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徒阴谋
接着是一段平静安宁的日子。查理从路易那里收到一笔额外的50万克朗，关闭了惹麻烦的国会，回到他情妇身上。可是政治仍持续，沙夫兹伯里和其他反对派领袖成立（1675年）绿带社（the Green Ribbon Club），由此为核心，在野党发行其宣传，支持国会和新教，反对国王与天主教的法国勾结，以及立一位公然要娶一天主教徒为妻的继承人。1680年，在野党的这批人，被称为民权党（Whigs），而支持皇权者则被指为保守党（Toris）。[1]查理眼中，沙夫兹伯里是“最无道德，最邪恶的人”，伯内特则评他是“肤浅的……出奇的虚浮……缺乏理智”。可是与沙夫兹伯里生活了15年的洛克认为他是民权、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最勇敢的卫护者。伯内特称他为一位自然神论者，可是我们由沙夫兹伯里评论“智者只有一种宗教”上来看，可别猜疑伯内特此句话，当一位贵妇问他何者为是，他答说：“智者不言。”
1677年，宗教信仰减低很少，当时奥伦治王室的威廉娶了新教徒玛丽为妻，她是约克公爵的长女；如果詹姆士依然没有男嗣，玛丽将是在詹姆士之后第二个可继承王位者，而英格兰将因婚姻而与新教的荷兰合作，可是在1678年8月28日，奥茨（Titus Oates）向英王御前宣称他发现了一桩“天主教徒阴谋”：教皇、法国国王、阿马大主教（the Arch bishop of Armagh）以及英格兰、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耶稣会正计划暗害查理，让他弟弟即王位，并以武力迫英格兰奉天主教；3000名凶手将屠杀伦敦的著名新教徒；而伦敦本身，这个英国新教信仰的要塞将被夷为平地。
奥茨当时年29岁，是一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曾是一名国教会牧师，可是却因行为不检点而被开除圣职。他曾经接受或伪装改信天主教，并曾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圣奥默（St.-Omer）耶稣会的学院攻读，而在后者则被开除；同时，他声言，他曾获悉耶稣会征服英格兰的秘密计划。他自称曾出席1678年4月24日伦敦的一次耶稣会聚会，会中曾讨论到杀害国王的方法。他举出5个天主教贵族参与此阴谋：阿伦德尔、波伊斯（Powis）、彼得（Petre）、斯塔福德（Stafford）和贝拉西斯（Bellasis）。当奥茨又说贝拉西斯将出任天主教军的总司令时，查理大笑，因贝拉西斯因痛风卧病在床，英王断定奥茨捏造故事以图获赏，把他斥退。
枢密院认为对此控诉，最好还是宁信其实。它召奥茨在9月28日到枢密院问话。奥茨担心此去即将被捕，他就先到一个名叫戈弗雷（Edmund Berry Godfrey）的治安推事那儿，交给他一份详述阴谋内容的起过誓的供证词。枢密院为其证词所动，下令逮捕数名他控告的天主教徒。其中之一是约克公爵夫人多年来的秘书科尔曼（Edward Coleman，直到应英王之命而去职止）。在被捕之前，科尔曼烧毁了某些信件，但是他来不及烧毁的信件却显示出他曾与法王路易十四的耶稣会忏悔师谢兹通信，信中表示双方皆希望英格兰不久将成为天主教国家。在这些信件中，科尔曼建议路易十四给他金钱，以影响国会议员中为天主教利益讲话者，又说，成功将使新教得到空前的大风暴……3个王国的改变信仰，而且因此之故，或许会彻底地压制住流行的异端信仰。基于科尔曼曾烧毁了大部分信件这一事实，使得枢密院相信，他曾知悉，或可能也是参与奥茨所说的这一阴谋的一个间谍。查理本人由这些信件中判断，确有此种阴谋存在。
10月12日，治安推事戈弗雷失踪。5天以后，他的尸体被发觉弃置在郊外。他显然是被谋杀——被间谍蓄意谋杀，原因迄今未明，可是新教徒认定是天主教徒为了制止奥茨的供词公之于世而谋杀了戈弗雷。这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一罪名而且在秘密的《多佛条约》留下的不信任空气中，害怕詹姆士即位心理阴影下，很自然的，新教的英格兰大部分现在都信任奥茨所作的控诉，它陷入一种狂乱。保护新教就需要大事逮捕（若非处死）任何涉及在阴谋中的天主教徒。
恐怖政治开始，持续了约4年之久。詹姆士逃亡荷兰；伦敦市民武装自己，以反抗一项预料中的侵略；白宫部署下大炮；卫兵配置到国会两院底下的地窖中，以预防第二次的谋炸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把天主教徒排出贵族院，它向奥茨致敬，视他为民族救星，奖赏他每年1200镑终身年金，并且给他在白宫中的一座寝室。牢狱里立即就挤满了被奥茨或贝鲁（William Bedloe）控诉的耶稣会教士、俗世牧师和天主教信徒。贝鲁曾出面声言知道奥茨的控诉确实属实。
