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文明的死亡
这些取得退赔的“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和其他成千的私费留学生，都到那些富强的国家去探讨它们的文化。有许多到英国，到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更多。单美国一地，每年就有几百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他们都是少年负笈，对于其祖国文化价值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羡慕西方的教育方式，醉心于西方的科学、历史和思想；他们对于西方人舒适而有活力的生活、个人自由的享受和人民权利的享有，感到非常惊奇！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激进的思想，而反对他们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激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
同时，一个极为适宜的环境助长了他们这种发展。60年来，这些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变成了传播西方思想的中心；他们的那种舒适豪华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所渴望的那种文明生活；有少数的激进分子，已经在破坏那个用以维系旧有道德礼法的宗教的信仰，他们鼓动年轻的一代反对年老的一代，要他们放弃崇拜祖先。虽然他们曾温和地宣传基督教义，但是在紧急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受到那个曾经慑服中国的枪炮的保护。这个起初曾经遭到被压迫的中国人反对的基督教，现在在这些中国的改变中，却再一次地变成革命的推动力。
在这些改变中，为首的就是革命运动。1866年，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在广州附近的一户农家中诞生了，他就是孙中山先生。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把他村子里庙内的菩萨毁坏了。他那位移民到夏威夷的长兄，把他接到檀香山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念书，让他彻底地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回到中国后，他进入香港的一所英国西医学校，他是该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由于他所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他怀疑中国的那些宗教性的信仰；同时，他看到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在海关及外人通商的条约港口区所遭到的凌辱，极为愤慨，从而播下他革命的种子。堂堂一个满清大国，竟然败于小小的日本，并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这使得他对于这个腐败的政府感到羞耻与愤怒，他认为要解救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满清政府。
他的第一步的行动显出了他那充满自信、理想和纯真的内心。他搭船航行1 600海里到北京，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中国，恢复国威。当他的计划不被采纳时，他开始其一生为革命而奔走的冒险生活。首先他到处募款，他获得许多商业行会和有力的秘密结社的支持，他们都痛恨满清的专制，渴望有一个政府能给制造业和贸易界扮演一个相称的角色。然后他到美洲和欧洲，向华侨募款。在伦敦的时候，中国使馆人员非法地逮捕了他，准备秘密地把他遣送回国。幸赖他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老师把他救了出来。他在海外奔走了15年，走遍各大都市，募得250万元，然而他并没有私挪一分钱。突然，他在旅行中接到了消息，谓革命军已克服了南方，正向北方进军，并选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星期后，他胜利地回到这个20年前他遭到英国海关官员侮辱的港口香港。
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就在她料理被禁的光绪帝的丧事的前一天作古了。慈禧太后死后，帝位由光绪的侄子溥仪继任。在慈禧太后主政的最后几年，清朝政府确实有了一些改革：兴建铁路；设立外务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制的学校；1910年召开国民会议；拟订九年计划实施君主立宪；普及教育以实现全国投票。满清政府对于这项改革的计划附语：“任何激烈的改革措施，将导致丧失许多人力。”但是革命党并不因为满清政府垂死前的忏悔而裹足不前。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年轻的皇帝面对着各方而来的反叛，他发现没有军队与他站在一边，遂自行退位，由摄政王宣布一道诏书，宣告结束清朝帝国：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中南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革命党对溥仪采取宽大的态度：他们保全了他的性命，给他豪华的王宫、一笔相当可观的养老金、一位嫔妃。昔时，满洲人来如猛狮；今者，去如驯羊。
