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哲学家间的破裂
他的新居是在他所谓的茫特·路斯（de Mont-Louis）花园内：一间“单人房”面对着草坪，在花园深处有一座古塔，其中有“空气通畅的小亭”。当访客来时，他不得不在“狼藉的杯盘和破壶堆中”接待他们，他唯恐“腐烂而即将陷落毁损的地板”在他的客人脚下塌下而战战兢兢。他不在乎穷，他以抄写乐谱赚取足够的钱，他以成为一个能干的匠人而沾沾自喜，他不再是某个富婆的门客。当好心的邻居送他礼物时，他觉得很生气，他觉得受的比给人的多，那是一种耻辱。孔蒂亲王两次送给他小母鸡，他告诉说第三次再送，他就要布弗莱伯爵夫人退还。
在当时，我们该注意到：多少贵族，他们帮助启蒙运动的叛徒，并不是由于赞成他们的见解，而是对于适时际会的天才寄予慷慨同情。在古政治中的贵族有许多构成贵族的因素，而公开指责贵族政治的卢梭尤其受到它的眷顾。有时这位自负的匠人浑然忘了自己的立场，而炫耀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谈到他的职位，他说：
那房屋的平顶是我的客厅，在那里我接待过卢森堡夫妇、维勒鲁瓦公爵、廷格里（Tingry）王公、阿孟提尔（d'Armentières）侯爵、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女爵[1]、沃莱蒂诺瓦（Valetinois）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其他有同等地位的人，他们……行尊降贵来到茫特·路斯。
在距卢梭的别墅不远处就是卢森堡公爵夫妇的家。他抵达后不久，他们即邀请他去吃饭，他拒绝了。1758年夏，他们又邀请了一次，他再度拒绝。1759年复活节将届时，他们带着几位有地位的朋友到他的隐居处来表示抗议。他被吓了一跳，卢森堡公爵夫人即布弗莱（Duchesse de Boufflers），以迷惑太多男人而有名。但是日子久了，人们已忘了她的罪过，她已成熟为有母性美的女人，不再只是性感迷人而已。不久她即化解了卢梭的羞涩、冷漠，而使得他高谈阔论起来。访客们奇怪这么有才华的人居然过着如此穷困的生活。卢森堡公爵邀请卢梭和泰蕾兹去和他们一起住，等别墅修复后再回来，卢梭仍然坚持不去，最后他和泰蕾兹被说服暂时住在他们卢森堡的“小别墅”中。他们在1759年5月搬进去。有时卢梭到卢森堡那豪华的家中去拜访他们，在那里，他爽快地答应读一些他所完成的小说片段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客人听。数周后，他和泰蕾兹回到他们自己的别墅，不过，他仍继续拜访卢森堡家人，而他们在他心绪烦乱时，也一直都对他很忠诚。格林责备卢梭“背弃了他的老朋友，而以一些身居高位者来取代我们”。不过，事实上却是格林先拒绝卢梭的。在1762年1月28日一封给马勒泽布的信中，卢梭回答了那些指责他既责备又逢迎贵族的人：
先生，对于那支配别人的社会阶级，我极端厌恶。对于出身名门的你，我可以毫不费事地接纳……我讨厌大人物，我讨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严苛、他们的偏见……他们的败德……是在这样的心境上我被拖到在蒙莫朗西卢森堡别墅。然后我见到了主人，他们喜爱我，而我呢？先生，我也喜爱他们，并且终我一生，都会喜爱他们……我要给他们，我不说我的生命，因为这份礼太微薄，我要给他们那曾触动我心灵的唯一荣耀——我所期望得自后世的荣誉，而我一定能获得这荣誉，因为这该属于我，而后世总是很公正的。
有一位以前的朋友是他希望继续交往的——乌德托夫人。但是达朗贝尔却因为在巴黎人们把她的名字和卢梭连在一起的闲言闲语而责备她，于是，她求卢梭别再给她信。卢梭想起曾告诉过狄德罗说自己喜爱乌德托夫人，如今他判定是狄德罗在沙龙里把这些事张扬出去的，所以，他说：“我决定永远不和他来往。”他选择了可能是最坏的时刻和方法。1758年7月27日，爱尔维修在《精神》上发表了一篇极有力的攻击天主教教士的文章。其结果所造成的愤怒，使人们要求禁止《百科全书》（当时已出7册）和一切批评教会及国家的作品出版。第7册中有达朗贝尔论加尔文教的轻率文章，他赞美加尔文教教士的秘密一神教教义，并为加尔文教请求允许设立一家剧院。1758年10月，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朗贝尔的信（“LettreàM.d'Alembert sur les Spectacles”）。语气温和，然而却是反理性时代、反法国18世纪中期无宗教和不朽的宣战书。在序言中，他故意驳斥狄德罗，虽然没有提起他的名字，他写道：“我有一个严厉而又贤明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现在没有了，我不再需要他，但是我将不断地为他感到遗憾，而我的内心比我的著作更想念他。”他认定了狄德罗出卖他而讨好达朗贝尔，而补充说：
