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里罗（1617—1682）
一度，在我们充满信仰的少年时代，牟里罗的《圣灵受孕图》在声望上足以和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相匹敌，如今没有一个人无聊到再对它表示敬意。欧洲和美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已经使图画的美失去一半，这些图画都是我们一向认为美丽的。牟里罗正是这种情形下的一个牺牲者。
但是，首先让我们对阿隆·卡诺（Alonso Cano）致意。他是一个怪人——祭司、决斗家、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他生于格拉那达，移居到塞维利亚，跟随帕凯科（除委拉斯开兹之外）学画，随蒙塔涅斯学雕刻。他替圣阿尔贝托（San Alberto）学院和桑塔·保拉（Santa Paula）教堂设计了讲坛背面凸起的装饰构造，他在和苏巴朗竞争中成功了。他替保拉教堂所刻的宗教雕像引来很多外地学生来对它表示赞美并且模仿。他作过一次决斗，重伤了他的对手后，逃到马德里，由于委拉斯开兹，他赢得奥利弗雷的保护。他在西班牙首都或其附近的作品，替他获取了一项宫廷职务。1644年，他的妻子被人发现死在床上。他控告他的仆人，但他自己却有杀人的嫌疑。他再一次抛弃其成功而逃走，躲藏在一座遥远的修道院中，后来仍被发现而逮捕了，身受酷刑。他忍受了一切痛苦，但不承认犯罪，结果又被释放，一切重新开始。1651年他50岁时重回格拉那达，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牧师和大教堂的牧师会会员。他替那教堂刻了很多雕像，绘了很多画，又做了一个读经台和一扇大门。那大门做得十分好，以至于他的傲慢也取得别人的谅解。他受格拉那达地方一位皇室会计官的委托，替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做雕像，他完成该雕像，并令那官员十分满意，但那官员却和他讨价还价。卡诺要100杜布伦（约3200美元）“你花了几天时间做它？”那官员问卡诺。“25天。”“那么，”那会计说，“你做一天工要4个杜布伦啰？”“你是个差劲的会计，因为我学了15年，所以才能在25天内做成。”“我把我的青春和家财都花在大学求学中，而今天，我是格拉那达的会计，我的职业比你高贵，但我一天只1个杜布伦。”“你的职业比我高贵！”雕刻家喊着，“你知道国王以地上的土造就出会计，而上帝将创造阿隆索·卡诺的权利保留给他自己。”盛怒之中，他将雕像一下子砸得粉碎。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异端裁判所会囚禁他，但是菲利普四世保护了他，卡诺继续画画和刻雕像——几乎都是宗教性的——那些被他多种天才所感动的崇拜者称他为西班牙的米开朗琪罗。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通常都用在慈善布施上，晚年非常穷困，以致那所教堂的牧师会不得不筹募他的救济基金。临死前他拒绝别人送给他的基督受难像，他说：“因为它刻得太差了。”
牟里罗——全名巴托洛米·埃斯特班·牟里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谦虚、文雅、虔诚，是他学生们的偶像，对手们所爱戴的人，也是一个慈爱的人。1617年，当时西班牙的艺术大都会——塞维利亚目睹他降生于世，他是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胡安·卡斯蒂罗（Juan de Castillo）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当他14岁时，父母去世，这孤儿便在一个每周一次的市集上以出卖那粗陋而草成的绘画维生。他听说菲利普四世善待艺术家，便前往马德里（？），在那里——根据一个不确定的传说——委拉斯开兹照顾他，让他寄住在自己家中，担保他使他获准进入皇家艺廊，并鼓励他研究里贝拉、凡·戴克和委拉斯开兹等人的作品。
然而，我们发现1645年时，他又出现在塞维利亚。那里的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以一个不太高的价钱征求7幅大画。有地位的艺术家们嘲笑那价钱，牟里罗同意了，并画了他的第一幅杰作《天使的厨房》（The Angel’s Kitchen）。画中显示天使们自天而降，带来了食物，烹调好后又收拾饭桌，喂饱那些饥饿的虔诚信徒。牟里罗虽然尝试追随里贝拉、苏巴朗等人阳刚的风格，但他却用一种柔和的感情表现这故事。这幅画和《桑塔·科拉拉（Santa Clara）之死》使这位艺术家获得声望。塞维利亚半数的知识分子赞美他，订画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画几乎全是宗教性的，所以牟里罗推出大量的圣母、神圣家庭（Holy Family）和圣者的画像，他在基督教传说中画进如此美丽的妇女、英俊的男子、迷人的孩子、艳丽的色彩和神秘的气氛，以致天主教的欧洲都热情地称他是最可爱教义的最可爱解释者。
