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的专制（1629—1640）

英国历史上有11年在无国会的情况下，度过了它最长的专制时期。现在，查理是一位自由的专制国王了。理论上，他所要求的并不见得比詹姆士、伊丽莎白与亨利八世来得多，但实际上他的要求却很多，因为他们以前从未似现在这样，将国王特权扩展到足以毁灭的边缘。查理征收未经国会允许的税，强迫贷款，军队宿营于民房，独断逮捕，否认犯人的人身保护权利与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政治上扩展星室法庭的专断与严厉以及扩大宗教事务及审判宫廷最高委员会。查理的最基本错误却是未承认平民院代表们所统领的财富远多于国王所支配或忠实于国王者的财富，以及国会的力量是势必因而日益增长的。

处在这种危机之中，国家在未发生流血事件以前，经济与其父时期一样的繁荣，因为查理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使英国置身于战事之外。在此时，黎塞留却竭尽其力地使法国与德国成为野蛮的国度。这位困扰的国王尽其所能地减轻财富的自然集中。1625年到1630年间，他下令英格兰中部（The Midland）的五郡停止圈地，并对顽强抵抗的地主处以6000镑的罚金。他在1629年、1631年、1637年，提高了纺织工人的工资，吩咐王室法官执行物价控制，任命一个委员会保护工资与监督贫民救济事项。洛德警告雇主们不要“榨取贫民之膏血”，因而树立了许多新敌人。但在同时，政府却允许肥皂、盐、淀粉、啤酒、酒和皮革等专卖事业，并从中得利。政府维持煤的专卖，以一锅11先令买进，夏天时以17先令卖出，冬天则以19先令出售。这些专卖大大地剥削了贫民，在这段期间，约有2万名以上的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New England）。

查理辩解他必须寻找一些方法以便支付政府的费用。1634年他尝试了导引大灾祸的新税。濒海城市以往就有先例存在，为了回报海军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战争期间装备各船只，或贡献“船金”给政府以维持舰队。现在（1635年），查理未引用先例，在和平时期向整个英国要求这种船金，宣称（实际上也）必须重建破烂的海军，作为紧急需要与保护英国商业不受海盗的侵袭。许多人抗拒新税。为了试验其法律性，汉普登拒绝支付。他立刻被控，但不久又获得自由。他是白金汉郡人，十分富有的清教徒，未燃起反抗火把，是一位（依保皇党的克伦登所言）“相当冷静与严厉”的人。他有礼但固执，温和但富有领导力。

他的审判延误了好久，但终于在1637年11月被移送法庭。国王的律师引用船金征税的先例，主张国王在危难时期，不必等待国会集会，便有权征收财政补助金。汉普登的辩护律师回答说，现在并非紧急情况，有召集国会的充裕时间，况且该项税金系破坏了国王所接受的《权利请愿书》。法官投票的结果，以7对5票支持国王。然而，公共舆论却支持汉普登，怀疑法官的不公正与偏向于皇室的立场。汉普登不久便被释放。查理直至1639年仍然聚敛船金，他将其中大部分的基金用于建立海军，终于在1652年击败了荷兰。

