十多个国家在雅典陆续设立了自己的雅典学院，作为本国古典学教学、研究与图书资料中心。最著名的有雅典美国学院、英国学院、法国学院。
[5]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6]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7]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8]迈克尔·朗：“汤因比的全球化与全球史”（Michael Lang，“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oynbee”），《世界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第747—783页。
[9]另有萨默维尔的缩编本，这部著作集收入的是萨默维尔的缩编本。
[10]“宗教史”，拉丁语为Religio Historici；“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英语为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前者为两个单词，后者为五个单词。——译者
[11]引自E.J.托马斯：《佛教思想史》，伦敦，1933年，第62页。
[12]路济弗尔（Lucifer），即罗马神话中的明亮之星、早晨之星。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中对堕落以前的撒旦的称呼。——译者
[13]B.克罗奇：《历史编纂学的史学理论》（巴里：1920年）第4页：“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第5页：“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14]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第11卷，第1章。
[15]亚里士多德：《诗学》第9章（1451B）。
[16]《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译者
[17]参见G.E.赖特：《旧约及其环境》，伦敦，1950年；H.H.罗利：《圣经的选举教义伦敦，1950年。
[18]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巴黎，1921年，第239—258页。
[19]参见刘易斯·卡罗尔：《斯纳克之猎》。
[20]参见W.施米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伦敦，1921年。
[21]指长期遭旱灾和风沙灾难的地方。——译者
[22]贺拉斯：《书札》Ⅰ：“自然被赶走了，可它竟然又不断地回返”。
[23]参见本书第5章。
[24]《创世记》第1章第2节。
[25]《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
[26]《约伯记》第41章第1、34节。
[27]《巴比伦史诗》中的原始大海及其人格化形式，形象为龙或妖怪。——译者
[28]《耶利米书》第31章第15节；《马太福音》第2章第18节。
[29]《路加福音》第2章第35节。
[30]厄纽玛·爱利斯：《诗碑》第4部分，第130和135—137行
[31]《列王纪下》第3章第27节。
[32]《马太福音》第19章第12节。
[33]本章的主题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4卷，第166—190、206—222、263—291、303—320页；第9卷，第7—8、234—287页。
[34]阿舒尔（Asshur），古代亚述人崇奉的主神和战神。——译者
[35]参见H.弗兰克福特：《王位和众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60页。
[36]参见H.弗兰克福特：《王位和众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书中各处可见。
[37]约翰逊博士于1775年4月7日（博斯韦尔：《生命》）。
[38]参见《列王纪下》第17章第24—41节。
[3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第41章。
[4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卷，第37章。
[41]弥尔顿：《失乐园》第1卷；另参阅本章附录。
[42]犹太人崇拜的偶像。
[43]《士师记》第11章第29—40节。
[44]《列王纪上》第16章第34节。
[45]《列王纪下》第3章第27节。
[46]《列王纪下》第16章第3节；第21章第5节。
[47]希伯来文tōpheth的音译。指献祭的神坛，古希伯来人在此举行人祭。——译者
[48]《弥迦书》第6章第7节。
[49]夏尔—皮卡尔：《非洲古代宗教》，巴黎，1954年，第28—29页。
[50]贾斯廷：《腓力比·庞培·特罗吉历史概论》第18卷，第7章。
[51]亚吉雷姆的狄奥多罗：《历史图书馆》第2卷，第14章。
[52]《创世记》第22章第1—19节。
[53]夏尔·皮卡尔：《非洲古代宗教》，第49—50页。
[54]根据德尔图良《辩护书》第9章一节含糊的解释确定的日期。
[55]夏尔·皮卡尔：《非洲古代宗教》，第43页。
[56]本章的主题已在作者的《历史研究》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5卷，第38—39、47—56页；第6卷，第185—196、332—338页；第7卷，第1—52页。
[57]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卷，第2章第8节（1252B）。
[58]阿里斯提德：《罗马赞》第26章。
[59]指可能在公元前9世纪由罗马亚洲行省的克奥农通过的“法令”。
[60]菲狄亚斯（Pheidias，约前490或前485—前432年），古希腊雕塑家，建筑艺术家。——译者
