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法国革命
伯克在他对东印度公司之争议几乎使他精疲力竭之后，接着又把法国革命视为他个人之敌，而在此项新的运动中，他为政治哲学作了一项重大的贡献。
他在法国革命爆发前20年即已预言它将发生。他说：“整个法国财政在如此极度窘迫及劳力分散的情况下，截至目前，在各方面他们所需求的费用已远超过了供应的物质，以致每一个人——不管他以任何程度的注意与知识对他们的事务加以考虑——必将不时期待整个制度发生某些不寻常的骚动，此种骚动对法国甚至对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难以臆测的。”1773年他访问法国，在凡尔赛宫见到了当时的公主玛丽·安托瓦妮特。他永远难忘她那青春的美丽、快乐与骄傲的样子。他对法国贵族，更对法国教士的观感极佳。他对于反天主教而且常是反宗教的哲学宣传感到震惊，当他返回英国后，他即警告他的国人，认为无神论乃是“对公民社会所可能施予的最可怕与最残酷的打击”。
当法国革命来临之际，伯克为其友弗克斯对革命的喝彩而感惊慌，弗克斯高呼巴士底狱的倾覆乃是“世上曾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而且也是……最精彩的事件”。由威尔考斯及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所推行的运动发展而成的激进见解，逐渐散播于英国各地。某一籍籍无名的作家曾于1761年提出共产主义，作为医治除人口过剩以外的所有社会病态的一剂良药，他深恐人口过剩可能会抵消所有解除贫穷的企图与努力。1788年，一个纪念（1688年）革命会社组织成功，其会员包括杰出的牧师及贵族在内。在1789年11月4日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由于受到一位唯一神教派传道者理查德·布莱斯（Richard Price）的鼓动，其会员决议向巴黎的国民会议发出贺词，表达他们的希望，但愿“法国所开创的光荣先例”，可能“鼓励其他国家起而维护不可剥夺的人权”。此一贺函由该协会主席亦即威廉·皮特的姐夫斯坦诺普伯爵（Earl Stanhope）签署。
理查德的一番说教及该协会所发出的贺函引起了伯克的恐惧与愤怒。现在他以60岁的高龄，已获有稳固的权利。他信教虔诚，并且拥有大批的房地产。法国革命对他而言似乎不仅是“至今世上所曾发生过的最令人惊骇的事件”，而且是“对宗教、财产、秩序及法律最暴虐的一种攻击”。1790年2月9日，他告诉下议院，假如他的任何一位朋友居然赞成意欲将此种正在法国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英国的任何措施，那么不论这份友谊已建立多久或受到如何的珍视，他将正式宣告与这位朋友断绝关系。弗克斯即以他对伯克的著名赞语恭维伯克是他最好的教育家，以安慰这位演说家，这样才延缓了两人之间的决裂。
1790年11月，伯克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此书是以写给“巴黎的一位绅士”的书信形式（长达365页）编成的。伯克在美国革命时期曾是自由党人的领袖，但现在他却成为保守的英国的英雄。乔治三世对他的旧敌表达了他的欣喜，此书被朝臣与贵族们奉为圭臬，而且曾一度是哲学家之友与亲爱者的凯萨琳女皇，也向这位曾宣称要推翻他们的人发出她的贺词。
伯克以有关布莱斯博士及“纪念革命会社”开始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他为教士参与政治议论而感悲痛，他认为他们的职责在引导人们走向宗教的仁慈而非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对布莱斯所请求的全体男性公民投票权也不表信任。他认为群众将会是较国王更坏的暴民，而民主政治亦将衰败而变为暴民统治。智慧并不在于数目的多寡，而在于经验。自然对平等却一无所知。政治平等是一个“荒诞怪异的想象，以其错误的观念与徒然的期待来激发这些注定要在艰辛生涯的偏僻幽暗的路途上旅行的人的灵感，而其结果仅仅是使它永远无法消除的真正不平等更加恶化”。贵族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它愈是长久就愈能尽到默默地建立社会秩序的职责，而如无社会秩序，也就没有稳定、安全与自由可言。