同时，他也将此项谬误扩及苏格兰地区。他与一位天主教徒结婚而使信奉长老教会的苏格兰人大为震惊，随后又扩张主教威权于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体系里。1625年的《废弃法案》（Act of Revocation）取消了自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以来教会或国王的土地，而分配给苏格兰各家庭，半数以上的贵族大感惊慌。他任命五位主教与一位大主教约翰·斯波提斯渥德（John Spottiswoode）担任苏格兰的枢密院职掌，1635年又任命这些高级教士为大法官——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教籍人士被任命此项高职。又在令人恼怒的迟延后，于1633年赴苏格兰加冕，他允许主教们实行几乎全是天主教仪式的英国国教仪式——祭袍、蜡烛、祭坛、十字架，并决定他们的权力优于长老教。苏格兰的主教们草拟了一套宗教仪式的规律，因经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校订与赞成，而成为闻名的《洛德教规》（Laud’s Canons）。这项文件给国王全权处理宗教事务的管辖权，除非国王请求外，禁止教士会议的召开，严格限制传教的权利须得主教之许可，接受这些教规的候选人，才能被任命为神职人员。查理批准这项教规，并命令他们向所有的苏格兰教会颁布。长老教会的教士们纷纷抗议，半数以上的改革因而被迫取消。他们并警告称：查理准备使英国向罗马屈服。爱丁堡的圣·格里斯教堂，当时正准备依照这项新的公式行使仪式，却引发了暴动，棍棒与石头纷纷向主持仪式的副主教掷去。特纳·格迪斯（Tenuy Geddes）举起她的凳子放在头上，喊道：“你这卑劣的贼，你能硬拖住我（的耳朵）讲弥撒吗？”各阶级的请愿书纷纷呈送给查理，要求取消那些教规。他对这种请愿的回答却是将这些请愿烙上叛国的烙印。现在，苏格兰已迈出反抗国王的步伐了。

1638年2月28日，苏格兰教士与俗人代表在爱丁堡签署《国民宪章》，重申长老教会的信念与仪式，拒绝新的教规，并誓言要保卫国王与“真实的宗教”。几乎所有的苏格兰人，受教士们的敦促，均在此宪章上签名，除4位主教外。斯波提斯渥德与其余的主教都逃往英格兰。在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教会总会议中却背弃所有的主教，宣称苏格兰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查理对总会议发出解散命令，否则将被控以叛国罪。然而，会议仍旧继续。国王召集了不很热心的2.1万人为军队，向苏格兰进军。“宪章派”则以爱国与宗教狂热为号召聚集了2.6万人。两军对垒时，查理同意将该争执提给自由的苏格兰国会与未遭阻碍的苏格兰教会的总会议作裁决，1639年6月18日于伯威克（Berwick）签订停战协定，在未流血的情况下终结了“第一次主教战争”（First Bishops War）。新的会议在1639年8月12日召集于爱丁堡，确认了格拉斯哥会议所作的“叛逆”决议。苏格兰国会批准了总会议的决议，双方都准备作“第二次主教战争”。

在这些危机中，查理称他的助手是一个果断而周全的人（这是他的座右铭），就如同他自己是一个踌躇不决和无能的国王一样。温特沃思21岁时（1614年）即出席国会，并经常投票反对国王。查理以延揽他为北方委员会的主席而赢取他，又任命他为枢密院院士作为他全力执行皇家政策的酬劳，1632年复派他为贵族代表去爱尔兰。在那儿，他以残忍的“周全”政策粉碎了叛乱，但和平并不稳定。1639年他被册封为斯特拉福特伯爵，并任查理的第一顾问。他劝告国王召集大量军队，以便镇压宪章派，主张以极端的方式来对付国会的顽固分子。但大量的军队需要大笔基金，若无国会便无法筹款。查理很勉强地召集第四次国会。这个“短期国会”（Short Parliament）在1640年4月13日集会，他展示一封被截的信，其内容是指宪章派分子请求路易十三的援助。为对抗此种阴谋，国王坚称他有权组织军队。平姆秘密地与宪章派分子沟通，作了一个决定，认为宪章派与国会对抗国王，其利害是一致的，于是说服国会拒绝给国王任何补助金，安排与苏格兰组成联盟。查理于1640年5月5日以叛国的罪名，解散“短期国会”。伦敦的暴动立即爆发，一位暴民攻击大主教洛德的宫室，并未发现他，只杀了一位拒绝入新教的天主教徒。

查理以一支临时组成的军队北进。苏格兰人南下至边境，在1640年8月20日打败英格兰人，占领了北英格兰。无助的国王答应支付他们每日850镑，直至达成令他们满意的条约为止。但是他支付不出费用，致使苏格兰军队驻留于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成为英国国会与国王作战的强大盟友。狼狈的查理不顾一切地召集了由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在约克会商。他们劝告他，其威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必须寻求与敌人妥协的方法。最后，他召集了一个国会，是英国史上时间最长与最具影响力的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