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王
同时他继续写作各式各样的历史、论文、戏剧、故事、诗歌、短论、小册、书信和评论，以惊人数量呈现在迫切等着阅读他作品的国际人士面前。在1768年他写了《拥有四十个皇冠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écus）、《巴比伦公主》（La Princesse de Babylone，他的最佳故事之一）、《布瓦洛书札》（EpîtreàBoileau），两部喜剧的歌剧剧本和一部悲剧。几乎每天都写一些“即兴的诗”——简短、轻松、优美的讽刺短诗。在这方面他没有敌手，即使是《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y）的精美亦比不上他的作品。
另外他还有许多有关宗教哲学的著作。我们且看一下他在费内时所写的剧本——《坦克雷德》（Tancrède）、《纳尼纳》（Nanine）、《一个苏格兰女人或自由之家》（L’Écossaise）、《瑟克瑞特》（Socrate）、Saul、《伊雷娜》（Irène）——这些是他最不活跃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它们是巴黎人的话题。《坦克雷德》一剧于1759年9月3日在法兰西剧院演出时获得普遍的赞赏，甚至于伏尔泰的一位刻薄的敌人亦表赞赏。扮演德博拉（Deborah）的克莱龙小姐和扮演坦克雷德的列肯在此剧中的演技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舞台上没有观众，场地变得很宽敞而又有极为动人的舞台布置，中世纪和骑士的题材是取自古典题材而受欢迎的一支。的确，这位布瓦洛（Boileau，1636—1711年）的门徒于此写的是一个很浪漫的戏剧。《纳尼纳》一剧则显示出伏尔泰像狄德罗一样，也受到英国小说家理查德森的影响。卢梭本人对此剧亦表激赏。《瑟克瑞特》一剧含有一句名言：“一无所有而生活得很好，那是理性的胜利。”
伏尔泰在当时被称为是高乃依和拉辛的对手，他不断研究这两个人，很久决定不了他究竟比较喜欢哪一个。最后他是选择了拉辛。他大胆地将这两人排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和欧里庇得斯（希腊悲剧作家）之上，他评到“莫里哀，就其最佳作品而言，优于纯美而冷淡的泰伦提乌斯（罗马喜剧作家），也胜过小丑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当他得知戏剧家高乃依的侄孙玛丽·高乃依（Marie Corneille）贫困地住在埃夫勒（Évreux）附近时，他感到很激动。他决定要收养她，并供给她受教育；当他获知她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时，他向她保证，她可以利用一切机会从事她的宗教信仰工作。她于1750年12月来找他。他收留了她，教她写美好的法文，矫正她的发音，并陪她一起去做弥撒。为了筹措她的嫁妆，他向法国学院建议授权让他编纂高乃依的作品，学院同意了。他于是即刻着手重读这位前辈的戏剧，并加入序言和注释。而且，由于他是个成功的经营生意的人，他发布这一出版计划的广告并请人捐款。路易十五、俄国叶利扎维塔女王、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各捐助200册，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各50册，其他的捐助金则取自查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和其他外国贵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人来向玛丽·高乃依求婚。她结婚两次，而于1768年成为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母亲。
伏尔泰不仅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也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757年俄国叶利扎维塔女皇请他写一部她父亲彼得大帝（Peter I“the Great”）的传记。她邀请伏尔泰到圣彼得堡，并答应给他许多荣誉。他回答说他年纪太大无法跋涉这么遥远的旅程，不过，假如她的大臣舒瓦洛夫伯爵（Count Shuvalov）能提供有关叙述彼得大帝生平和这位沙皇改革政治新貌的文献资料，他愿意写这部传记。他年轻时曾在巴黎见过彼得（1716年），认为其是个伟大的人物，不过仍是个蛮人。为了避免过分冒险谈论他的决定，他决定不写传记，而写那值得纪念的统治时期的历史——一项远较传记更艰巨的工作。他从事相当的研究，从1757年到1763年为止一直为这工作操劳，而于1759年—1763年出版，名之为《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史》（Histoire d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这真是当时令人赞赏的一举，一直到19世纪以前，此书是处理这个题材的最佳作品。但是，直率的米什莱（Michelet，法国历史学家）认为那是部“令人生厌的书”。叶利扎维塔女皇看了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作品赠送伏尔泰一些“大钻石”，但是这些钻石于途中被窃，而这位女皇则于此书完成前去世。