[61]参见H.弗兰克福特：《王位和众神》，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39页。
[62]埃及太阳神的象征。——译者
[63]参见H.弗兰克福特：《王位和众神》，第224—225页。
[64]参见H.弗兰克福特：《王位和众神》，第302页。
[65]琐罗亚士德教谓善界的最高神、火神或智慧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代国王均被认为是他的使者。——译者
[66]丁·道夫编：《狄昂之后的无名作者》，第229页。
[67]这是俄赛里斯崇拜建立的动因，研究托勒密策略的大多数近代西方研究者把这种崇拜的建立归之于他，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参见尼尔森：《希腊宗教史》，慕尼黑，1950年，第2卷，第148页。
[68]《希伯来书》第10章第31节。
[69]本章主题已在作者的《历史研究》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5卷，第39—40、56—58页；第6卷，第132—148、242—259、366页。
[70]《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
[71]《出埃及记》第15章第3节。
[72]《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
[73]指分享精灵本性或受精灵启示的心灵指导的人。——译者
[74]参见本书第7章。
[75]梵文Māyā的意译。印度哲学术语，原指魔力，神利用它使人相信实际是幻象的东西，后来引申为如此呈现的虚妄的现实。——译者
[76]参见第6章关于佛的态度和当代印度思想家观点的关系。
[77]这些问题在第19章和第20章再次被提出来。
[78]参见《马太福音》第27章第42节；《马可福音》第15章第31节；《路加福音》第23章第35节。
[79]塞涅卡：《论仁慈》第2卷，第5章第4节。
[80]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第5卷，第24章第85节。
[81]《马太福音》第7章第16、20节。
[82]柏拉图：《理想国》，514A—521C。
[83]柏拉图：《理想国》，473D，499B，501E。
[84]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沉思录》第2卷。
[85]本章主题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作了更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5卷第58—194、581—590页；第6卷，第1—175、259—278、376—439页；第7卷，第158—163、381—568、692—769页；第9卷，第395—405、604—641页。
[86]《使徒行传》第17章第28节。
[87]《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
[88]《马太福音》第20章第16节。
[89]攸努斯（Eunus，？—前132），古罗马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首领，被拥为“新叙利亚王国”国王。——译者
[90]阿铁尼奥（Athenion，？—前101），古罗马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首领。——译者
[91]约翰嫩·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l，约1世纪），古代犹太教律法家和宗教领袖。——译者
[92]柏克特（F.C.Burkitt）：《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启示》（Jewish and Christian Apocalypses），伦敦，1914年，第8页注1。
[93]《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2节。
[94]《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节。
[95]参见本书第2章。
[96]参见本书第5章。
[97]“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马太福音》第27章第42节。
[98]《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3节。
[99]《腓立比书》第2章第5—8节。
[100]在所有种类的所有社会中，它们的成员包括人类、动植物和神。使它们互相产生差异的并不是有没有神灵，而是常常出现的神灵的特征。其神灵为耶和华的一个迦南社团将区别于其神灵为基抹或巴力哈蒙的社团，基督教会的神灵包括了一个受难的救主神化身的人，大乘佛教的菩萨是一个观世音和阿弥陀佛，一个基督教会和一支大乘佛教将不同于其神灵为先知的犹太人聚居地。
[101]《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
[102]参见《列王纪上》第3章第5—14节；《历代志下》第1章第7—12节。
[103]《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
[104]《马太福音》第13章第23节。
[105]本章主题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5卷，第581—587、646—712页；第7卷，第95—108、158—163、188—193、237—239、338—344、692—700页。
[106]对《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的名言的颠倒。
[107]涅尔瓦（Nerva，30—98），古罗马皇帝。
[108]《马太福音》第22章第21节。
[109]《罗马书》第13章第1—7节。
