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完成与终结（1825—1832）

1823年，约翰·彼得·埃克曼年31岁，成为歌德的秘书，并开始为后世录下老人的谈话，因而产生了《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计3卷，1836—1848年）——部分经歌德修正过——包容隽语之多，是大多数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1825年9月，魏玛庆祝卡尔·奥古斯都登基50周年。歌德参加这一仪式。公爵抓起他的手，轻声对他说：“愿相偕以终。”11月7日，宫廷中庆祝歌德莅临魏玛50周年，公爵送给他一封信，信中公开宣称：

以无比愉快的心情，我要盛大庆祝这一天的第50次到来，不仅是身为国家的第一公仆，也是为了我年轻时的一个朋友，他以不变的感情、忠贞和坚定，陪伴我历经生命中的各个变数。每一次艰巨任务之愉快收场，我都归功于他的谨慎咨商、历久不衰的同情和仁慈的服务。我视他与我的长相砥砺，为本朝的最高荣誉之一。

如今已到了老友渐逝的悲哀年岁。1826年8月26日，也就是歌德77岁诞辰的前两天，斯泰因夫人夏洛特，还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50年前的情人歌德：“今天我最大的愿望与祝福是但愿天堂议会的守护神下令赋予你一切的善和美，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在我仅存的短暂期间给我慷慨的关怀，我怀着希望而无恐惧地依然属于你。”而在1827年1月6日，她就与世长辞了。歌德闻丧，泫然落泪。1828年6月15日，奥古斯都公爵逝世，魏玛的黄金时代眼看就要终结了。歌德埋首撰写《浮士德》，以等候自己寿终正寝之日。不过紧接着奥古斯都公爵归天的，倒还不是歌德。他唯一尚存的儿子，在经过20年的放荡生活，1830年10月27日逝于罗马。死后的检验发现，其肝脏肿胀达常人的5倍。歌德在获知儿子的死讯时说：“我并不是不知道我是生了一个终归难免一死的凡人。”他写道：“我竭力使自己埋首于工作，我强迫自己继续写《诗与真》的第4卷。”

歌德80岁时，开始缩小自己的兴趣范围。1829年，他停止阅报。是年他给泽尔特的信中表示，他已有6个星期未阅所有的法国与普鲁士报纸了。他说：“一个人的世界是在他大门之内，则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很满意于儿媳奥特丽对他的照顾，也颇满足于含饴弄孙之乐。不过，有时他也远离家人，寻求完全的独处，赞美孤独是完满心灵的保姆与考验。

他的脸上此时已表现出80年的风霜痕迹，额头和唇边满布深深的皱纹，银发疏落，两眼呆滞而疑惑。但是，他的身体硬朗，健康良好。他终身避免喝咖啡和吸烟，两者他都斥之为毒品。他得意于他的相貌和书籍，乐意别人的赞赏，却吝于赞赏别人。1830年，当一位年轻的诗人送给他一卷诗集时，歌德以尖酸的口气感谢说：“我已浏览毕你的小书。不过，因为霍乱肆虐，一个人不得不自行保护以抵抗虚弱的影响，我就把它搁置在一旁了。”平淡的生活使他不安。当岁月不能使他有所作为时，他就越来越易怒了，他十分感慨地承认：“人们从我的作品上判断，认为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旦当他与一个冷峻、自持的人接触时，就发现自己是大大地受骗了。”访客们描写他顽固不化，稍嫌刻板和呆滞，也许是因为困窘之故，或是恼怒岁月不饶人之故吧。不过，他的许多信件，还表现出温婉和敬意。

歌德如今已是誉满欧陆的人物。早在歌德逝世之前，卡莱尔即赞誉他是世界文坛的卓越作家之一。拜伦的《维尔纳》（Werner）是献给歌德的，柏辽兹则以《浮士德之天谴》一曲献给他，君王大臣则赠以厚礼。可是，歌德在日耳曼所拥有的读者，则为数不多，日耳曼的评论界对他颇有敌意，其他的作家则说他只不过是个声势显赫的枢密顾问，一心想做诗人与科学家罢了。莱辛讥其《少年维特之烦恼》为滥情的垃圾。克洛普施托克说他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只是陈词滥调，而《伊菲革涅娅在陶里斯》则是一成不变的模仿希腊的戏剧。歌德一再表示轻蔑日耳曼——他不喜欢日耳曼的气候、景色、历史、语言与心智。他埋怨他“不得不以德文写作，因此……把生命与艺术浪费在最坏的材料上”。他对朋友说“这批日耳曼蠢材”实在该让拿破仑在耶拿打个落花流水的，故而当联军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时，日耳曼人有不少人都在心底窃笑。

在年老时，离开了主要的（罗曼蒂克的）文学源流，他以侮蔑世界和人类以自娱。“从理性的观点上着眼，所有生命看起来如一些有毒的病菌，而世界犹如一座疯人院。”“几天前，”他于1816年3月26日写信给泽尔特，“我偶然得到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原版书，而这首长久以来沉寂的歌又再度复活了。这是令我难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已见到世界的荒谬时，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熬过40年。”他看不到未来的实际美好远景。“人活着只是彼此找麻烦和杀戮。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旧如此。”就如大多数60岁以后的人们一样，他认为新生的一代，也是堕落的一代。“年轻人在其中成长的傲慢气氛，不出几年，就会表现出愚蠢的结果……不过，过分刺激，几年后，也许就成为愉悦之原因。”

1832年3月15日，歌德御车外出受了风寒。18日病况似乎好转，可是到了20日病征转向胸腔，因肋膜炎而引发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他的脸孔因痛苦而扭曲变形。22日，他注意到春天已经来临了，“也许这对我会有些助益”。卧室的帘幕深垂，以免刺激他的眼睛，他不乐意，还要求“多放点光线进来”。他仍然觉得屋里昏暗，要仆人“再打开一扇百叶窗，好使房里亮些”。这就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了。他对儿媳奥特丽说：“小妇人，把你的小手给我。”他就这样握着她的手，死在她的臂弯里，时间是1832年3月22日。享年82岁又7个月。

埃克曼于翌日看到这具尸体：

躯体赤裸，只用一张白床单裹着……仆人拉开床单，见到摊开着的四肢，我愕然了。胸部结实，宽大并呈弧状。双臂和两条大腿丰满，且稍现柔软的肌肉。脚掌形状优美，是最完美的形状。身体上没有一处过肥、过瘦或腐烂的痕迹。在我面前躺着的是一个姿势十分优美的男人。这种光景带给我的狂喜，竟使我暂时忘却它的不朽的灵魂已弃它而去了。

从腓特烈大帝1736年之君临德国，历经莱辛、康德、维兰德、赫尔德、席勒、歌德，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结束了。自路德以来，日耳曼还没有像这个时代这样积极，充满活力，并富于独立思想过。日耳曼没有像英国那样扩张版图与贸易，没有像法国那样中央集权，没有像俄国那样专制，其实说来这些不能算是日耳曼的不幸。政治上，日耳曼尚未诞生，然而在文学上，它已是西方世界的佼佼者，在哲学领域里，更是已执西方哲学之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