世袭的君主政体是好的，因其使政府具有统一性与连贯性，而如无此二者，公民间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将会陷入一种狂热与混乱的变动中。宗教亦是好的，因其协助束缚那些不合于社会需要与规范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文明的表面下像秘密的火焰一样蔓延着，而只有国家与教会、法律与教条以及恐惧与尊敬的不断合作，始能控制它们。那些破坏他们教育阶层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法国哲学家，却正愚蠢地失去过去一向使人们免于沦为禽兽的控制力量。
伯克对暴民在凡尔赛宫对“一位温和且又合法的君王”的胜利，以及他们以“比以前曾经”起而“反抗最非法的篡位者与最残暴的暴君的任何人民所使用的更狂暴、残酷及侮辱的手段以对付这位君王”一事，感到厌恶愤恨。下面就是令我们年轻人激动的一页著名记载：
自从我在凡尔赛宫见到法国皇后亦即当时的公主以来，已经十六七年之久了。无疑，从未有更令人喜悦的景象在她那几乎从未碰触过的眼睛里出现过。我见到她正在地平线上，装饰并欢欣着她正要踏入的升起的星球——像晨星一般闪耀着，充满了生命、华丽与欢乐。喔！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心情始能不带感情地默想那兴起与衰落！[1]当她为那些有着狂热的、冷淡的与尊敬的爱的人们增加崇敬的头衔时，我丝毫没有梦想到她竟会被迫带着抵抗隐藏于心胸中的耻辱的强烈解毒剂。我也简直梦想不到我会活着见到这样的灾祸竟降临在她身上，在一个有着勇士们的国家里，或在一个有着君子与骑士的国度里。我想一万把剑定已从它们的剑鞘里跃出，甚至为一个以侮辱来威胁她的眼神而复仇。然而武士时代已过去了，诡辩学家、经济学家与计算家的时代接踵而来，而欧洲的光荣却从此永远消逝了。
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却讥笑这些，认为全是浪漫的胡言妄想，并且他还设法使伯克相信法国王后是一个“梅莎琳娜”（“Messalina”），而且是个放荡不羁、声名狼藉的女人。许多英国的爱国者也都持这样的看法。然而霍勒斯·沃波尔却断言伯克曾描述玛丽·安托瓦妮特“确如她当王妃时，我首次见到她的模样”。
随着革命的进行，伯克借其《致国民会议某议员的信》（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1791年1月）以继续他的攻击。在这封信里，他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应该联合起来阻止叛乱，并使法国国王恢复其传统的权力。弗克斯对于此项建议颇为惊慌。5月6日在下议院，这对曾在多次战役中并肩作战的老友，终于走到了戏剧性的分歧点。弗克斯反复地称赞法国革命，伯克随即起而抗议。他说：“在任何期间，尤其是在我这种年纪，去招惹敌人，或给予我的友人遗弃我的机会或理由都是轻率的，但是假使我对英国宪法坚强与稳定的忠诚竟会使我处于如此左右为难的情况，我也准备冒险如此做。”弗克斯向他保证，他们之间的歧见应不致牵连到造成友谊的断绝之地步，但是伯克却回答道：“当然会的，当然会的，这会失去友人的。我知道我的行为的代价……我们的友谊就此结束了。”此后他除了正式的在黑斯廷斯的审讯时曾勉强的联合外，他再也不曾和弗克斯讲过话。
在他有关法国革命的著述中，伯克给保守的哲学作了一项古典的说明。它的第一原则是个人的论据，不论如何卓越，假如与种族的传统相冲突，则不予信任。正如一个小孩无法了解其父母谨慎与禁止的理由一样，个人因其与种族相较仅是个小孩，也无法了解包含许多世代经验的习俗、传统、法律的理由。“假如所有道德职责的实行，与社会的基础依靠使其理由令每一个个人都能了解清楚与信服的话”，则文明必将成为不可能。甚至“偏见”也有其用途，它们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预断目前的问题。
因此保守主义的第二要素即是“惯例”：一种传统或风俗，假使已经记录或包含于社会秩序或政府结构之中，那么就应该受到加倍的尊重与极少的改变。私产仍是惯例及智慧显得不合理的例子。某一个家庭拥有如此大量的资产，而另外一个家庭则仅有如此微薄的财产，似乎是不合理的，尤其更不合理的是财产所有人居然准许将其财产遗传给并未费举手之劳去赚取它的继承者。但是由经验获知，一般人除非能将其努力所获得之成果视为自己的财产，并能大部分按其自己的意愿遗传下去，否则绝不愿激励自己去从事工作、研究或做费力与昂贵的准备，而经验也显示了财产的拥有乃是立法审慎以及国家延续的最佳保证。
