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韦尔

当巨熊死时，文艺圈的人蜂拥在他身旁，想从他的躯体上吸取一些营养。博斯韦尔一点也不急，他花了7年的时间为《生平》一书工作。不过，1785年他发行了《与萨缪尔·约翰逊游历赫布里底群岛日记》，一年之内发行了第3版。赫丝特·泰罗尔·皮奥奇曾经对约翰逊的言谈和作风收集资料，现在，从这些《泰罗尔家志》（Thraliana）中摘出来，她编了《与前萨缪尔·约翰逊逸事——其最后二十年的生活》（Anecdotes of the late Samuel Johnson LL.D.，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His Life，1786）。这本小书不像她每天记载的日记那样给她的客人描出更亲切的形象，毫无疑问地，约翰逊给她的那最后一封信，留下了持续的创痕。

竞赛中的下一位——已被今人遗忘的整打名单除外——是《萨缪尔·约翰逊生活史》（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约翰·霍金斯所写而出版于1787年的5大卷。身为一个检察官，他有着足够的成功而被册封为爵士（1772年），他也有足够的学养写了一部《音乐史》（History of Music，1776）。他参与约翰逊组成的常春藤巷俱乐部（1749年），也是“俱乐部”的原始成员。后来因为与伯克争论而离去，使得约翰逊称他为“不善交际的人”。可是约翰逊仍然是他的朋友，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还指定他做遗嘱的执行人。约翰逊死后不久，一群书商请求霍金斯出来编辑这位博士的作品，并且以传记作引介。这件事被批评为无情地泄露约翰逊的缺点，博斯韦尔后来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是“所有对它的控诉不能在一次公平的审讯中证实”。几乎所有霍金斯赋给约翰逊的缺点都被其他的当事人注意到了。

皮奥奇夫人回到这件乐事上，出版了《与前萨缪尔·约翰逊的往返信件》（Letters to and from the Late Samuel Johnson，1788），全都令人着迷，因为约翰逊的信（那给他失去的女士的最后一函除外）比起他的言辞要有人情味得多。同时，博斯韦尔在诉讼与痛饮之际，耐心地致力于他那既定的不可比拟的传记。从他们初度会面（1763年）不久时起，他就开始记录约翰逊的言谈。早在1772年他就拟订写《生平》一书的计划，这段孕育期是那么长而劳苦，他不作当场的记载，他也不会速写，他的原则是一回到他的房间后，立即记下他所记在心里的发生过的事和说过的话。1786年7月9日，他在伦敦着手写《萨缪尔·约翰逊生平》。他跑遍了全市向约翰逊还在世的朋友索求资料。爱德蒙·马隆，这位莎士比亚学者，帮助他整理浩瀚而混乱的笔记，并且在博斯韦尔为浪荡、悲伤和妻子之死所溃乱而置身于酒和女人中时，激励他的勇气。1789年博斯韦尔写道：“你无法想象当安排浩繁的资料、补遗和在不同的纸堆里找纸张时，我所忍受的是怎样的劳苦、困惑和懊恼，这还没有包括编写和润饰时的费尽心力。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他从威廉·梅森写的《格雷的生平与信件》（1774年）里得到了把他的英雄的信文插缀在故事里的观念。他细心地收集细微事件，以为这样可以在充实和生动方面有所增益。所有的片断都依年谱来叙述而编成一致的整体。

他是正确无误的吗？他声言务求如此。“我是很细致的，在记录他时我每件琐事都求其可信。”他所报道的约翰逊的言论，每逢我们能与其他的记载核对时，看来都是正确地合乎事实的，虽然不是一字不改的。我们拿他的《笔记》来与他所编写的《生平》作对比时，发现他把自己摘要起来的约翰逊的言论叙述成直接引句，有时是经过他扩充的，有时是压缩过的，有时是修改过的，有时是纯净化了的，把一些四个字母的单字延伸到可观的长度。偶尔他也略去对他不利的一些事实。他没有苛求自己说出有关约翰逊的全部真相，但是当莫尔企求他“减轻约翰逊外表的粗暴”时，他回答说他“可不愿意砍去约翰逊的利爪，也不愿把老虎变成猫来取悦人”。实际上他像别人所做过的那样充分暴露了他老师的缺点，只是大体看来，突出性减少了。只要性情上与威仪上过得去，他尽其可能去展现出一个完全的人。他说：“我绝对相信我对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但给了约翰逊在现世上‘可见的’历程与他的出版事业一个‘史故’，而且从他的信文与言谈里提供了对他心灵的‘观察’，是所能想得到的最完善的一部，也将比任何出现过的类此作品更成其所谓生平。”