当七年战争在他周遭激烈进行时，有时他又从事于把他的《世界史》（His-toire générale）或名为《各国风格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增补（1755—1763年）一段路易十五阶段（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文字的工作，以使其内容更接近时代。那实在是个很微妙的措施，因为形式上他仍受法国政府的放逐。假如他谨慎地略过在位国王的缺点，我们应该要原谅他。即使如此，那仍是一部很好的故事，简单明了。在记述君主爱德华（后来的查理王）（Prince Charles Edward Stuart,Bonnie Prince Charlie）的故事时，几乎力求胜过他自己以前所写的《查理十二》（Charles XII）。在记叙人类心智的发展时，为了忠于他对历史认识之真确，他加入了一个结论——“论路易十五时代理解力的进步”（“On the Progr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Age of Louis XV”），而记下他所认为的成长的标志：
整个秩序（耶稣会会员）被非宗教的力量所革除，其他秩序的纪律被这力量改革了，法官和主教之间（司法权）的划分，这一切显示出偏见已如何被驱散，有关政府的知识已达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们的心智被启迪到什么地步。这知识的种子是在最近这世纪播种的；现在它们已在各地萌芽，即使在最边远的地区亦然……纯科学已开启了有用的艺术，而这些已开始治愈这个国家由于历经两次致命战争所留下的创伤……对大自然的认识，以及对曾经一度被称为历史的古代奇谈的怀疑；正确的形而上学脱出了学派荒谬的樊笼：这些是这个时代的产品，人类的理性已有了很大的改观。
清偿了历史的债务后，伏尔泰又回到哲学以及他和天主教会的论战。他以极快的速度发行了一连串我们前已看过的小书，这些反邪恶的书有如战争中的轻炮：《幼稚的哲学家》（The Ignorant Philosopher）、《关于博林布鲁克绅士的调查》（Important Examination of Milord Bolingbroke）等，在写作这些著作的过程中，他不断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数量惊人的书信。
当意大利画家卡萨诺瓦于1760年去拜访他时，伏尔泰让他看到那年为止所收集的大约5万封信件，此后所收到的大概也有那么多。因为是由收信者付邮资，所以伏尔泰有时要为一天所收到的信件付出100银币。成千的崇拜者，成千反对他的人，上百位年轻作家，上百位业余哲学家送给他礼物、花束、侮辱、咒骂、质问和手稿。性急的来信者附上回信信封要他立刻回答是否有神的存在，或提出人的灵魂是否不朽等问题，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最后他在《水星报》登了一则警告：“许多人抱怨对于送到费内、图尔奈或代利斯的包裹没有收到收条，请注意，由于包裹太多，我不得不拒收那些与主人无缘相识者所送来的包裹。”在希奥多尔·柏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所编的定本中，伏尔泰的书信多达98卷。布吕内蒂埃（Brunetière）认为那是“他整个作品中最生动的部分”。而事实上在这么多书信中没有一页是枯燥无味的，因为，在这些信件里我们仍能听到当时最出色的健谈者，以朋友最亲切的口吻谈话。像他这样一支流畅的笔中所含蕴的礼貌、活力、魅力和优雅的作家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信不只是机智和流利口才的荟萃，也是温暖的友谊、高尚的感情以及敏锐思想的一种享受。与他的比较之下塞维尼夫人的书翰虽然悦人，但似乎都是随便浅谈一些琐碎或暂时性的事情而已。在伏尔泰书信的华丽文体中无疑有某种目标存在，但是他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似乎故意如此：“我全力拥抱你，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竟相隔这么远。”（而达朗贝尔的回信中说：“再见了，我亲爱而又杰出的朋友，我亲切地拥抱你，而我较以前更成为你忠实的朋友。”）再听伏尔泰给德芳夫人的信：“再见，夫人……在我所追寻的所有真理中，最真确的似乎是你具有与我意气相投的心灵，而在我仅有的短促余生中我将会深爱它。”
他写给巴黎友人的信，收信者都极为珍视，并且字字珠玑似的被传阅。因为在书信中伏尔泰的文体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他的历史著作中所显示的文体并非最好的，因为其中所注重的不是口才或机智，而是平而流畅的叙述，他的戏剧则流于夸大的演说形式。但在书信中，他可以让他那生花妙笔发生隽永的光辉，或以无可比拟的精确和简洁说明一个话题。他以拜尔的学识加上丰特内勒的高雅，再润以从帕斯卡的《地方文学》中具有的讽刺笔调。在他70年的写作生涯中难免自相矛盾，可是他从不含糊。我们很难相信他是个哲学家，他是那么明快简捷。他常一针见血，直入思想核心。他尽量少使用形容词和明喻，以免使得思绪变复杂，而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是一道见解。有时一篇文章有着太多的见解，太多的机智；有时读者被这些见解之光照花了眼，而错过了伏尔泰敏锐的隽语。他知道这过于绚烂的光芒是一种缺点，就像长袍再镶上珠宝一样。他谦虚地承认说：“法文在路易十四世时代已达到最完美的地步。”