[110]在意大利的阿利门塔，帝国政府确实发放过贷款，这种社会服务是一种进步的、建设性的和熟练计划管理的不朽功业。（参见赫希克费尔德：《皇帝的行政官》第212—224页）这些好像是从涅尔瓦着手，从图拉真开始，由一直到包括马可的图拉真的后继者推广。来源于皇帝资金的基金以低息贷给意大利农民，而这笔利息则专供无财政资助的年轻人结婚建房之用。这样，这一制度用于扶助农业和促进人口增长的双重目的。然而在阿利门塔实行的政策几乎被限制在意大利，当马可死后混乱再度出现时，在基督纪元3世纪它们被通货膨胀所消除。
[111]即指基督教，朱里安用此责难的名称称呼基督教，暗示基督教不承认希腊—罗马万神殿的诸神。
[112]在希腊世界的东半部分，印度斯坦地区和奥克苏斯—杰克查特流域的胜利者是大乘佛教，而在伊朗的胜利者则是琐罗亚斯德教。
[113]《克雷芒致哥林多人第一书》第37节。
[114]《依纳爵致波利卡帕人书》第6节。
[115]“基督教徒的血是种子。”——德尔图良：《辩护书》（Apologetcisus）第50章。
[116]本章主题作者在《历史研究》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1卷，第40—41、56—57、90—92、347—402页；第5卷，第646—712页；第7卷，第392—423、526—550页。
[117]原注有误，应为《马可福音》第4章第18—19节。——译者
[118]《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7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49—52节。
[119]《路加福音》第6章第22、26节。
[120]“神创造了人类，但魔鬼发明了人类制度。”
[121]参见第9章。
[122]哈尔·哥宾德（Har Govind，1595—1644），锡克教第六代祖师。——译者
[123]哥宾德·辛格（Govind Singh，1675—1708），锡克教第十代祖师。——译者
[124]兰季特·辛格（Ranjit Singh，1780—1839），锡克教政治和宗教领袖。——译者
[125]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产生于5世纪。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他的人性已融合在神性之中，因此基督和人不是同类。该教派反对基督教正统教会关于基督一位二性的教义。——译者
[126]基督教的一个较小教派，亦称景教。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倡导的教义，故名。其主张为基督二性二位说。——译者
[127]公元1—2世纪为争取自由而战的犹太民族领袖的通称。——译者
[128]哈杰特（Khāriji），这个词像“法利赛人”一样，意指（将自己和世俗平民分离而）隔离的人。
[129]《以赛亚书》第42章第3节；《马太福音》第12章第20节。
[130]本章主题在作者的《历史研究》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详见《历史研究》第7卷，第465—506页。
[131]《马太福音》第5章第15节；《马可福音》第4章第21节；《路加福音》第11章第33节。
[132]用于人类各种目的的单套词汇包括比词更古老的音乐，还有比音乐更古老的感情。“情感是体验行驶的轨道。性的感情同宗教的感情行驶在相同的轨道上，两者都表现为恐惧、气愤、惊异、欣喜、沉默、言词，但是它们使用相同的轨道并不意味它们是相同的体验。女性支配男性的能力不同于上帝的能力，但许多感情的反应是相同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一个男人不具备两种泪水或两种微笑，一个给予上帝，一个给予妇女。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都使用同样的音符，但却有不同的效果。”——拉腾堡：《卫斯理给世界的财产》，伦敦，1928年，第72页。
[133]在中世纪西方关于爱的寓言中，我们能看到逐步发生的转变，最初是“12世纪称作‘蒙特罗玛雷会议’的趣味游戏”。“整首诗非常好地说明了奥维德和爱的宗教的影响；但这决不是‘奥维德误解’的一个例子。在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中，对阿蒙神的崇拜是个模拟的宗教。这位法国诗人充分理解了它的轻率而接受了爱的宗教的概念，并根据他所理解的唯一的宗教——中世纪基督教来精心炮制这个笑话……爱的宗教常常开始于对真正宗教的肤浅的模仿。这并不意味它不可能很快就成为某种比肤浅的模仿更严肃认真的宗教……《努瓦传记》的主的可怕一面和《勒米尔蒙宗教会议》中恋人的上帝之间的差距就是对传统的深度和复杂性的测量。”——C.S.刘易斯：《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牛津，1936年，第20—21页；整段内容见第18—23页以及第5—8页。
[134]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燃烧过的诺顿》。
[135]《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
[136]预言“Prophcy”一词原来和确实的含义不是指预言未来，而是揭示出理智所不能把握的奥秘。“Prophcy”字面上的含义指从不可能用理智方法得出真理的隐秘来源“道出”真理。
[137]《〔第二〕以赛亚书》第55章第8—9节。
[138]G.梅雷迪斯：《现代的爱》第63章。
[139]卢克莱修：《物性论》第5卷，第100节，第7—12行。
[140]伊朗高原的奴隶制古国。——译者
[141]《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
[142]雪莱：《希腊》，第11部分，第197—200页。
[143]我在《历史研究》第7卷第716—736页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144]《罗马书》第8章第38—39节。
[145]哈德良长城：古罗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relius Hadriarws，76—138）在不列颠所建立的军事设施。——译者