假如你刺了朋友一剑，别失望，因为有补救还报的办法。如果由于你说了什么话而使他不高兴，别担心，因为你可能会与他和解。但是愤怒伤人的指责、透露秘密，以及因出卖他而使他的心受到创伤，他的眼中没有了光彩，他将离你而去，永不回头。
这封信的译文长达135页，一部分是为在日内瓦公开宣扬的宗教辩解。就如在他的《爱弥儿》一书中不久会显示出的，卢梭本身也信奉一神教——反对基督的圣权，但是在申请日内瓦公民权时，他声称信仰所有的加尔文教条，在这封信中他维护正统的信仰，并相信神祇为大众道德不可或缺的助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以理性证明的只有与个人利害关系的计算。”因此，仅“自然的宗教”会比避免探究更易使道德败坏无遗。
但是，在卢梭的论述中神学是个次要的问题，他正面的攻击是针对达朗贝尔关于戏院在日内瓦合法化的建议。而于此他真正所要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达朗贝尔而是伏尔泰。伏尔泰作为日内瓦居民的名声还超过卢梭作为日内瓦公民的荣耀，伏尔泰敢在日内瓦及其附近上演戏剧，毫无疑问，是他促使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上提出设立日内瓦戏院的请求。什么？把一种几乎在各地都强化了不道德的娱乐形式介绍到一个以清教道德闻名的城市里来？悲剧几乎全是描画罪恶。它们不能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净化情感；它们煽动情感，尤其是性和暴力。喜剧很少表现健全的夫妇爱情；它们常嘲笑美德，甚至就如莫里哀《对人类的厌恶》剧中所表现的一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演员们过的是没有法纪、放荡的生活。法国舞台上那些迷人的女演员大都是私生活糜烂的典型，崇拜她们的社会，则是腐败的中心和来源。也许在巴黎和伦敦之类的大城市里，这些舞台上的邪恶只影响少数居民，但在日内瓦这样的小城市（人口仅2.4万人），这毒害会渗透到每一阶层，而戏剧的演出会激起新奇的概念和派系的斗争。
到这时候为止，卢梭一直是附和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对剧院的观点。1758年，他在法国所说的即1579年戈森在英国所说的话，也是1632年普林和1698年柯里尔所说过的话。但是卢梭并未一味指责。他不是清教徒，他提倡由大众主持管理的舞会。他认为应该有大众的娱乐，但要是社团性和健全的娱乐，如野餐、户外游戏、节庆、游行。（于此，卢梭对日内瓦湖的赛船有很生动的描述。）
他告诉我们说：这封信“非常的成功”。巴黎开始对淫荡感到厌倦，人们已不再热衷于那些自成传统的非传统性而逸出正轨的事物。城市中充斥着娘娘腔的男人和渴望像男子汉的女人。对于古典戏剧和它那浮夸的形式，人们觉得已经受够了。人们已感觉到蓬巴杜夫人的将军和军队抗拒腓特烈的斯巴达军队表现得多么差劲。听哲学家高谈美德，那真是种清新的经验。这封信的道德影响力将和卢梭其他的作品一起增长，而产生一种几乎是革命性的回归，返回路易十六治下的端庄。
哲学家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对于卢梭的文告，他们只觉得那是种叛逆的行为：他曾在他们的处境最危险时攻击他们。1759年1月，政府终于禁止《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售。当卢梭指责巴黎的道德时，他的旧友们想起他追求乌德托夫人的事，而指责他是个伪君子。当他指责舞台之不当时，他们指出他曾为舞台写过《乡村法师》和《水仙花》两部剧本，而且常出入剧院。达朗贝尔对于卢梭送给他的这封信的复本，写了下列一段严苛的回信予以拒绝：
