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的”腓力兹（腓特烈）

当历经了这一切政治、宗教、工业、享乐、音乐、艺术、科学、哲学、忧郁和罪过等变化无常多彩多姿的人生之后，这位老迈的英雄变得阴郁，而德国人就叫他“老年的”腓力兹（Der Alte Fritz）——并非因为爱他，而是尊他为他那个时代里最叫人吃惊的条顿人。他不因统治他的王国和管弦乐团就感到满足，他还羡慕伏尔泰的文笔，因而希望做个诗人和历史学家让人赞美。他留给后世30卷作品：其中7卷历史、6卷诗、3卷军事论文、2卷哲学和12卷信札，全用法文写成。他的诗大多是“即兴随笔”那一类，已经被人遗忘了。他是那时代一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当上国王不久，就写了他祖上的历史《勃兰登堡家族纪事》（Mémoires pour Servir ä l'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Brandebourg，1751）。像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一样，他声称公平无私：“我没有任何偏见，我把亲王、国王和亲族都看成平常人。”但是当描述伟大的选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the Great Elector）时，他竟欢喜若狂。

他的文学巨著是《我的时代史》（L'Histoire de Mon Temps），记载他自己的统治。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开始写，中间断断续续，直到晚年。也许是受到伏尔泰的影响——虽然此书大部分写于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世纪》和《论各国风习与精神》出现之前——腓特烈在这部巨著中包容了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他歉疚地说他腾出篇幅来“使笨蛋穿上龙袍，使浪荡子戴上皇冠……但是为了追随新真理的发现、为了把握道德与礼仪变化的原因、为了研究野蛮的黑暗从人心移去的过程——这些当然都是值得善于思维的人去留意的”。他称赞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德国的托马修斯和沃尔夫，法国的丰特内勒和伏尔泰。“这些伟大人物和他们的门徒给宗教致命的打击。人们开始考察他们顽固崇奉的对象，理性推翻了迷信……理神论是对最高存在的单纯崇拜，已经获得许多跟随的人。”他瞧不起法国的政府，但是喜爱法国的文学，腓特烈评判伏尔泰的《亨利阿德》一书高于《伊利亚特》，认为拉西纳高于索福克勒斯。他认为布瓦洛与贺拉斯、博絮哀与狄摩西尼成就相等。他嘲笑德国的语言和文学，却称赞它的建筑。他努力于辩解他的侵略西里西亚：他以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和十诫抵触，只要是他的国家的生存利益需要的。“与其让全民毁灭，不如让君王毁弃诺言”——他希望我们相信那是因为1740年代普鲁士的危机。他承认身为将军，他做错了许多事，但是他认为他在莫尔维茨的败逃是不必记载的。总而言之，这两卷书足可与吉本以前有关近代欧洲最好的史籍并列。

远在“七年战争”还没结束时，腓特烈就已着手撰写他的《七年战争史记》（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Sept Ans）。像恺撒一样，他希望成为自己所从事过的战役的最好史学家，也和恺撒一样，避免用第三人称谈自己的困惑。再者，也许还有更好的理由，他试图证明他大胆发动公然的敌视是合理的。凡是与内政有关的，他就赞美他的大敌玛丽亚·特蕾莎，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他骂她“这傲慢的女人”，她“吞饱了野心，想从所有的途径来获得光荣的目标”。在公平不偏地记载他的战役时，他曾停下来悲悼那死于1757年的母亲和死于1758年的妹妹。他描写威廉明妮·蜜奈的那一页，是全书战争的荒原中唯一爱的绿洲。

他归结说，历史是杰出的教师，只是学生太少。“由于人的本性，没有人向经验学习。父亲们的愚妄失落在孩子们身上，每个世代都得犯上它自己的错误。”“读历史而又能应用的人都能看到同样的景象总是被重复着，只需把演员的名字换过来就行了。”即使我们能从经验学习，我们还得受到不能预知的机遇的限制。“这些纪事使我越来越相信，写历史就是要编纂人们的愚妄和运气的偶然。每一件事终归变成这两项题材。”

