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弗·马洛（1564—1593）
剧作家不如演员混得那样得意，他们把全部剧作以大约4至8镑的价格售给剧团，他们对于原稿未保留任何权利，而且通常剧团不准将剧作出版，以免为敌对剧团所窃用。有时候一位速记人员在戏剧演出当中，会把全剧记录下来，印刷商即据此记录盗印篡改版本，作者除了会得高血压外什么也得不到。这类版本并不会永远冠上作者的名字，因而某些剧本，如《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Faversham，1592年）之类，历经数世纪始终逸其作者名。
1590年以后，英国舞台上演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戏剧，一时显得生气蓬勃，虽则当时只有少数戏剧演出达一天以上。李利在喜剧中加上可爱的抒情诗，其剧中可爱的小精灵的魅力为后来《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开道。格林之《僧侣培根及邦该》（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1589年）是关于奇异魔术之故事，可能受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1588年？1592年？）之影响。托马斯·吉德之《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1589年？）谈到杀人的血腥故事，终场几无活人。该剧的成功鼓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竟与将军和医生一比流血多少。就像《哈姆雷特》一剧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复仇者》及《戏中戏》（A Play Within a Play）。
马洛只比莎士比亚早两个月受洗。因他是坎特伯雷鞋匠之子，若不是大主教巴尔克给他奖学金，他可能无法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受沃尔辛厄姆聘为间谍，探查反对女王之阴谋。他研究古典作品，使其神学主张一直不曾落实，他熟习马基雅弗利思想，则使其怀疑主义转为讽世。在取得硕士学位移居伦敦以后，他与托马斯·吉德共居一室，参加雷利的自由思想集团。政府密探理查德·巴尼斯（Richard Barnes）向女王报告（1593年6月3日），谓马洛曾经宣称：“宗教的开始是要使人们恐惧……基督是个私生子……假如有什么好宗教的话，那么只有天主教了，因为该教事神能够多礼……新教徒均是假道学的蠢货……《新约》的内容不干不净。”巴尼斯又说：“这位马洛……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劝人相信无神论，要他们别怕精灵鬼怪，完全轻蔑上帝及其使徒。”更严重的是，巴尼斯（1594年因为犯了“不名誉”的罪行被绞）强调马洛卫护同性恋爱一事。格林临终诉请其朋友改邪归正时，将马洛描写成从事渎神及无神论者。而托马斯·吉德于1593年5月12日被捕时也承认（受到刑讯）马洛“无宗教观念，纵酒无度和残忍”，惯于“冒渎圣经”及“讥嘲祈祷”。
远在这些报告送达政府以前，马洛就已经写作及上演雷霆万钧的戏剧，剧中均暗示其不信仰上帝。显然，《坦伯连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是在大学时所编写的，完成于毕业之年，其中的高超知识、美及力量均显示诗人的浮士德脾气。
我们的灵魂，它的能力足可理解，
世界上伟大的建筑，
及测量每个行星的轨道，
至今仍在追求无限的知识，
永远无止无息地向前迈进，
让我们尽情善用我才，永远自强不息
直到我们最成熟的果实终于丰收。
关于帖木耳（Timur）的两出剧均极粗糙且不够成熟，造型太简单化了——每一个人一种个性。坦伯连大帝本来应以其权力自傲，可是实际表现的这种傲气却不是胜利帝王沉静自若的自信，而是大学生充满未消化的新奇感的那种自负。故事中血流成河，不时发生各类不太可能的事件。其风格似乎显得太过夸张。然而，这部戏剧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大获成功呢？或许是为了它的表现暴力、流血及夸张，但是，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它的表现异端与雄辩。这里面包含有比伊丽莎白时代任何戏剧更大胆的思想，更深刻的偶像，转折更适当的语句。里面有许多为本·琼森所赞扬的“有力诗篇”，还有情致优美的文句，斯温伯恩（Swinburne）推许为同类作品之杰作。
马洛受到喝彩的鼓励，乃尽其精神写下其最伟大的戏剧《浮士德博士》。中古伦理学，也许已知“知识的快乐是一种苦中作乐”，以及“智慧越高悲伤越多”，故将过分的求知欲视为大罪。但是中古人类的热望抵拒这类禁忌，甚至诉之魔术及撒旦以追求自然奥秘及大能。马洛剧中的浮士德是维滕贝格（Wittenberg）著名的博学医生，他忧虑其知识有限，梦想魔术会使他成为全能。
在寂静的两极间移动之万物
将听从我的指挥……
我可使精灵替我带来我喜欢的东西，
替我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并从事危险的工作；
我要驱使他们去印度寻金，
在大洋中搜寻东方的珍珠，
并搜遍新世界的每个角落，
找寻异果和珍馐；
我要驱使他们为我念哲学，
和告诉我外国帝王的秘密。
在其吁请下，靡菲斯特出现了，答应若他肯把灵魂售给鲁西弗（Lucifer），就可给他24年年限的快乐与权力。浮士德同意了，并从伤腕中取血签立契约。其第一件要求是与德国最漂亮的少女结婚，“因为我极放纵好色”。但是靡菲斯特劝他别作结婚打算，反要他选择一群妓女。浮士德向他要特洛伊的海伦，果然她来了，他为之狂喜不已。
这就是引来千艘战舰出征的红颜，
和焚毁高耸的特洛伊城堡的人吗？
甜蜜的海伦呀！给我一吻永生……
哦！你比夜晚的天空还要美丽
群星的美尽集于你的一身……
最后一场戏特别地有力：他绝望地诉之上帝，求其慈悲及永远的处罚——“让浮士德在地狱中渡过1000年，10万年，最后才获救吧！”——在午夜的闪击，黑云密布及怒吼当中，浮士德就此消失了。合唱团唱出其墓志铭，也唱出了马洛的墓志铭：
可以长得挺直的树干今已断矣，
阿波罗的桂枝如今付之一炬。
