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这些天壤之别的是
其余的灵魂受到暗无天日，
无人敢看的折磨。
品达诗的第三段与结尾段落通常是道德的告诫。我们决不可指望有什么玄妙的哲理蕴含在这诗里面。品达不是雅典人，而且可能从未见过诡辩学家或读过他们的著作。他的才智已完全耗竭在他的艺术上，没有剩余的力量从事创造性的思想。他规劝运动员与武士们须胜勿骄而且应该知道尊敬神祇、他们的同胞和他们自己本性中最善的一面。偶尔他贬訾与褒奖混合使用，而且胆敢警告西伦不可贪婪，但是为了那最可爱最害人的东西——钱，他也同样敢为人说好话。他痛恨西西里的革命分子，而且几乎以与孔子相同的话警告他们：“即使弱者，欲动摇一国之根本易，然欲恢复其旧观，非艰苦奋斗不足为。”他喜欢萨拉米斯战役以后的雅典温和民主政治，但是在他内心里面却坚信贵族政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害处最少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来自血统，尤其是过去已有过表现的门第，而不是能借教育获得。只有具有高贵血统的人，才堪担负起促使人类生活崇高而富正义的稀世伟业。“短暂的人生啊！我们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是梦中的影子，然而当神的光辉降临，荣耀的光照射着他，他的生命即充满幸福。”
他在世时并不出名，但他将继续与那些作品受众人赞美而没人阅读的作者同享无生命的不朽。世界不断向前推进，而他却要求它停止，以致被远抛在时代后面，他虽然较埃斯库罗斯年轻，但思想上似乎比早他一两百年的阿尔克曼还要古旧。他所写的诗有如塔西佗（Tacitus）的散文那样紧密、广泛、迂回，使用的是属于他自己矫情而故意仿古的方言，其韵律由于过分繁复，甚少诗人愿意摹效，[1]而且变化太多，其全部作品中，仅两首诗用的是相同的韵律形式。尽管他有淳朴的思想，但他的诗却暧昧晦涩，文法学家穷毕生时间来剖析其条顿语的结构，结果只在那里面拨出一堆辞藻浮夸的陈腐之言。不过，尽管他有这些瑕疵——形式生硬、用语夸张、神话连篇，而仍有若干好奇的学者想读他的作品，那是因为他的叙述明快而生动，他那单纯的道德观念是真挚的，而且他那华丽的词汇能使微不足道的题材也为之灿然生色。
他活到80岁，为走避雅典思想的动荡而隐居故乡底比斯。“一个人所感到亲切的，”他歌唱道，“是他的故城、伙伴及亲人，他为这些而感到满足。可是那些愚蠢的人却爱遥远的东西。”据说，他在临终前10天（公元前442年）派人去求阿蒙（Ammon，埃及人的太阳神）神谕，回答是“死亡”。雅典人以公费为他塑造一座像，罗得斯人将他第七首，亦即歌颂罗得斯岛的诗，用金字雕刻在一道庙墙上。公元前335年当亚历山大下令将反叛的底比斯夷为平地时，特别告诫他的士卒，对于品达住过及寿终的那幢房子，不得有丝毫损害。
[1]一项值得介绍的例外是德莱顿（Dryden）的《亚历山大之宴》（Alexander's F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