经济上有如此的来源，牟里罗在30岁时冒险地踏上婚姻之路，使他家中充满了9个孩子的喧嚷、吵闹和快乐的叫声。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他劳苦地工作至死。那大教堂的牧师会付给他1万瑞尔购买他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肖像，那幅画至今仍挂在那里。宙克西斯（Zeuxis）曾说过的一个传奇，却在牟里罗死前11年印出来，故事告诉我们说小鸟们飞进大教堂，想栖息在图画中的百合花上，并啄食画上的水果。
虽然他的主题几乎全是宗教性的，但牟里罗使它们充满人性，而不是宗教意味。如果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欧洲非常关心他送出去的许多《圣灵受孕图》的仿本，那不仅因为它们赞美一个在当时的西班牙格外令人感到亲切的主题，并且因为它将女性捧上了理想主义与神圣的云端。安达鲁西亚地方可爱而带有羞涩肉欲的妇女是《玫瑰经的圣母》（The Madonna of the Rosary）、《吉卜赛的圣母玛利亚》（The Gypsy Madonna）以及朦胧而美丽的《圣家与鸟》（Holy Family with the Bird）诸画灵感的来源。
谁画小孩会比他更好？普拉多博物馆中的《报喜》让我们看到一个刚过10岁的小女孩，害羞而娇美，正是一个生命的杰作。牟里罗把基督画成各种形式的孩子，他喜欢以家中和附近街上的美丽小孩做模特儿：可能是因为那些小孩，而不是那些固定的主题，引起他的兴趣，他把他们画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任何《耶稣童年画像》一样迷人可爱。如果他无法把那些孩子硬塞进他的宗教画中去，他就单独地画他们。慕尼黑（Munich）的哈斯·科斯特（The Haus der Kunst）有一面墙挂满了那些孩子的画像：孩子们掷骰子，吃西瓜顺便洗脸，一个孩子大口咬着面包，而他母亲正从他头发里捉虱子。《一个靠在窗外的男孩》（A Boy Leaning Out of a Window）明白地表示出金钱和快乐间有了争论，并且分道扬镳。《一个和狗在一起的男孩》（A Boy with a Dog）显示世界是他的小天地。在陈列于卢浮宫的《乞儿》（Beggar Boy）一画中，这位理想主义的画家告别了超自然，将眼光凝注于地上的生命，他发现生命是可爱的，即使处在贫困之中。在他的写实主义中，牟里罗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他的生活就像他的绘画一样没有悲剧，除了在最后。在加的斯一家教堂中，他爬上一个架子去完成一幅画，失足落下来，伤口很大，毒素进入体内，这位全安达鲁西亚的宠儿立刻便去世了（1682年）。他死得如此突然，以致没有完成他的遗嘱。依据他的遗言，在他的坟上刻了他的名字，一具骷髅和两行字——维维·莫里图鲁斯（Vive Moriturus），“就像你即将要死一样地活着”。
经过两个世纪，在那些注重图画内容胜于表现方法的人们心中，牟里罗保持着很高的声望。拿破仑的将军们偷窃他的作品，之后当做合法的战利品卖出，因而使他的美名得以远播。无能的临摹画家大量模仿他的作品，因而惹起批评家们对他的艺术的怀疑。他了解他那一行的技术，却因教会的成功而限制了他作画的范围。他太易于倾向生命中阴柔而善感的一面，而开始时的美丽，经过铅版的复印，变成毫无印象的表面美。他画像中的圣徒们如此固执地仰望苍天，以致当欧洲背弃苍天之时，牟里罗也就从欧洲人的眼中消失。同样的理由，西班牙绘画约自1680年以后也从欧洲人的眼中消逝。当欧洲人对基督信仰发生争论时，西班牙仍执著于她的中古遗产，直到戈雅（Goya）的降生，她的艺术才再一次震动世界。
在牟里罗的一生中，数以百计的致命因素结束了“黄金世纪”。黄金本身以及向外寻求黄金，这都是原因：西班牙的青春和活力，毁于该半岛对美洲的探勘和利用；而他们从美洲送回的黄金，腐化了西班牙的生活，助长了怠惰，提高了物价；西班牙的商业运输落入荷兰或热那亚人手中。西班牙政府贮存黄金，货币贬值，将从事生产的摩尔人逐出国外，以钱财鬻爵，向每种物品征收高税，致使经济陷于停滞。当工业萧条，失业大增，商业萎缩，人口减少，而城市倾颓时，却将财富虚掷于海上探险及宫廷的奢侈生活上。狭隘的贵族政府失去了一切威严，街道上到处陈放收款箱，挨家挨户地乞求捐献，以支持其国内的财政无能和国外的失败。西班牙军队据守着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米兰，强行通过新大陆上的丛林和沼泽崎岖之地，丧失他们的生命于三十年战争之中，对顽强得难以置信的荷兰人作失利的战争。这一切从一个微小的，土地贫瘠而多山，领土被海面局限，而海面复为外国商业竞争者与海上敌人所制的小国家中，逐渐消耗了它的人力和资源。只有修道院和教堂依然存在，固执地把守着它们巨大的、不容剥夺且不容征税的财产，而且一天天增加那些除生活奢侈之外一无所长的僧侣人数。当宗教以天堂应允的空话来劝慰贫困，钳制思想，引导西班牙过它业已过时的生活时，法国和英国却致力于奖励工业，掌握商业，而向“未来”进军。对于一个变动环境的适应，是生命的体现，也是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