我无法接受你送给我的礼物……你也许有理由（以我所知与事实完全相反）抱怨狄德罗，但是你没有权力因此公开侮辱他。你不是不知道他所忍受的被迫害的实况……我禁不住要告诉你，先生，你这可恶的行为多么令人震惊……你我之间的原则差异太大，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一致。忘了我的存在吧！……我希望忘了你这个人，除了你的天分外，我什么都不记取。
然而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回来后，却因卢梭转寄给她这复本而向他致谢，并邀请他吃饭。他赴约了，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达朗贝尔和乌德托夫人。
他收到一二十封来自日内瓦的赞美信。受到卢梭的立场所鼓励，日内瓦的法官们禁止伏尔泰于日内瓦境内再上演任何戏剧。伏尔泰将他的戏剧行头搬到图尔奈，并把住处迁到费内。他感觉到被击败的创痛。他羞辱卢梭是个逃亡者和变节的人，并为一小群哲学家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斗争而悲伤。他说：“这无耻的卢梭是同僚中的犹大（出卖朋友者）。”卢梭在致日内瓦牧师莫尔顿的一封信中（1760年1月29日），予以反击：
你是说伏尔泰那个人？为什么那个小丑的名字玷污了你的信？那可怜的家伙毁了我的家园（日内瓦）。如果不是轻视他，我会更恨他。在他那伟大的天赋中，我只看到了某种格外下贱的特性，由于他的加以使用而玷辱了他自己……日内瓦的公民们啊！由于你们供给了他避难所，他让你们付出好大的代价哟！
让卢梭感到难过的是伏尔泰转往图尔奈制作戏剧，而日内瓦的许多人民越过了国境到法国去看戏剧演出——有些人甚至参加演出。当他给伏尔泰谈到里斯本地震的那封信被刊登在柏林杂志上时（1760年），他的愤怒找到了宣战的理由，显然，那是由于伏尔泰粗心地把原稿借给一位朋友的缘故。现在（6月17日）卢梭写给伏尔泰一封在这动乱时代中最特殊的信。在责备过伏尔泰未经许可出版他的信后，他接着说：
我不喜欢你，先生。对我，你的这位门徒和狂热者，你给予了莫大的伤害。你毁了日内瓦，作为你在那补获得庇护的报酬。你离开了我和我的同胞间的感情，作为我在他们面前赞美你的报酬。是你使得我无法忍受居住于我的国内，你迫使我死在异域，剥夺了一个垂死者的慰藉，而你却在我的祖国获得一个人所能期望得到的所有的荣誉。总之，我恨你，因为你曾希望它如此。但是我以仍能爱你的感情来恨你，如果你希望这样子。在我内心中所具有对你的一切感情中，如今只余下对你的天才的崇拜和对你的作品的喜爱。如果我只尊重你的天赋，那并不是我的错。对于那敬意所应有的态度我也不会没有。
伏尔泰未予置理，但是私下他称卢梭为“骗子”、“疯子”、“小猴子”和“可怜的傻瓜”。在与达朗贝尔的书信来往中，显示他和卢梭具有同等的敏感和热情：
我收到卢梭的一封长信。他已经完全疯了……在他自己写了一出拙劣的喜剧后，他攻击舞台，他攻击抚育他的法国，他从狄奥尼索斯的桶子找到了四五片腐烂的桶木，爬了进去而对着我们咆哮，他背弃了他的朋友。他写信给我——给我！——一个狂热者所曾涂写的最侮辱人的信……假如他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可怜的小人物，满心虚荣，那就不会有什么大害；但是他在这侮辱人的信上又加上与此地索齐尼派教徒的迂阔之徒共谋的恶名以阻止我在图尔奈设立我自己的剧院，至少阻止人们在那里和我共同演出。假如他这种卑劣的手段，其用意是准备他自己能胜利地回到他出身的微贱地区，那是流氓的行为，而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他。假如柏拉图那样玩弄我，我都会复仇。对于狄奥尼索斯的卑躬屈膝者更是如此。《努韦勒·阿拉萨》（Nouvelle Aloi-sa）的作者只不过是个邪恶的骗子而已。
在18世纪最著名的两位作家的这两封书信之中，于一般认为当时流行的超个人思潮的背后，我们见到了彼此冲突之际，每一次攻击所显示的神经过敏以及烦扰哲学家和圣人们内心的、一般凡夫俗子所具有的虚荣心。
[1]在18世纪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布弗莱（Boufflers）中有下列诸人：（1）后来成为卢森堡元帅夫人（Maréchale de Luxembourg）的杜切丝（Duchesse de Boufflers）；（2）马奎斯（Marquise de Boufflers），斯坦尼斯拉斯的情妇；（3）休谟和赫瑞斯的友人布弗莱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