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犬迫熊

在《利维坦》一书中最后一段，他说：“因此，由于当前的混乱……没有偏见，没有完整、成熟的一套计划使人民一面服从，一面受到保护，这件事引起我对民事及教会政府的推论，至此结束。”

他对宗教及政治不平等的看法并未广泛地被接受。在查理二世周围的法国人，当然欢迎霍布斯的理论，为王权辩护，但他们却指责他的唯物论，认为纵使不是有辱神明也是轻率之举；并且他们颇以为悔，认为这位哲学家在他们最需要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帮助的时候，居然费了偌大的篇幅去攻击天主教教会。在清教徒及英国国教徒中也掀起了鼓噪声，反对霍布斯的著作，“不许霍布斯再回朝廷”。当霍布斯发现他自己在法国没有朋友、没有保障的时候，他决定在英国的克伦威尔处得到平安，因此又回到英国。根据伯内特大主教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放了些字句，“以取悦共和党人”。这不能确定，但有一事可确定，即不论如何，革命一开始时一定是不合法，而成功时却有其地位，再胡乱杂凑以对绝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一基本原则来规范社会。最终的“检讨与结论”部分，看起来像是一种追忆，解释人民如何才从对一个国王效忠转为对另一个新政权的效忠。该书出版于伦敦（1651年），当时霍布斯仍居住在巴黎。也就在是年年尾严冬的时候，他渡海到英伦，并且在德文夏伯爵处找到安身之处。德文夏伯爵很早就属于革命议会，霍布斯也投身其中，而且被它所接纳。这哲学家借着由伯爵处得来的一些养老金过活，并搬到伦敦，因为在乡下，“与博学的人谈天的愿望很难达成”。此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

渐渐的，他的书有了些人看，批评的人也蜂拥而至，教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替基督教辩护，并询问谁是那位反对亚里士多德、牛津国会以及上帝的“怪兽”（Malmesbury animal）。霍布斯胆子小，但他仍然是个斗士。1655年在《哲学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Philosophy）一书中，他重申唯物的、决定论的意见。德里地方饱学的主教约翰·布拉姆霍尔（John Bramhall）在《利维坦的感人性》（The Catching of the Leviathan，1658年）一文中，替霍布斯除去了钩子，因为别的教士仍认为“钩子仍然在霍布斯的鼻子上”，但是对他的攻击几乎到他死方止。克拉兰顿伯爵（The Earl of Clarendon）由衡平法裁判所失权以后，曾出版一书名为《霍布斯先生之书：利维坦中论宗教与国家部分的危险与有害的谬误的鉴定与要点》（A Brief View and Survey of the Dangerous and Pernicious Errors，in Church and State，in Mr.Hobbes's Book entitled Leviathan，1676年），以掩饰他的被逐。在322页中，他行文颇有系统，以流畅而堂皇的词句逐个地辩驳别人的论点。克拉兰顿的言辞表现出他在官场中有过足够的经验，他讥笑霍布斯，以为他没有负起将他理论与实际政治调和的工作，并且他希望：“霍布斯先生，应该到国会一趟，或到枢密院一坐，在地方法院以及裁判所列席，使他因而能发现他的思虑，以及他的论断，不管多么深刻，或是根据于哪些哲学的观念，甚至根据于几何定理，都已经引导他走入对政治的错误观察。”并非所有对他的批评都是这样的温和。在1666年下院曾命令它的一个委员会收集有关该书为无神论、死神、亵渎神明、反对神的本质、特性等等的资料，特别是怀特（White，一位前任天主教教士，怀疑灵魂的不朽）的书，以及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奥布雷说：“有一份报告（确切真实的）……在国会中……有一些主教推行一项运动，将一些老好绅士以异端之名焚死。”霍布斯毁掉这些他没有出版的报告，以免使自己陷入更多的困扰，另外，他又写了三个对话录。以学术的立场，在英国没有一个法庭能判他为异端。

他得到复辟国王的救援。在他到达伦敦之后不久，查理二世在街上见到霍布斯，认出他是以前的家庭教师，便迎他入宫。当时，复辟的宫廷中已经有怀疑宗教的倾向，并且保卫绝对王权以对抗国会，正好与霍布斯的哲学相投。他长着稀落白发的秃头及清教徒的装扮惹人嘲笑，查理自己就叫他为“熊”，而霍布斯也就凑上前去说：“让你作弄的熊来了。”查理就是喜欢霍布斯这样对答的敏捷，他找了画匠替霍布斯画了张像，放在自己卧室里，并给霍布斯一年100镑的养老金，虽然这不是固定地支付给他，但他从卡文迪什家族（Cavendish family）那儿每年收入50镑，仍可以维持这哲学家最低的生活。

奥布雷形容他年轻时多病，但老来却又健康又有生气。到75岁时他还玩网球，当网球场不堪用的时候，他就走段长路，让他自己“流大汗，然后付点钱给仆人要他们擦它”。他饮食适当，70岁以后就不食肉、不饮酒，他说“在他生命中过度的事已经太多了”，但是奥布雷继续说：“纵使他一年有几次过度的话，那也不是太过度。他一生未娶，但好像有个私生女，他常为她准备东西。晚年他很少读书，他常说‘如果我读的书跟别人一样多，我就不会知道的那么多了’。晚上，当他上床，门都关牢了，并肯定没人听见的时候，他就大声唱（并不是他有副好喉咙，而是为了他自己健康的缘故），他以为大声唱对肺有好处，可以活得久些。”虽然如此，在1650年初，他的手仍患了急中风，1666年时情况已恶化，他写的字都令人难以辨认。

然而，他仍不停地写，由哲学到数学，他不小心陷入了与一个叫约翰·沃利斯的专家论战，被评为不知就里。1670年，他82岁时，出版了一本书叫《布希茅斯》（Behemoth），是有关内战的事，另外，他又写了一些对批评者的反驳，以及将《利维坦》译成漂亮的拉丁文。1675年，他以韵文写成自传，并且又译《伊利亚特》、《奥德赛》，因为“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在他87岁那年，他从伦敦回到乡下，在德比郡的卡芬地斯封地度其晚年。此时，他的中风加剧，并且膀胱排尿的困难打击着他，当伯爵要从查斯毕斯到哈威克宫（Hardwick Hall）时，他坚持与伯爵同行，这一行证明他的垂老与精力枯竭。一星期后，瘫痪扩延到全身，他甚至不能演说。在1697年12月4日，当他接到虔诚的英国国教徒的圣餐礼时死了，只差4个月就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