这几幕剧中，马洛可能已经清算了他自己对知识、美及权力的热情。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悲剧净化作用清算作者之处多，读者之处少。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1589年？）一剧中，其权力意愿表现为贪财的形式，并在序曲中由一位“马基雅弗利信徒”强为辩解：
恨我最深的人就是羡慕我的人。
虽然有人公开抨击我的书，
但是他们都会阅读，为了取得
彼得的宝座；而当他们把我丢开，
已经中了我攀升的花毒。
我把宗教看做小孩的玩具，
相信除了无知以外世上没有罪恶。
贷款人巴拉巴斯（Barabas）又代表了另一种特性，即其贪婪导致其怨恨任何阻碍其得利之人，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罪恶。
我在佛罗伦萨学会吻我的手，
当他们叫我是狗，我只是双肩一耸，
像赤脚和尚一样地低肩垂首，
希望看到他们在厩房中忍受饥饿。
注视着他的珠宝，他面对“有这样无限财富的一个小房间”感到战栗不已。当其女儿取回其失去的钱袋，他以凡是无情高利贷放款人都会有的感情冲动，高声叫道：“哦！我的好女儿，我的黄金，我的财富，我的幸福！”这剧中有一种力量，几近狂暴，一种尖锐的描述及强有力的文辞，使得马洛不时可以近逼莎士比亚而无愧色。
在《爱德华二世》（1592年）一剧中，他还要更接近莎翁。这位加冕不久的年轻国王，邀请其“希腊朋友”格夫斯顿（Gaveston）来宫，并赐予他官职及财富，受忽视的贵族遂逐走爱德华。他退而研修哲学，呼唤其仅存的同志说：
来吧，斯宾塞，来吧，巴德克（Baldock），与我同坐。
现在我们探讨那个哲学，
在我们驰名的艺术养成所中
可以沉浸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学海中。
从这出结构严谨的戏剧中，从敏感、富于想象及威力万钧的诗篇中，从各种不同但一贯刻画成的角色中，从混合鸡奸及骄傲，但是因具有年轻人的单纯及善意而值得原谅的这位国王中，可以看出这幕剧与一年后的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一剧，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假如他已成熟，这位27岁的青年剧作家会有怎样的成就？在那个年纪，莎士比亚只写了一些无价值的戏剧，如《徒劳的爱》（Love’s Labour’s Lost）、《威洛纳二位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及《错误的笑剧》（A Comedy of Errors）等。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马洛学会使每一幕剧均有井然有序之剧情。在《爱德华二世》中，他学会使得角色不只包含一种个性而已。在一年或两年内，他可能清除其剧中的过分夸张及通俗，他可能达到更广博的哲学水准，更能同情人类的相信神话与其弱点。他的缺点是缺少雅谑感。在其戏剧中缺乏开心的大笑，偶有喜剧也不像莎士比亚戏剧那样，可以在悲剧中表现应有的功能——在听众被引进更大的悲剧之前，松弛其紧张的神经。他会欣赏女人的胴体美，但是不知欣赏其温柔，其关怀及优雅。在其剧中没有生动的女性角色，即使在尚未完成的《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Queen of Carthage）中，也是如此。
仍值得一提的是其诗篇。有时候剧中的演说家会压倒了诗人，滔滔不绝地作“一个伟大和雷霆万钧的演说”。但是许多幕戏中，均流动着富有生动想象或情调的诗句，致使人们误以为这些诗句乃是莎士比亚幻想的清流。马洛的无韵诗已经证明是英国戏剧的推动力，有时固然甚为单调，但是通常韵节均鲜明而富于变化，像是一贯极为自然。
他自己的“悲剧史”，现在突告落幕。1593年5月30日，3名政府密探，英格拉姆·佛瑞哲（Ingram Frizer）、尼古拉斯·史凯利（Nicholas Skeres）及罗伯特·布雷（Robert Poley）等与诗人一起——也许他仍是个间谍——在伦敦数英里外的戴佛（Deptford）酒店中吃饭。根据验尸官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的报告，佛瑞哲与马洛相骂，原因是他们对于支付饭钱，“无法取得协议”。马洛从佛瑞哲皮带上取下小刀，刺他一刀，但是伤口很小并无大碍。佛瑞哲反抓住马洛的手，把武器对着他，“然后当场给马洛右眼致命的一击，伤痕深达两寸……马洛遂立告死亡”，刀叶插入脑中。佛瑞哲被捕，辩称自卫杀人，一个月后即获释放。马洛于6月1日葬于今已不知其名的墓中，死时只有29岁。
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一剧外，他还留下两件精良的作品。《英雄与李安德》是浪漫派作品，采用英雄双行体，表现的是穆塞俄斯所述说的，5世纪一位青年为了守约游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热情牧羊人致其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情诗之一。莎士比亚在《温莎的欢乐夫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第3章第1节中，使伊凡爵士（Sir Hugh Evans）吟出该诗之片断，并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第4章第5节中亲切地加以引述，表达他对马洛相当的感激：
死亡的牧羊人，如今我才发现你力量之所在，
谁会去爱第一眼看去就不顺眼的人呢？
——取材自《英雄与李安德》第76行
在这样短暂的生命中，马洛的贡献相当大。他使无韵诗（Blank Verse）成为易作且有力的辞章，他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免受古典主义者及清教徒之影响，并且他使思想剧及英国历史剧有了确定的形式。他影响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和《理查二世》之情诗，及其夸张的遣词倾向。通过马洛、吉德、洛吉、格林及皮尔，窍门已经开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形式、结构、风格及材料均已确定了。莎士比亚的产生不是一种奇迹，而是集前人之大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