[146]巴约挂毯，11、12世纪法国巴约地方织的挂毯，长70.5米，宽0.5米，描绘诺曼人对不列颠的征服。——译者
[147]近代西方人称中世纪为黑暗时代。——译者
[148]本·强生（Ben Jonson）语。〔本·强生（1572—1637），英国戏剧家、诗人。——译者〕
[149]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8章“西罗马帝国衰亡总论”。本章可能于1781年康华利在约克郡投降之时，作者是位想象自己大致是怀疑论者的英国臣民。
[150]参见本章附录。
[151]莱特哈先生（Mr.Lightheart），又译“聪明盖世”先生，英国作家班扬《天路历程》中的人物，曾劝诱克利斯琴（Christian）像他那样抛掉身上的重负。——译者
[152]《罗马书》第6章第23节。
[153]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伦敦，1667年，第366—376页。
[154]培尔：《辞典》第4部，2688a，塔基亭（Takiddin）。
[155]培尔：《辞典》第4部，2291，启蒙（Éclaircissement）。
[156]培尔：《辞典》第4部，2990，启蒙（Éclaicissement）。
[157]培尔：《辞典》第3部，2128b，奥利金（Origène）。
[158]佩涅洛佩：奥德修斯之妻。为摆脱求婚者纠缠，而为此举。——译者
[159]培尔：《辞典》第1部，700b，布涅尔（Bunel）。
[160]培尔：《辞典》第4部，2688b，塔基亭（Takiddin）。
[161]《路加福音》第1章第79节。
[162]《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
[163]参见本书第9章，第116—118页。
[164]奇楚阿（Quichua），印第安人一支。——译者
[165]1704年，教廷派多明我教士多罗携教廷禁约东来中国。禁约中称“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亦规定中国教徒不可祀孔祭祖，在家不得设牌位。遂引起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教徒反感。多罗本人也被康熙赶出北京。——译者
[166]拉迪诺语是一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流行的犹太人语言。——译者
[167]培尔：《辞典》第3版，第2部，1533a和1533b，日本（Japan）。
[168]洛克，约翰：《论宗教宽容》（1689年首次出版）。此段转引自吴云贵先生中译本（商务版，1981），第3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
[169]培尔：《辞典》第1部，10b，阿伯达斯（Abdas）。
[170]《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句谓以武力强迫人入教。——译者
[171]培尔：《辞典》第3部，1991a和1991b，弥尔顿（Milton）。
[172]巴比伦囚虏：原指古犹太亡国期间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罕尼撒二世俘虏至巴比伦的犹太人。14世纪，法王腓力普逼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法国阿维尼翁另立一个法国枢机主教做教皇，称克莱门特五世。到1377年以前，所有教皇在阿维尼翁都处被囚状态，历史上把这次阿维尼翁囚虏喻为“巴比伦囚虏”。——译者
[173]大分裂：指1378—1417年天主教会大分裂。法籍教皇1377年从阿维尼翁回到罗马不久死去。意法两国封建君主争夺对教皇的控制权，而在罗马、阿维尼翁分立两个教皇。1409年比萨公会调解不成另立教皇，于是三足鼎立，各不相让，纷争迭起。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驻罗马。分裂告终。——译者
[174]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约243—313），古罗马皇帝。在位期间曾大肆迫害基督教。——译者
[175]J.格兰维尔：《虚无的宣教》，伦敦，1661年，第229—231页。
[176]查理九世（CharlesⅨ，1550—1574），法兰西国王，在位期间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战事纷起。——译者
[177]罗马法和民法中的一种命令，用以决定不动产占有的权利以及在作出裁决前维持现状。——译者
[178]培尔：《辞典》第3部，1845a和1845b，马孔（Macon）。
[179]勃兰道（B rantome，1540—1614），法国编年史作者。——译者
[180]培尔：《辞典》第2部，1212a，弗朗西斯一世（FrancoisⅠ）
[181]培尔：《辞典》第2部，1519b，俄丁盖尔（Hottinger）。
[182]培尔：《辞典》第2部，1152b，法莱尔（Farel）。
[183]培尔：《辞典》第2部，1965a和1965b，马朗什（Melanchthon）。
[184]培尔：《辞典》第2部，1029a和1029b，居鲁士（Drusius）。
[185]培尔：《辞典》第1部，492b，贝达（Beda）。
[186]培尔：《辞典》第3部，2221a，贝里松（Pellisson）。
[187]培尔：《辞典》第1部，520b，贝朗吉（Berdeger）。
[188]培尔：《辞典》第1部，418a，拜乌斯（Baius）。
[189]洛克：《论宗教宽容》，中译本，第14—15页。
[190]培尔：《辞典》第4部，12804b，维吉里乌斯（Vergerius）。
[191]培尔：《辞典》第2部，1680，伦塔卢斯（Lentulus）。
[192]尤利乌（Pierre Jurieu，1637—1713），法国新教神学家。原在法国色当学院任神学、希伯来语教授，后去荷兰瓦隆教堂，任牧师。——译者
[193]培尔：《辞典》第1部，330a，阿里乌（Arius）。
[194]培尔：《辞典》第3部，2069b，奈瓦勒（Navarre）。