国家不仅是在某一指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一群人的结合，它乃是经过广远的时间的个人之结合。“社会事实上是一种合约……这是一种不仅介于生存者之间，而且也是生存者、死亡者与将出生者之间的合伙关系”，那种密切的关联就是我们的国家。在这三者合一的整体中，目前的多数将来可能成为少数，而立法者必须考虑到以往的（经由惯例）、未来的以及现存的那些人的权利。政治是，或者应该是一种将矛盾的少数的目的与延续的集团的利益加以调整的艺术。而且并无所谓绝对的权利，这些都是自然所不知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只有欲望、权力与环境三者而已，而“环境使每一个政治原则具有特殊的色彩与不同的效果”。权宜有时较权利更为重要。“政治应加以调整，使其适于人性而非（抽象的）人类推论，因为理性仅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决非最重大的部分。”“我们必须利用现存的资料。”
所有这些因素都由宗教予以阐明。宗教的教义、神话与仪式也许与目前个人的理性并不相符，但是假如它们与过去、目前以及假定的未来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其是否与个人理性符合，也就成为次要的了。经验指示我们，人类感情只能藉宗教的教义与仪式来控制。“假如我们竟以抛弃一向是……我们之中文明一大来源的基督教，以揭开我们的本来面目（解放我们的本能）……我们极为担心（由于非常了解人类心灵不能忍受空虚）一些奇怪的、有害的以及堕落的迷信可能会取代它。”
许多英国人拒绝接受伯克的保守主义，认为那是对停滞不前的一种狂热崇拜。托马斯·佩恩并在其《人类的权利》一书中（1791—1792年）对他作了有力的答复。但是如伯克一样年老的英国人，一般均对他的祖先崇拜说表示欢迎。当法国革命演变成“九月大屠杀”（“the September Massacres”），国王及皇后被处死，以及“恐怖时代”（“the Reign of Terror”）时，大多数英国人觉得伯克已充分预言了反叛及反宗教的结果。因此整整有一个世纪之久，英国虽然淘汰了腐败的自治市镇制度并扩大了选举权，却始终坚决维持着由国王、贵族、英国国教以及一个只考虑到皇权而非民权的国会所构成的宪法。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则由崇拜卢梭转而信仰孟德斯鸠，约瑟夫·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更为悔恨的法国人重新撰述伯克的思想。
伯克自始至终都继续其鼓动一场神圣战争的运动，当法国对大不列颠宣战时（1793年），他深感欣慰。乔治三世欲晋封其旧敌伯克为贵族，以酬报其新近之服务与贡献，并以稍后令狄斯累利感到荣耀的毕肯斯费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头衔来封赠他，却为伯克所拒，他只答应接受2 500英镑的养老金（1794年）。正当英国与法国谈判的会议开始时，他出版了《论弑君和平的信》（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1797年后），热烈地要求继续战争。只有死亡才冷却了他的怒火（1797年7月8日）。弗克斯建议将伯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但他曾留下遗言，嘱为其举行私人葬礼，并葬于毕肯斯费尔德地方的一个小教堂。麦考利认为伯克是自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那样也许忽略了查塔姆。而莫利勋爵（Lord Morley）则较审慎地称其为“我们的语言中，最伟大的启迪民智之导师”——如此也许又忽略了洛克。无论如何，伯克是保守主义者历经理性时代所渴求而未遇的人物——他是一位能像伏尔泰为理性辩护一样，卓越地为习俗而辩护的人物。
[1]亦即一群凡尔赛宫的暴民加于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妮特的胁迫，迫使他们从该处走回巴黎，然后在群众监视之下居于杜伊勒里宫（1789年10月5—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