这个在和平中诞生的共和国，却不断被暴风袭击。那位满脑子旧思想的外交官袁世凯拥有相当的部队，他本想阻碍革命军的行动，但他提出以总统的职位为条件，转而支持革命军。孙中山先生为顾国家利益，将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袁世凯靠着国内外雄厚的财团的撑腰，竟自行称帝，改建新朝，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展露曙光。孙中山先生责他为叛国者，召集麾下作护国运动，但是在双方还未兴起战端时，袁世凯就病死了。
自此，中国即未求得和平与统一。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太过追求理想的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却不善于政术，以致无法把这个国家带到和平的路上。他的计划和理论都无法实现，由于他容纳共产主义而触犯了支持他的中产阶级们，他隐退到广州向青年学生讲学。中国陷于一个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它失掉了那个一统的象征的君王，古老的风俗、法律也遭到了破坏；人们对于国家的热爱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整个国家陷入敌对的战争中，北方反对南方，这一区反对那一区，富人反对穷人，老年人反对青年人。军阀四起，各自为政，他们各自征税，各自种植鸦片，有时还出兵袭击并吞其他地方。工业和商业屡遭课税，陷于混乱和萧条；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政府无力控制他们。那些没饭吃的，只好去当土匪和盗贼；那些遭到土匪抢盗洗劫的，也只好去当土匪小偷了。平生节俭的小康之家和小本生意的商店，往往遭到军阀的侵占和土匪的抢劫。光河南一省，在1931年的时候，就有40万土匪。
正当中国陷于混乱的时候，苏俄在1922年派了两位高级外交官加拉罕和越飞来到中国，他们是奉命要使中国产生共产主义的革命。加拉罕拟以苏俄放弃治外法权的要求，以及签约正式承认革命政府为饵，继之由越飞来说服孙中山先生。这位狡猾的苏俄外交官发现要使孙中山先生同情共产主义并不难，因为此时孙中山先生处处受军阀牵制。在70位苏俄人员的策划下，不几时，中国即成立了一支新的国民军。这支国民军在孙中山先生的前任军事秘书蒋介石领导下，由鲍罗廷顾问的协助，自广州出发北伐，终而攻占北京。就在这胜利的时刻，又发生了分裂。蒋介石抨击共产党从事渗透颠覆活动，建立起军事的领导，实际上这也是一般工商金融业的愿望。
国家和个人一样，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那个在孙中山先生的计划中是中国抵抗西方的盟友的日本，那个由于西化运动致强而鼓舞中国革命的日本，看到了以前曾是它的宗主国的中国正陷于混乱和衰弱之际，认为这正是解决它西化运动成功所引起的许多问题的好时机。因为，日本为了要自卫，抵抗可能遭到的侵略，它不能不加速人口的增殖；为了要维持人口的增加，它不能不发展工业和商业；由于它本身资源的缺乏，它不得不进口铁、煤和其他资源，以发展工业；除非它有一块欧洲国家殖民地以外的大市场，否则它无法发展商业。而中国的铁、煤被认为蕴藏最丰，中国是最具潜力与最大的市场。在面对着回到农业社会和屈服于走向工业的帝国主义和征服这两者之间，有哪一个国家能禁得住伸手即可攫取中国的这个诱惑呢？而此时又正好欧洲各国因在法国相互残杀而无法插手于东方事务。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即对德宣战，占领德国向中国已“租用”16年之久的胶州半岛。然后，向袁世凯提出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然而因为美国的反对和由中国知识青年领导的抵制日本货运动，日本未能得逞。学生们对于国家遭到这种耻辱，感慨万千，他们悲愤，甚至焚身自尽。在这个曾经吞噬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各国的道德支持下，日本毫不情愿地听命了，只好耐心地等待另一个机会的来临。机会终于到了，当欧洲和美洲正陷于由于生产过剩必须对外扩展市场的帝国主义工业社会的大混乱之际，日本即进占满洲，立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总统，继而改为满洲国的皇帝。日本就借着政治的联盟、经济的渗透和军事的控制，获得开发满洲资源、利用满洲人力和商业的方便等各种利益。而欧洲世界在获得中饱之后，提出停止抢劫的行为，联合美国表示对日本的公然侵略的抗议，并准备在正义的大旗下接受这项胜利。
中国蒙受的最后一次耻辱是在上海。由于中国抵制日货成功，激怒了日本，日本再度派军进犯上海，要求中国政府严禁抵制日货。中国以无畏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从广州而来、装备精良武器的第十九路军与日军相持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解，日本退出上海，中国在受到这些创伤后，决心彻底改革，建立一个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以便能独立生存于这个强盗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