[195]培尔：《辞典》第1部，89b，阿盖尔（Agar）。
[196]培尔：《辞典》第1部，390b，奥古斯丁（Augustin）。
[197]培尔：《辞典》第1部，171b，艾尔丁（Alting）〔参见第1部，110a，阿格里帕（Agrip-pa）〕。
[198]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教育家，基督徒，牧师。——译者
[199]培尔：《辞典》第2部，1018b，德拉比西乌（Drabicius）。
[200]培尔：《辞典》第1部，6a，阿伯利（Abaris）。
[201]培尔：《辞典》第1部，37b，阿布拉法吉（Abulpharage）。
[202]培尔：《辞典》第2部，1825a，路德（Luther）。
[203]培尔：《辞典》第3部，1899a和1899b，摩尼教徒（Manicheens）。
[204]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世界由善、恶两种原则组成。——译者
[205]培尔：《辞典》第3部，2205a，波利西安（Pauliciens）。
[206]培尔：《辞典》第3部，2214a，波利西安（Pauliciens）。
[207]培尔：《辞典》第3部，1897—1900，摩尼教（Manicheens）。
[208]培尔：《辞典》第1部，390a和390b，奥古斯丁（Augustin）。
[209]“这一比较震动了一些宗教徒；但是，我这里恳请他们考虑到这个事实：我对耶稣会士和阿明尼乌派教徒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绅士们把他们所理解的加尔文主义者的上帝与提比留、加里古拉等人的上帝做了世上最可怕的比较。向他们表明别人能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同他们宣战，不啻为一件好事。”
[210]培尔：《辞典》第3部，2207b，波利西安（Pauliciens）。
[211]培尔：《辞典》第3部，2206a，波利西安。
[212]培尔：《辞典》第3部，2205b，波利西安。
[213]查尔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及查尔斯·卫斯理政治著作集》，G.奥斯本编，卷三，第36页。
[214]约翰·卫斯里：《卫斯理著作集》，T.杰克逊编，卷七，第365页。
[215]培尔：《辞典》第2部，1533，日本（Japan）。
[216]培尔：《辞典》，第1部923b，康斯坦斯（Constance）。
[217]培尔：《辞典》，第1部62和62b，阿基里斯（Achilles）。
[218]以弗所公会议：431年，为解决聂斯脱里派问题在以弗所召开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正统派西里尔开除聂斯脱里教籍，宣布其教派为异端。聂斯脱里派拒不出席，另行集会，复判罪西里尔为异端。——译者
[219]培尔：《辞典》第3部，2078b，聂斯脱里（Nestorius）。
[220]培尔：《辞典》第3部，2255a和2255b，贝利耶（Periers）。
[221]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伦敦，1667年，第53、55、56页。
[222]培尔：《辞典》第3部，2651b，斯坦卡卢（Stancarus）。
[223]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25—26页。
[224]霍布斯：《利维坦》，1651年，第1版，第1部分，第11章。
[225]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427页。
[226]17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狂热主义的罪愆，自然是那些最身受其害的人们感受最深，也最为他们所深恶痛绝。而他们正是这些逃亡国外寻求宗教庇护的人们（尤其是1685年南特敕令解除后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以及宗教少数派），比如1662年后英格兰的不信国教者，这些少数派被允许留在国内，代价是享有低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政治上剥夺其公民权的惩处有效地阻止英国的不信国教者把他们的精神财富投向偶像化的区域国家崇拜，而这使他们将所有没能投入其自由教会的精神财富投向经济、技术和科学。由此可见，18世纪西方反宗教的哲学启蒙主义之父正是17世纪在荷兰避难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彼埃尔·培尔；或者说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锋正是18世纪的英国不信国教者，这并非事出偶然。只要考虑到1956年漂泊海外的受迫害者的相对或绝对人数是多么巨大，近西方近代史（1675—1875年）上那些背井离乡的改革家对于20世纪西方文明前景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227]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箴言第129条。
[228]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箴言第129条。
[229]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437—438页。
[230]《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J.P.里克特据原文手稿汇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2卷，第241页，第1159条。
[231]帕斯卡：《思想录》第294条，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37页。