当时半数的贵族名士都是他的朋友——不只是所有的哲学家，法、英两国所有的主要作家，还有枢机主教、教皇、国王和女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Ⅶ）因没有在丹麦立刻施行伏尔泰所有的改革而向他道歉；波兰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因为在前往费内的途中被召登王位而觉得很难过；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感谢伏尔泰能偶尔瞥见寒冷的北方，并为他祈祷“愿上帝使你长寿，你的生命对人类是如此珍贵”。腓特烈二世责备他对莫佩尔蒂（Maupertuis）的残酷，以及对国王的无礼。但是一个月之后他写道：“愿这位在世上前无古人或可能后无来者的最恶毒、最吸引人的天才健康、成功。”而1760年5月12日，他又说：
就我而言，我将到那里（地狱）去告诉维吉尔说，有一个法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超越了他。我也要这样告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说有一个法国人在戏剧上的成就超越了他们；告诉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一部法国的历史著作超越了他的历史作品；告诉昆塔斯·柯蒂斯（Quintus Curti-us），说一个法国人所写的《查理十二》胜过他所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也许我会遭这些嫉妒的已逝作者投石攻击，因为一个人居然能集他们各人所有不同的杰出特长于一身。
1774年9月19日，腓特烈二世又继续他的赞美：“你死后将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在法国，美好的文学将告终。”（当然，这说法是错的，法国美好的文学没有终止的时候。）最后，于1775年7月24日，腓特烈二世的王权终屈居于伏尔泰笔杆之下：“就我而言，能活在伏尔泰的时代里就觉得欣慰，感到满足。”
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给伏尔泰时的态度犹如一个君王之对另一个君王——事实上，犹如学生写给老师。在登上俄国王座以前，她已欣赏他的作品16年了。然后，于1763年10月，她以第一人称答复他以韵文写给她的一名外交使节的信，由此开始，他们有书信往来。伏尔泰称她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Semira-mis，译按：神话中的亚述女王，以美貌、智慧与淫荡著名），很技巧地略过她的罪行，而成为她在法国的辩护者。她要求他不要这样赞美她，他却说得更多。她珍视他的偏袒，因为她知道主要是由于他——然后是由于格林和狄德罗——她才能在法国获得“舆论的好评”。法国的哲学竟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伏尔泰向叶卡捷琳娜推荐使用亚述式大镰刀的武装战车以抗拒土耳其人，她只得解释，不合作的土耳其人攻击时不肯靠近得让他们能很方便地用镰刀砍倒。他对叶卡捷琳娜的大军可能将希腊人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显得热心，而忘了他最痛恨战争。他呼吁“法国、英国、意大利”支持这支新十字军。当“塞米拉米斯”突然停止她的目标时，他感到非常悲伤。拜伦继续了他所呼吁的工作。
许多法国人痛骂伏尔泰对皇室的轻浮，他们觉得他谄媚王室而加以赞美，无异贬损了自己。这种谄媚无疑也令他感到昏眩，但是他也是在玩一种外交政策的游戏。他从未奢望共和，他一再主张由“开明的君主”主持国政，比交权给易变、未受教育、迷信的群众能获得更多的进步。他与之争战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主教会，而在这场战争中，统治者的支持是难得的帮助。在他为卡拉斯和瑟温斯所作的胜利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支持是多么珍贵。在他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战役中有腓特烈和叶卡捷琳娜做后盾，那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也没有放弃赢取路易十五的希望。他赢得了蓬巴杜夫人和舒瓦瑟尔，他向杜巴利夫人求爱。他使用策略一向不踌躇，而事实上，到了路易十五统治末期，他已获得法国政府半数的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一战已经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