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到来
希腊人征服罗马的方式，是将宗教与喜剧给予罗马的平民，而希腊的道德、哲学及艺术则给予上层阶级。希腊人的这些礼物、财富及帝国同谋，以腐蚀罗马人的信仰和性格，这是大希腊人对其征服者的长期报复的一部分。希腊人的征服，于罗马人的哲学中到达了巅峰，其过程是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禁欲式享乐主义（Stoic Epicureanism），到塞涅卡（Seneca）的享乐式禁欲主义（Epicu-rean Stoicism）。在基督教神学中，希腊人的形而上学克服了意大利诸神。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兴起，初与罗马相匹敌，其后又成为罗马的继承者，这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希腊的文学、哲学及艺术又在文艺复兴期间，再度征服了意大利及欧洲。在欧洲文化史上，这是主流，所有其他文化皆是支流。西塞罗说：“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与学问的一条巨川。”从此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希腊世界的一部分。[1]
希腊的文化侵略，在罗马各学校及演讲厅中，找到了战略进攻之所。罗马人常称希腊人为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可是，随着罗马军队自东方归来，这个小希腊人的水流高涨了。许多在罗马人家中做奴隶的小希腊人，变成了教师；有些文法家则在罗马创建了第二级教育，开办学校，教授希腊语言及文学；有些修辞学家或私人教授，或公开讲演，以教授雄辩之术、文章做法及哲学。罗马的演说家都以吕西阿斯（Lysias）、埃斯基涅斯（Aeschines）及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演说词作为他们自己讲词的范本——连反希腊主义者老加图也是如此。这些希腊教师，少有任何宗教信仰，皈依宗教的则更少，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跟在伊壁鸠鲁之后，走在卢克莱修之前，把宗教描写为人类生活中的最大邪恶。贵族们看到暴风将起，努力加以阻止，公元前173年，元老院驱逐两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出境，公元前161年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及修辞学家留在罗马”。然而暴风并未停止。马拉斯的克雷迭斯（Crates of Mallus）是帕加马王家图书馆馆长，是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于公元前159年出使罗马，因折断一条腿而留在那里，当他逐渐复原时，他发表了几次演说，讲文学及哲学。公元前155年，雅典派遣三大哲学派的领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这三个人是卡尼阿德斯（Car-neades），正统派或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托劳斯（Critolaus），逍遥学派或亚里士多德派（Peripatetic or Aristotelian）；第欧根尼（Diogenes），有塞琉西亚城的斯多葛（the Stoic of Seleucia）之称。他们的到来，给予罗马的刺激犹如1453年基利索洛拉斯（Chrisoloras）带给意大利的一样强烈。卡尼阿德斯讲雄辩术，口若悬河，青年们每天都前往听他演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神的存在，他辩称，好理由之可为坏事辩护，也如其可为好事辩护一样——这是迟来的柏拉图向斯拉西·麦卡斯（Thrasy Machus）投降。当老加图听到此说时，他在元老院提议，遣返这些大使们回国。他们都被放逐了。然而，罗马新一代的人，已尝到了哲学的酒味；自此之后，罗马富家子弟都渴望前往雅典与罗得斯岛，以其旧信仰交换新的怀疑。
希腊文化的真正征服者，还是在罗马赞助大希腊文化与哲学的那几个人。弗拉米纽斯在他进攻马其顿及解放希腊之前，就很喜欢希腊文学了。他在希腊看到其艺术和戏剧，感受很深。我们应相信罗马人所说，他们有一些将军们，了解波里克里托斯（Polycleitus）与菲迪亚斯（Pheidias）、斯科帕斯（Scopas）与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他们因为很重视其作品，所以把它盗取回来。保卢斯战胜了马其顿国王珀修斯，得到很多战利品，而他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王的图书，那是留给其子孙做遗产的。他命诸子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以及罗马人的下棋和战争艺术。他自己只要有时间，也和孩子们一同学习这些。
在保卢斯未死之前，他的最年幼的儿子就被他的朋友收养了，这位朋友就是大阿菲利加·西庇阿之子，名叫科尼利·西庇阿（P.Cornelius Scipio）。依照罗马习惯，这孩子要用养父的名字，加上自己生父的族名；因此，他的全名是科尼利·西庇阿·艾米里安（P.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我们此后也就把他看做西庇阿（小阿菲利加）了。他长得英俊而壮健，生活俭朴，谈吐温和，重感情，慷慨大方；特别是非常诚实，尽管所有迦太基战利品皆经其手，当他死时，只留下33磅银子和2磅金子；他过的是士兵生活，不是富人生活。他在幼年时就遇到了希腊的流亡学者波里比阿，此人给了他许多嘉言劝告及有益书籍，也因此获得了他的感激和毕生友谊。这个孩子曾随其父在皮德纳（马其顿境内）作战，很受激励；在西班牙时，敌人曾向他挑战，要和他单独战斗，他接受了，也打赢了。
在他的私生活中，常与一群醉心希腊思想的罗马文人相处。其中最主要的是盖乌斯·利略（Gaius Laelius），他是一个善良的智者，友情坚定，判断公正，生活无瑕。其演说的流利口才与简洁的风格，仅次于艾米里安。一个世纪之后的西塞罗很喜欢他，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论友谊》散文集的书名，并且幻想着，但愿自己不生在这个扰攘的时代，而生于那些高尚的罗马知识青年圈子里。盖乌斯·利略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泰伦提乌斯的词句发展得那么文雅简洁，也有他一份功劳在内；而吕西阿斯以社会目的作讽刺诗题材，对他那时代的罪恶与奢侈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在这一群知识青年中，其希腊良师就是波里比阿与帕纳迪乌斯（Panaeti-us）。波里比阿曾在西庇阿家中住过好几年，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及理性主义者，对于人和国家很少幻想。帕纳迪乌斯来自罗得斯岛，也像波里比阿一样，属于希腊贵族阶级。他和西庇阿（小阿菲利加）共处过很多年，感情很亲密，彼此互相影响。他鼓励西庇阿成为最高尚的斯多葛主义者。而劝导他修正其纯道德要求的极端哲学而成为可以实行的教条者，则可能是西庇阿。帕纳迪乌斯在其所著的《论责任》（On Duties）一书中，写下了斯多葛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之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帕纳迪乌斯不像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要求完美无瑕的贞德，或完全不顾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受过其教育的罗马人，把握住这个哲学，作为一种庄严和漂亮的代替品，以代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且自其伦理中发现一种道德律，与其传统思想完全趣味相投。斯多葛主义变成了西庇阿的灵感、西塞罗的抱负、塞涅卡的高尚品质、图拉真的指导、奥勒留的慰藉以及罗马的良心。
[1]贺拉斯在其题为《陈腔滥调》（now-trite）的诗中说：“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