[232]帕斯卡：《思想录》第98条，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51页。
[233]格兰维尔：《虚无的宣教》伦敦，1661年，第127—128页。
[234]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7—8页。译者吴云贵。
[235]培尔：《辞典》第3部，2396a，帕西乌斯（Puccius）。
[236]培尔：《辞典》第1部，327a，亚里士多德（Aristote）。
[237]培尔：《辞典》第2部，1671a，劳努瓦（Launoi）。
[238]培尔：《辞典》第3部，2088a和b，尼科尔（Nicolle）。
[239]培尔：《辞典》第1部，321，亚里士多德（Aristote）。
[240]培尔：《辞典》第1部，326—327，亚里士多德（Aristote）。
[241]《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240页。
[242]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伦敦，1667年，第97页。
[243]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伦敦，1667年，第93页。
[244]格兰维尔：《虚无的宣教》，伦敦，1661年，第139—140页。
[245]《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2卷，第241页，第1158条。
[246]培尔：《辞典》第3部，2187a，帕斯卡（Pascal）。
[247]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11、46页）。
[248]语出《马太福音》第13章第46节。
[249]培尔：《辞典》第4部，2987，启蒙运动（Eclaircissement）。
[250]培尔：《辞典》第2部，1602b，朱庇特（Jupiter）。
[251]培尔：《辞典》第3部，2635—2636，斯宾诺莎（Spinoza）。
[252]《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
[253]培尔：《辞典》第3部，1854b和1855a，穆罕默德（Mahomet）。
[254]培尔：《辞典》第3部，1854b和1855a，穆罕默德（Mahomet）。
[255]培尔：《辞典》第1部，140b，阿西亚（让·保罗）〔Alciat（Jean Paul）〕。
[256]“这里我们能看到世界的一半是怎样嘲笑另一半的——因为伊斯兰教徒对于流行的所有关于基督教僧侣的滑稽故事似乎是不大可能一无所知的。”
[257]培尔：《辞典》第3部，1866—1867，穆罕默德。
[258]培尔：《辞典》第3部，1866—1867，穆罕默德。
[259]培尔：《辞典》第3部，1856a，穆罕默德。
[260]然而在1956年，数种迹象表明，不少已废黜的政治上丧失权力的西欧王室可能有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复苏的希望。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废黜了众多的王室，使余留的王室具有一种罕见的价值；而一些保留君主制度的国家正是那些君主已失去政治权力的国家，这并非出于偶然。王室与政治分离的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使它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成为超越党派和阶级分裂之上、在政治上无争议的社会团结的象征。王室的这种新的象征作用使之重获人心；1956年，在西欧7个王室里至少还有6个存在，它们将不止在它们各国的国家以内，而且在包括英联邦的非欧诸国甚至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作为统一感的情感中心，变得日益重要。一种以前曾繁衍分裂和争端的制度，其历史作用出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逆转，是西方文明的未来的一个极好征兆。
[261]“这个文坛是一个组织形式特别自由的国家。真理和理性是它那唯一可辨的疆域；在它们的领导下展开的是不流血的战争，不必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这个联邦的每个市民对于其余每一位市民的权限范围既是君主同时又是臣民”。——培尔：《辞典》第1部，812a，加修斯（Catius）。
[262]随之而来的法国语言和文化帝国的衰败，在1956年的西南亚和拉丁美洲更为严重。在这些西方化世界中的文化行省里，英语现在看来是坐收法语衰败之利，但是认为英语将成功地填补拉丁语的衰败留下的、而法语从未完全成功地予以填补的那个空缺，还不免草率。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阿契美尼德帝国到罗马帝国的和平于公元3世纪首次覆灭的整整600年间，“标准阿提卡希腊语”一直是曾经从一个方向扩张至印度、从另一个方向扩张至不列颠的希腊—罗马世界的通用语。在圣保罗时代，甚至一位谨慎的观察者也会不惮于承认这样一个预言，不论未来怎样，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阿提卡语将永远是这半个世界的共同语言。这一当时看来似乎合乎情理的期望之未曾实现，警告20世纪的观察者，英语的前途未必确保无虞。
[263]培根：《新工具》箴言第81条。
[264]霍布斯：《利维坦》第4部分，第46章。
[265]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119页。
[266]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395—397页。
[267]《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第2卷，第241页，第1155条。
[268]《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第2卷，第241页，第1154条。