在两篇《最后的遗言》（Last Testament，1752、1768年）中，他企图交代他的后人一些得自本身经验的教训。他催促他们研究各个国家的目标和资源，以及所能获得的防卫和开发普鲁士的方法。他效法他父亲强调维护军队优良纪律的需要。他警告他的子孙不要让开支超过库存，他预言疏忽财政的法国会有政治上的麻烦。他也忠告，库存不能以设置新税来增加，而需依靠刺激经济的生产力来获得。任何宗教只要是能维护和平的都应加以保护——虽然“所有的宗教，只要深入考察，都是奠基于或多或少的荒谬寓言”。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他必须把自己当做国家的第一个仆人。由于普鲁士危险地以小国之身介于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国王必须抢到任何足以扩大和统一普鲁士的机会——最好是靠征服撒克逊、波兰的普鲁士和瑞士的波美拉尼亚。“一邦的君主最需关心的是维护他自己，其次是扩展领土。为此需要能屈能伸，还需要资源……隐藏秘密的野心之道是在有利的时机来临前公开平和的心情。这是所有大政治家的方法。”国王必须使他的继承人具备治国的能力。他应让他接受开明之士的教导，而不是教会人士，因为那会使他装满了迷信、暗算，使他成为教会的温驯工具。这样的教育仅足以产生平庸的心灵，不久就会被国家的责任压碎。“这是我亲眼所见的，除了我、匈牙利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莎）和萨丁尼亚的国王（查理·埃玛奴一世）之外，所有欧洲各国国王都只是有名的笨瓜。”这些话写于伊丽莎白统治俄国的时候。1768年的《遗言》倒是和蔼些，因为叶卡捷琳娜已经表现了她的气质。这时候，腓特烈预言俄国将是欧洲最危险的力量。

当他老迈时，他开始担心他的侄儿，也是他的预定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二世——是否适合继承这个政府。“我为你劳碌，”他写道，“但你应想及延续我所做的。如果你疏懒旷废，我费了许多麻烦所积聚起来的功业将会在你的手上无形消失。”1782年，他更是悲观，写道：“如果我死后我的侄儿变得软弱，两年内将不再有个普鲁士了。”这个预言于1806年得到证验，不见得是因为腓特烈·威廉二世那么软弱，而是因为拿破仑太强大了。

腓特烈自己在他最后的10年中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苛严。他停止了他在1756年以前许给报纸的自由。1769年莱辛写信给尼古拉说：“你们柏林的自由已经减少了……已经到了你愿意把反对宗教的荒谬带到市场去的自由那么少的地步……但是应该有人……提高嗓子来为臣民辩护，同时反对剥削和专制……不久你就会发现在今天的欧洲那里是最奴化的土地。”赫尔德恨他那出生地普鲁士，而温克尔曼恐惧地掉头离开那“专制的地方”。1778年歌德访问柏林，他惊讶于这位国王的不负众望。不过老百姓尊重腓特烈是个老人，他在45年中没有一天不为国家服务。

战争与和平一样，都会使他疲惫不堪。他的头痛、气喘、疝气和痔疮，频频作痛而病势加剧，他喜欢不易消化和加了佐料的食物，这又加重了他的病情。1778年8月22日到25日，他在接近布雷斯劳的地方检阅他的西里西亚的军队。24日，他穿上平常的制服，在大雨中坐在马上6个小时，回到指挥部时他全身湿透而颤抖，从此他再没有好起来。1786年6月，他从汉诺威召来齐莫尔曼医生（Dr.Zimmermann）。他禁止医生为他开药，而宁可活泼地和医生谈文学与历史。为了使他安宁，齐莫尔曼开的处方是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水肿增加了麻烦，用来减轻肿胀的切开手术却变成坏疽病，肺炎终于成了致命之症。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逝世，享年74岁。他曾要求葬在桑苏花园内，邻近他的爱犬和爱马坟墓的地方。此一富有人性的临终要求被忽视了，他被葬在波茨坦的加利森教堂（Garrison Church）内他父亲的墓旁。拿破仑在打败耶拿的普鲁士人之后来到这里，站在腓特烈的墓前，他对他的将军们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来不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