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政治（604—867）

格列高利早期的继承者发觉他德行之高，几乎再难企及。他们大部分都接受总督或皇帝的统治，有时他们企图反抗，但力不能敌，反受尽屈辱。皇帝赫拉克留（Heraclius）急于统一国家，想把东方一性论——主张基督只有一性，与正统的西方——主张有两性——融和起来。他颁布“终结基督一性说争论诏书”（638年），根据一神论的教义，提出基督只有一个意旨的主张。教皇霍诺留一世表示同意，又补充说，一个或两个意旨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把它交给文法家去处理”。但是西方的神学家斥责他的妥协。当皇帝君士坦斯二世颁布诏令，偏袒一神论时，遭到教皇马丁一世反对。君士坦斯命令拉韦纳总督将马丁绑赴君士坦丁堡，他拒绝就范，于是被放逐到克里米亚，最后死在那里（655年）。第六届的全基督教会议（The Sixth Ecumenical Council）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否认一神论，判定霍诺留教皇“赞助邪说”（“post mortem”）的罪名。东正教会（the Eastern Church）同意这项决定，于是东西方暂时取得神学上的一致，相安无事。

但是教皇屡次受到东方皇帝的羞辱。伊斯兰教徒在亚洲、非洲及西班牙逐渐扩张势力，控制了地中海，君士坦丁堡或拉韦纳无力保护意大利的教皇地产以抵抗伦巴底人侵袭，这使得拜占廷日益衰弱。种种原因使教皇疏远衰微中的帝国，转向崛起的法兰克人求援。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752—757年）担心伦巴底人占领罗马后，会把教皇辖区缩小为主教区并受伦巴底国王统治，便向皇帝君士坦丁五世求援，未果。教皇改变计划，转而投靠法兰克人，引起许多政治后果。“矮子”丕平继位，打败了伦巴底人，以“丕平赠礼”（“Donation of Pepin”）扩张教皇权力，即把意大利中部捐献出来，教皇的世俗势力由此奠定。教皇的明智外交，在利奥三世（Leo III，800年）为查理曼加冕时达至巅峰。此后在西方除非经教皇任命，任何人不得称国王。曾被蹂躏过的格列高利一世主教辖区，成为全欧势力最大的主教辖区之一。查理死后（814年），教会受法兰克统治的历史完全颠覆，法兰西的教士逐步使自己的影响力超过国王。这样，查理帝国一旦崩溃，教会的权威及影响力就开始上升。

起初，从法兰西及日耳曼国王的衰微及相互争斗中渔利的是主教的职位。在日耳曼，大主教与国王联合，享有非常多的财富，主教及神父只有封建的小势力，以唇舌为教皇服务。主教们恼怒大主教独裁，愤恨不平，于是才有“伪造教令集”（“False Decretals”）的出现，其最初的目标在于确定主教的权力，拥有代表地方向教皇申诉的职权，斗争的结果则加强了教皇的权力。我们不知道这些命令的日期与出处，那也许是842年在梅斯编辑而成的，作者是自称伊西多鲁斯·墨卡托尔（Isidorus Mercator）的法兰西教士。那是一本编纂得十分出色的文集，除了许多由会议或教皇制定的可信的法令外，尚有从克莱门特一世（Clement Ⅰ.91100年）到梅尔基阿德斯（Melchiades，311—314年）等教皇的法令及信件。这些文件规定：根据最古老的教会传统及其实际运用，未经教皇同意，不得开革任何主教，不得召开教会会议，亦不得给大问题遽下定论。早期的教长，都曾征引这些证据，宣告其绝对普世权威的位，声称自己为基督在地球上的代理人（Vicars）。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314—335年）乃是经常被援引的例子，指他受“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接受了整个西欧的世俗兼宗教权力，故“丕平赠礼”只是对夺取的财产防止其再度发生而已，教皇于查理加冕典礼上否认拜占廷的宗主权，亦即是很久以前得自于东帝国创始人的权力的重申。可惜许多不可信的文献摘引了圣哲罗姆翻译的《圣经》，而圣哲罗姆是梅尔基阿德斯死后26年才出生的。这份伪造的文件理应通不过当时学问家的鉴定，可是9、10世纪的学术研究正处于最低潮。早期的罗马主教以这些法令为由提出申请的做法，也为后来遭到批评的教皇所沿用，8个世纪以来，教皇以这些文献为真实可靠，借它们来支持自己的策略。1440年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明确地揭露“伪造《教令集》”为伪作，故各派目前都同意这些文献为伪作。

事有凑巧，“伪造教令集”出现于教皇史上最具威权的人物被推举出来前不久。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858—867年）接受了教会传统及法规方面的彻底教育，并曾担任数位教皇的辅佐。他与两位格列高利（一世及七世）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在成就方面又胜过他们。他提出如下的原则，后来为基督徒普遍接受——上帝的儿子设立教会，以彼得为首；罗马的主教们直接承袭彼得一脉，继承其权力——尼古拉进一步得出结论：教皇系神在地球上的代表，享有对全体基督徒——无论君臣的宗主权，至少在信仰及道德方面是如此。尼古拉雄辩地阐述这单纯的理论，拉丁教区中没有人敢反对。国王及大主教都只能期望他不要过于认真。

他们失望了。洛林国王罗塞二世（Lothaire Ⅱ）打算废掉皇后杜特贝加（Theutberga），与情妇瓦尔德拉达（Waldrada）结婚，王国主要高级教士准许他离婚（862年）。杜特贝加向尼古拉申诉，他派遣使节到梅斯查明真相。罗塞贿赂使节，请他确认离婚的事，特里尔及科隆的大主教向教皇反映此决定。尼古拉发觉其中有诈，将大主教逐出教会，命令罗塞放弃情妇，接回皇后。罗塞拒绝，并领兵直趋罗马。尼古拉守在圣彼得修道院，斋戒祈祷48小时。罗塞意志瓦解，屈服于教皇的命令。

兰斯的大主教辛克玛，系拉丁欧洲仅次于教皇的最伟大的教士。他把主教拉特拉德（Ratherad）革除，拉特拉德向尼古拉申诉（863年）。查明这个案件之后，尼古拉恢复了拉特拉德的教职。正当辛克玛犹豫不定时，教皇先发制人，宣布禁止令——停止其省份内所有的教会活动。辛克玛愤恨地屈服了。尼古拉写信给国王或高级圣职人员，均以至高权威自居，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佛提乌斯（Photius）敢反对他。以后发生的案例，几乎都显示教皇站在正义的一边，他的卫护道德几近严苛，在人心堕落的时代里无异于一盏明灯、一座城堡。他死时，人们一致认为教皇权限已较先前大为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