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党运动
在1923年，有1 000多名印度学生在英国读书，可能在美国有同样的数目，或者在旁处也有这么多。他们惊异于西欧与美国最下等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研究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也读了关于改革与反叛的记载；他们贪婪地阅读《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他们回到本国，成为民主观念与自由福音的传播中心。西方的工业与科学的进展，以及同盟国家在大战中的胜利，给了这些观念一种无法抗拒的威望，很快地每一个学生都在发出自由的呐喊。在英美的学校中，印度人学到了自由。
这些受了西方教育的东方人在国外受教育的期间不仅择取了政治理想，也放弃了宗教的观念。这两个过程在个人的传记中以及在历史上，常是相伴而行的。他们来到欧洲时是虔敬的青年，一心一意地奉持着黑天、湿婆、毗湿奴、时母、罗摩……他们碰到了科学，于是他们的古老信仰忽然粉碎，好像遭遇了突然的触媒作用那样。丢弃了宗教信仰——那真正的印度精神，西化的印度人回到他的国家时是清醒而忧伤的，天上成千的神都一下子死掉了。[1]然后不可避免地，“乌托邦”取代了天堂的位置，民主成了涅槃的替身，自由代替了神。欧洲在18世纪下半叶所经历过的事现在进行于东方了。
然而这些观念的发展是缓慢的。1885年几个印度领袖在孟买开会，创立了“印度国民大会”，但是在那时他们似乎连地方自治都没有梦想到。寇松爵士分划孟加拉省的努力（为了对印度最强大最具有政治意识之社区的力量与单一性加以破坏），促使国大党员怀有更为高昂的反叛意识。在1905年开大会时，激进的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提出了“自治”（Swaraj）的强力要求。他根据梵文的字根创造了这个字，这些字根在它的英译中仍能看出——“self-rule”。在同一个多事的年度，日本打败了俄国。100年来畏惧西方的东方，开始拟定解放亚洲的计划了。中国跟随孙逸仙，拿起了剑，又落入了日本的统治中。没有武器的印度，把历史上最奇异的一个人物奉为领袖，而显示给世界一项史无前例的现象，就是一场由圣人领导而不用枪炮来进行的革命。
[1]这并不适用于一切西化的印度人。据著名学者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意味深长的词句说：“有些人已从欧洲返回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