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装饰
在色诺芬的《经济学》中，一个人物说：看到鞋子按照它们的类别排成一列，真美；看到衣服按照它们的用途与外套分类，真美；看到花瓶和餐具分类排列，真美；看到锅按照各人的美感和它们的对称安排，尽管轻率愚昧之流嘲笑，也一样的美；所有东西都不例外，讲究对称协调，要比依秩序排列更美观。所有炊具结合所形成的中心点，其表现出的美，将因组合中其他物体的距离而加强。
这一段话概略地显示出希腊人审美观念的范畴、淳朴与力量。对形状与韵律、精密与清晰及和谐与秩序的感觉，是希腊文化的依归。它揉入了每一只碗和花瓶、每一座雕像和每一幅画、每一座庙宇和坟墓、每一首诗和每一出戏，及希腊人所有的科学和哲学的形式与装饰。希腊艺术是合理的表现，希腊画是合理的线条，希腊雕刻是对称的崇尚，希腊建筑是大理石与几何学的结合。伯里克利时代的艺术，没有感情上的浮夸表现，没有古怪的形式，不刻意标新立异，其目的不在毫无条理地呈现出与现实不相干的部分，而是在捕捉闪耀的事物精华，以及描绘人的理想与希望。雅典人忙着追求财富、美及知识，以致无暇顾及善。“我在诸神面前发誓，”参加色诺芬酒宴的一名宾客说，“我宁可要美，也不愿选择波斯国王的权力。”[1]
不管若干缺乏雄浑气魄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对其看法如何，希腊人不是柔弱的爱美者，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玄谈秘奥艺术而沾沾自喜地虚事华丽，他们认为艺术是附着于生活，生活便是最伟大的艺术。他们具有健康的实利主义者的成见，反对不适用的美，用、善、美在他们的思想中几乎像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那样紧密地盘结一起。[2]以他们的看法，艺术首先就是生活方法与工具的装饰：他们希望他们的锅、器皿、灯、柜、桌、椅、床使用便利而美观，但决不因雅致而失去坚固性。由于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他们将自己看做与他们城邦的强盛和荣耀休戚与共，雇用了千名艺术家来修饰其公共建筑物，装潢其庆典及纪念其历史。此外，他们尤其渴望对神祇表示崇敬，或取悦于神祇，以感激其所赐予的生活或胜利。他们奉献神像，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庙宇及聘请雕刻家，为他们的神和先圣先贤在石头上留下永垂不朽的雕像。因此，希腊艺术不是属于某一座让人在罕有的美感的瞬间去凭吊的博物馆，而是存于其人民的实际利益与事业中。“阿波罗”不是陈列室中的一堆石头，而是栩栩如生的、他们所爱的神祇。艺术家在这一个社会中，不是局限在工作室、讲话不能为一般人所懂的穷酸隐士，而是在公共场所大众可以看见的工程中，参与各等工人辛勤工作的工匠。雅典自希腊各地所汇集的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除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之外，比任何一个城市为多，这些人使伯里克利的理想获得一定程度的实现。
艺术自家庭和个人开始。人在他们绘图之前先画自己，在布置家庭之前先装饰自己。珠宝首饰和化妆品一样，自人类有历史即有它们。希腊人是宝石雕琢专家。他们所使用的虽是简陋的工具——平口凿及圆钻、一个转轮、金刚砂调和油的磨光剂，然而他们的作品是如此的精致细腻，在其从事细微部分的雕刻或观察时，或许需要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由于丑陋的“鹰币”霸占了制币厂，雅典没有特别美观的钱币。爱利斯在这方面执整个大陆之牛耳，而至公元前5世纪结束，西那库斯发行一种面值10元的银币，在制币艺术上无与伦比。在金属用品的制造术上，哈尔基斯人保持领先地位，地中海城市都向他们搜购铁、铜及银器。希腊镜子比一般镜子更令人喜爱，虽然擦亮的铜面上的影子并不是最清楚的，但镜子式样繁多而引人入胜，而且以英雄、美人或神祇的像做镜架。
陶器仍保持公元前6世纪的形式及方法，器皿上的绘画题材仍不外乎嘲弄和竞争的老套。有时候他们在花瓶上烧上几个对一个男孩表示爱的字，即使大艺术家菲迪亚斯仍不能免俗，在其宙斯神雕像的手指上刻上“潘塔克斯长得俊”这几个字。公元前5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红色像最为时髦风靡，像收藏在梵蒂冈的“阿喀琉斯与佩色西利亚（Penthesilea）花瓶”，和“伊索与狐狸杯”及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和色富斯人一起的音乐之神”。更漂亮的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白色香油瓶，这些纤细的香油瓶是献给死人用的，通常陪葬或火化时投掷在柴堆上，让香油混合在火焰中焚烧。花瓶画家作新的尝试，各抒所长，他们在陶器上所烧的题材，若让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上古时代庄重严肃的大师们见到，会惊愕不已：有一只花瓶上面画的是一群青年正在不知羞耻地拥抱几个妓女，另一只花瓶上画的是，一群参加酒宴回来的男人正在那里呕吐，其他花瓶上的图画则尽是一些性的教育。伯里克利时期的花瓶画家，如布里古斯（Brygus）、索塔德（Sotades）及梅迪亚斯（Meidias），放弃了古老的神话故事，而采用当代的生活实况，最令人激赏的是女人的优美动作及幼儿天真无邪的嬉游姿态。他们绘画比他们的前人更为忠实：画人像时，用的是人身四分之三及侧面画法，以厚薄釉显示光暗面，他们会塑造人物的廓形与深度，及仕女所着衣服的褶缝。科林斯和西西里岛的格拉也都是这一个时代的精美花瓶画中心，但是没有人怀疑雅典人在这一方面的优越地位。使陶器艺术家受到打击的，不是因为其他制陶业者的竞争，而是由于竞争性的装饰艺术的兴起。花瓶画家曾试图以模仿壁画家的题材与风格来应付此种打击，但是并未能迎合当代人的趣味，于是制陶业在公元前4世纪中，渐渐地变成为一项工业，脱离艺术也愈来愈远。
[1]修昔底德在其所撰历史中引述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爱美而不过分铺张。”
[2]“古人认为，”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说，“美的事物只是有用的事物特别显明的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