[269]《列奥那多·达·芬奇文学作品集》第2卷，第241页，第1160、1161条。
[270]参见S.C.普林尼：《自然史》第18卷，第296节；帕拉丢斯：《农书》第7卷，第2章，第2节。这部机器有奈荷华的复制品，见《罗马的一位改革家和发明家》一书的图表13。
[271]《罗马的一位改革家和发明家》系《用兵之谜》的新版，E.A.汤普森翻译并序（牛津，1952年）。
[272]汤普森：《罗马的一位改革家和发明家》，第47—48页。水磨在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已有使用，但不广泛（参见S.C.普林尼《自然史》第18卷，第97节）。
[273]利利：《人、机器与历史》，伦敦，1948年，第37—38页。
[274]利利：《人、机器与历史》，伦敦，1948年，第42页。
[275]此话由E.A.汤普森所译，见汤普森：《罗马的一位改革家和发明家》，第107页。
[276]利利：《人、机器与历史》，第16页和第39页。勒费伏尔·德·诺埃特：《各代挽具和马鞍》有更充分说明。尤其可参见第3—5、9—20、121—135页。
[277]参见《历史研究》第4卷，第439—445页。
[278]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猜想，在11世纪的法国，这种重铠长矛在那些名叫萨尔马斯的地方仍在使用，这证明那里的居民是5世纪定居高卢的阿兰·萨尔马特人的后裔。
[279]鸢形是保护梨形人体的盾牌的合理形状。圆形则是保护苹果形人体的盾牌的合理形状，但人体并非苹果形。如果整个人体，从肩至踝，要用圆形盾牌护身，那么盾牌势必会变得特别臃肿沉重，而且大约有一半的面积是多余的，因它势必在身体两边要凸出许多。然而，一种类似萨尔马特骑兵装备中原来的盾牌形状的小巧圆盾最多能保护胸部和脸面。
[280]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同时采用威尔士的长弓和中国的火器，这19世纪西方世界同时发明快帆船和轮船有相似之处。火枪和轮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而长弓就像快帆船一样则是通过完善一种古已有之且人所共知的器具来尝试提高那个新起点想要提高的效益。
[281]心理学家也许可以启发我们理解西方17世纪最后数十年抛弃铠甲与同时改变宗教不宽容态度之间的心理联系。西方人似乎是在认识到胸甲不能抵挡子弹的同时认识到教义不能抵挡经验事实的。然而，在晚近西方军队里，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坑道兵和工程兵还在壕沟里穿戴着15世纪的甲胄。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西方军队还在佩戴一片象征护喉甲的小巧的月牙形甲胄，用一条雅致的链条系在脖子上，作为军官勋章的一部分。
[282]参见利利：《人、机器与历史》，第40—41页。
[283]参见本书第11章。
[284]“真是奇怪，为什么西班牙竟然不出这样的作家，坚持在上帝的启示下知道：圣父积多年的经验，终于意识到圣母马利亚的万能，意识到她卓越地运用了他所赋予的权限，便决意禅让天之帝国；圣子相信自己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榜样仿而效之，也就附议此项决议；圣灵总是唯他所由出的两位格的意志是听的，也欣然同意这个妙不可言的提议，于是整个三位一体将世界的权柄交在了圣母马利亚手中；当着众天使的面郑重地举行了退位和禅让的两个仪式；另外还拟定了各项活动的准确可靠的时间表；打那天起，上帝不再干预任何事情而把一切托付给马利亚的贞操；几位天使受命遣往人间告知这一政权递嬗的情况，使人类明白将来祈祷时可以向谁、以何种方式祈祷；他们不再向上帝祈祷，因为他已自行告退成为荣誉君主和单纯的奉献者，也不再向具有女调解员和附庸性的母后资格的圣母马利亚祈祷，而是向作为权倾万方、独断专行的女皇马利亚祈祷。我说，这篇奇文竟老在未来的肚子里结胎而不落地，真是咄咄怪事。”培尔：《辞典》第1部，98a和b，阿格莱达（Agreda）。
[285]参见本书第14章。
[286]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5页及第152—153页。
[287]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78页。
[288]培根：《新工具》箴言第129条。
[289]培根：《新工具》箴言第129条。
[290]笛卡尔：《方法谈》，第4部分。
[291]格兰维尔：《虚无的宣教》，第178页。
[292]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327页。
[293]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83页。
[294]吕克古（Lucurgus），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立法者。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斯巴达政府、军事和教育的缔造者。——译者
[295]参见本书第14章。
[296]奥兰则布（Aurangzib，1618—1707年），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年），因与印度教封建地主矛盾尖锐，统治期间恢复迫害印度教的政策，激化了国内矛盾。——译者
[297]库思老（Chosroes，？—579年），波斯萨桑王朝皇帝。在位期间曾与东罗马帝国长期交战。——译者
[298]见本章附录有关部分。
[299]见本章附录有关部分。
[300]Q.A.西马库斯与圣安布罗斯的一次争论里说过这句话。
[301]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2、43、44、47、48页。
[302]培尔：《辞典》第1部，543b，贝兹（Beze）。
[303]培尔：《辞典》第2部，585b，尤尼乌斯（Junius）。
[304]培尔：《辞典》第1部，169b和170b，艾尔丁（亨利）（Alting Henri）和艾尔丁（雅各）（Alting Jacques）。