1791年5月，书终于出版了，是两大卷。许多人对博斯韦尔感到愤恨不快，因为他报道了他们的私下言谈，而又不见得是美妙可赏的：狄安娜·博克莱尔夫人能够读到约翰逊叫她婊子，雷诺兹看到了约翰逊斥责他喝酒太多，伯克获知约翰逊怀疑过他政治上的真诚，还认为他可能与一个妓女来往，而皮奥奇夫人与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畏缩了。霍勒斯·沃波尔写道：“布莱格登博士（Dr.Blag-den）说得很公允，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式的诽谤，借此你可以骂任何活人而推托这是那个过世的人如此讲的。”有人发现细节是过量了，许多信文太琐屑，有些插话太乏味。英格兰人慢慢地才体会到博斯韦尔完成了一部杰作，才给予他一些尊荣。

他的父亲死于1782年，使他成为每年有1 600镑收入的奥金莱克领主。他着实是个好地主，但是他太习惯于城市生活而无法长期留在奥金莱克。1786年，他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此后他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伦敦。这一年雷诺兹为他画了一张像——看起来自信又傲慢，有个可以探出任何秘密的鼻子。他的太太有时在伦敦陪他，但她通常住在奥金莱克。她于1789年逝世，享年51岁，因照顾博斯韦尔和他的孩子操劳而死。他比他的太太多活了6年——那是一段极度颓唐的岁月。他一再试图戒酒，但没有成功。1795年5月19日，他在伦敦去世，享年56岁，遗体葬在奥金莱克。他的罪过，如今是众所皆知的，但是每当我们再度读起那本所有传记中最伟大的杰作时，我们就会宽恕他。

回顾这段英国文学的18世纪，我们看到这主要是一个散文世纪，从艾迪生、斯威夫特和笛福到斯特恩、吉本和约翰逊，就像17世纪是诗的世纪一样，从《哈姆雷特》和约翰·多恩到德莱登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科学与哲学的振兴、宗教与神话的衰颓以及古典的各种和谐与束缚，冷凝了幻想的热力而阻塞了灵感的奔放。同时，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英格兰，理性的胜利等于诗的失败。但是18世纪英国散文文学的活泼生动与多彩多姿，仍然广泛地弥补了当时韵文诗的枯萎与刻板。透过理查森与菲尔丁，小说从在他们之前的用插话来联系的歹徒传奇，变成人生的描述与批评，成为对礼貌、道德与性格的研究，比起那些失去这个国度国民的历史学家的记载，更能启发读者。而且，在那个时代里的文学影响力，有什么能和理查森对普莱沃、卢梭、狄德罗与歌德的影响相比拟呢？

如果18世纪的英格兰文学不能比拟17世纪，也不能媲美伊丽莎白时代的飞跃，那么英格兰的全部生命必定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的国家勇气与政策败坏后，恢复了向上的冲力。在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前，英格兰就已经预感到了企业与政治的汹涛大浪。从查塔姆到他儿子死去，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使英格兰在经济的发明与力量上比其对手领先了许多，也可以看到英国国会在核验其几位国王的当儿同时征服了几块陆地。现在，庞大的大英帝国建立起来了，现在，下议院的议事厅里响彻着雄辩与阔论，在欧洲，那是从西塞罗以来所没有听到过的。这时候，正当法国倾囊以解放美洲，且断其首以实现其美梦时，英格兰使用了其心智上与意志上的全副资源，在经济与政治上从事非革命的演进，并且进入无比辉煌的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