11月24日，奥茨又向枢密院揭发一项新的惊人罪案——他曾听到王后同意由她的医生下毒害死她丈夫。查理了解奥茨这个谎言毫无根据，对他的故事失去信心，并把他逮捕。平民院下令释放他，并逮捕了3名皇后侍从，又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罢黜王后。查理出席上院为他妻子的忠诚辩护，并劝请贵族院拒绝同意平民院的提议。11月27日，科尔曼和其他天主教信徒初审，被处叛国罪，应处死刑。12月17日，6名耶稣会教士和3名俗世牧师被处死，1679年2月5日，3个人因谋杀戈弗雷之罪名处绞刑。这12个人后来被证明无辜。
攻击逐渐接近查理。1678年12月19日，国会获致巴黎的报告，显示丹比曾由路易十四那儿接受大笔金钱。这位大臣拒绝解释这笔钱是法国予英王的贿款。平民院起诉他，查理害怕他这位忠心的大臣会被处死，解散了这个“骑士党国会”（Cavalier Parliament）（1679年1月24日）。它们断续地在职近8年，比长期国会还长。
可是3月6日召开的第一个民权党国会，比其前身还更激烈反天主教，反国王。平民院控诉丹比叛国通敌；贵族院判他囚禁伦敦塔，救了他一命。在往后动荡不安的5年中，他虽舒适却焦虑地住在伦敦塔里。依威廉·坦普尔爵士之劝，查理任命一个30人的新枢密院；为了安抚反对派，他把沙夫兹伯里和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George Savile）两名民权党领袖延揽入内；并且在英王推荐下，沙夫兹伯里被选为枢密院院长。为了进一步平息风暴，查理向国会提出一折中案，以换取其弟弟不被排除继承王位之权：凡天主教徒皆未允准入国会，或居任何要职；英王将无权指派任何宗教职位；英王提名法官应由国会同意才有效；而且国会可掌握陆军和海军。可是国会还不放心詹姆士会尊重这种协定。5月11日，沙夫兹伯里亲自以正确清晰无误的条文找出第一个排除法案：“剥夺约克公爵继承国家的皇位。”5月26日，以扩大人身保护权的the right of habeas corpus颁布，保证任何被捕人，除被控叛国或重罪者例外，皆有权请准保释；而且这些案件中，犯人将在法定下一次庭期中出庭受审或判决。法国还要等110年才能享到对抗专断滥施逮捕的同样这种保障。5月27日，英王深怕《禁制法案》（the Exclusion Bill）将会通过，令国会休会。
人身保护权并未有助于被奥茨控诉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毫不迟滞地被审，而且若发现有叛国罪，则被愤怒地迅速处刑了。整个1679年，他们走向断头台或囚房。审判处理迅捷，因为法官受到法庭外喊杀的群众的叫嚣声之恐吓，未仔细检查证据或允准复验证人，即定了许多被告有罪。鉴于奥茨受的赏格，伪证似受魔法般四起，誓言那些最狂妄的故事：有一说，一支3万人的军队正要从西班牙渡海而来；另一说，他被许以500镑及荣耀，去杀查理；另一说，他听见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徒立誓要杀查理。这些案件被告不准有律师，直到审判日，他才获知其被控罪名为何，而且除非他可证明无辜，否则他被认定有罪。为使定罪迅速，一项旧伊丽莎白法律复活了，此法曾使一名在英格兰的牧师被处死刑。围观的群众对为被告辩护的证人恶言相加，极力诟骂；当被告被判有罪则狂欢大叫。
凡此种种，都是使这位快乐的君王伤心的经历，他目击自己的所有希望破灭，权力受限、妻子受歧视、弟弟受卑责和轻视。在风暴的高潮，他重病卧床，死期随时可至。哈利法克斯把詹姆士由布鲁塞尔召回；民权党领袖下令军队防止他回国；沙夫兹伯里、蒙茅斯、罗素勋爵（Lord Russell）、格雷勋爵（Lord Grey）同意，若是查理驾崩，他们将领导一场起义，以制止他弟弟继位。詹姆士乔装入境，安然出现在查理的床边。查理显然痊愈了，而忧心中略带笑意，虽然他的敌人也曾预料过他的死亡。不过他未曾真正复原。
反天主教的热潮持续，直到奥茨在审判王后的医师韦克曼爵士（Sir George Wakeman）时轻举妄动，铸成大错为止。在枢密院作证词时，他曾为这名医生开脱；在审判时他却又控诉他计划毒害国王。曾经大力迫害天主教徒的斯克罗格斯大法官（Chief Justice Scroggs）指出这个矛盾。韦克曼被宣告无罪，此后奥茨的证词被人严察以闻。曾经证实他的伪证者对他失去支持。天主教、阿马大主教普伦基特（Oliver Plunket）的处死，是反天主教恐怖的最后行动（1681年7月1日）。
当恐惧和热情消失，神智清明的人觉察出奥茨部分是无根据的猜测部分是因为遵守诺言，才把许多无辜的人送往枉死城。他们断定，并无暗杀国王的计划，也无屠杀新教徒或火焚伦敦的阴谋。但是他们也觉得，纵使没罗马天主教的阴谋人，天主教的阴谋也曾真正有过；这就是政府的领导分子曾计划或希望，在法国经费（如果需要，再添上士兵）的支持下，铲除英国天主教徒被剥夺任公职机会，让国王改变宗教信仰，让他那位改了教的弟弟能登基，并且使用一切手段重建天主教为国教，最后成为全民的宗教。事实上这些全体现在1670年签署的秘密的《多佛条约》，查理曾由此一协议退让，可是他的希望未变，而他依旧决定，他那位天主教弟弟应继位为英王。
[1]Whig显然地是Whiggamore的缩短形式，它是活在1648年反对查理一世的一群苏格兰人的名字。Troy则是爱尔兰字中的“强盗”，在1680年首次为奥茨应用于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