[305]培尔：《辞典》第1部，100a，阿古利可拉（Agricola, George）。
[306]培尔：《辞典》第1部，182a，阿麦劳（Amyraut）。
[307]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23、32页。
[308]培尔：《辞典》第2部，1304b，格雷古瓦一世（Gregoire）。
[309]培尔：《辞典》第1部，801b，卡斯特兰（Castellan）。
[310]培尔：《辞典》第2部，1622b，科赫特（Koornhert）。
[311]培尔：《辞典》第2部，1090b，艾本多夫（Eppendorf）。
[312]培尔：《辞典》第1部，534b，贝尔奎（Berquin）。
[313]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6、8、23页。
[314]洛克：《论宗教宽容》，参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3、46页。
[315]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63页。
[316]斯普拉特：《伦敦皇家学会增进自然知识的历史》，第47页。
[317]培尔：《辞典》第2部，1020a和b，德兰高（Drelincourt）。
[318]培尔：《辞典》第2部，1028a，德鲁修斯（Drusius）。
[319]培尔：《辞典》第3部，2596b，西内吉斯特（Synergistes）。
[320]培尔：《辞典》第3部，2058a和b，那瓦尔（Navarre）。
[321]培尔：《辞典》第2部，1325b，格劳秀斯（Grotius）。
[322]培尔：《辞典》第2部，1481a，霍布斯（Hobbes）。
[323]培尔：《辞典》第1部，69b，艾科斯塔（Acosta）。
[324]《出埃及记》第8章第21—22节。
[325]《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
[326]参见本书第8章。
[327]见《罗马书》第14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
[328]东仪天主教教会指与罗马天主教有臣属关系而保留其仪式、语言和教规的非罗马天主教教会。——译者
[329]参见本书第9章。
[330]在实践上，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一样，在通向与佛教理论不相吻合的有神论道路上走了一程。
[331]参见本书第2章，第5章，第6章以及第20章以下。
[332]小乘佛教与其他六种宗教在目标上的差别并没在行动上显出相应的差别。在行动上，小乘佛教徒不仅与大乘佛教徒而且与其他五种现存高级宗教的信徒们完全是可以相媲美的。
[333]参见本书第2章。
[334]《弥迦书》第7章第8节。
[335]《腓立比书》第2章第5—8节。
[336]《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
[337]《哈巴谷书》第2章第14节和《以赛亚书》第11章第9节。
[338]《约翰福音》第4章第24节。
[339]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第38章。
[340]《马可福音》第2章第27节。
[341]《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5—38节。
[342]《约翰一书》第4章第12节。
[343]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2104行。
[344]歌德：《浮士德》第2部，第12108—12109行。
[345]参见本书第9章。
[346]歌德：《浮士德》第2部，第12110—12111行。
[347]《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
[348]参见本书第17章。
[349]波佩：《论人》书信之二，第2行。
[350]《罗马人书》第7章第22、23节。
[351]帕斯卡：《思想录》，第421条。
[352]丁·布朗：《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第1部，第34节。
[353]帕斯卡：《思想录》，第416、443、397、423、431—433条。
[354]帕斯卡：《思想录》，第397条。
[355]帕斯卡：《思想录》，第398、399、416、417、420条。
[356]帕斯卡：《思想录》，第398、399、416、417、420条。
[357]帕斯卡：《思想录》，第398、399、416、417、420条。
[358]帕斯卡：《思想录》，第398、399、416、417、420条。
[359]帕斯卡：《思想录》，第398、399、416、417、420条。
[360]参见本书第19章。
[361]参见本书第5章。
[362]帕斯卡：《思想录》，第433条。
[363]参见本书第5章。
[364]参见本书第6章和第19章。
[365]无名贤哲语。摘自老普林尼：《自然史》第2卷，第7章第18节。
[366]《约翰一书》第4章第7、10、12、16节。
[367]《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
[368]《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
[369]《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11节。
[370]《约翰福音》第1章。
[371]西马库斯语，参见本书第18章。
[372]《马太福音》第7章第20节。
[373]《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
[374]《马太福音》第13章第22节。——译者
[375]《诗篇》第44篇第21句。——译者
附录 黑暗中的探索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