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影响

卢梭在文学、教育学、哲学、宗教、道德法则、社交行为、艺术与本世纪政治诸方面都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今天他所写的大都显得夸大、伤感或荒谬，只有《忏悔录》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感动我们，但直至昨日，他的每一个字均出现在欧美思想界中。斯塔尔夫人曾谓卢梭：“没创造过任何东西，却将所有东西付诸一炬。”

当然，卢梭是浪漫运动之父。我们可见许多散布浪漫主义种子者，如汤姆森、柯林斯、格雷、理查森、普莱沃以及基督教本身，它的神学与艺术乃是最卓越的浪漫曲。卢梭使种子在他的温室中成熟，而结果从生出就成熟、丰饶于《谈话集》、《新爱洛绮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之中。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年至1859年对1648年至1760年之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于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

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从卢梭找到根据。法国已感厌烦于受古典理性与贵族政治压制。卢梭感情的表露，使“本能受抑制，情感受压制，个人与阶级受压迫获得了解放”。《忏悔录》变成“感情时代”的权威书籍，就像《百科全书》曾为理性时代的《新约》一样，并非是卢梭反对理性，相反，他称理性为神的礼物，而视为最后审判接受，但他感到理性的清冷之光，需要心灵的温暖以激发行动、伟大与道德。“感性”成了男女间的标语，女人比以前更需要学习多愁善感，男人则学习哭泣，使快乐与忧伤，皆表现出热泪盈眶，难以知晓是何种情绪。

卢梭的革命始于母亲的双乳，现在它们没有了胸衣的拘束。然而这一部分的革命却显示出最为艰难，在超出一个世纪的关闭与解开的交替后才获得胜利。《爱弥儿》畅销后，法国妇女即使忙于歌剧辛苦的独唱工作，仍然还是仔细看护自己的婴儿。小孩由襁褓至成长，皆受到细心照料。当此对小孩关心之事传至学校——瑞士较法国更为重视，学校皆采取卢梭式的教育。由于现在人性被视为本善，所以学生不被视为倔强的顽童，而是可爱的天使，他的愿望乃是上帝之声。他的感官不再被责为撒旦的工具，而是启发经验与无数无邪的欢乐之门。教室不再被视为监狱，鼓励发挥固有的求知欲与能力之下，教育变得自然与愉快。死记事实与遵守信条而令人感窒息的时代已过，代之而起的是感觉、计算与推理的技巧。孩子们尽可能不由书本吸收知识，乃由实际观察接触所得——如接触地上植物与石头，观察天空云彩与星星。卢梭的教育观点影响瑞士的裴斯泰洛西（Pestalozzi）与拉沃特（Lavater）、德国的巴泽多（Basedow）、意大利的蒙泰索里（Montessori）、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杜威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亦是卢梭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卢梭的激励，德国的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ebel）建立幼儿园制度，传遍西方世界。

卢梭灵感的表现深达艺术境界，孩子们的得意神情影响了画家格勒兹与维基·勒布朗夫人。英国前拉斐尔派信徒的画，皆反映出哀婉动人和神秘的崇拜行为。人们之间的态度亦受影响，朋友间，亲切与忠贞，相互牺牲与挂念亦不断增长。浪漫式爱情表达于文学方面，而使生命融于其中。做丈夫的不再藐视社会习俗与行为准则，反而更爱其妻，做父母的爱其子女，重建美满家庭：“以往人们对通奸之事，只相对讽讥而毫无办法，卢梭却毅然定其名为罪恶。”通奸虽仍间断发生，但已不再为人们的礼俗所许。以往对高等妓女的偶像崇拜，改以楚楚可怜的卖身妓女视之。鄙视社会习俗，以对抗成规。中产阶级道德表现已得其美名：勤勉、节约、态度与衣着上的朴实。不久，法国延长其“裙裤”为长裤，而在政治与裤子上都成了过激的革命家。卢梭将英国园艺改变成法国广场风景，将文艺复兴规律形式改变成浪漫式曲线，有时改变成未开化与归还自然紊乱的情景。男女出游，由城市移向乡村，结婚仪式以自己所愿的自然心境行之。男子喜欢登山，他们寻找独居，抚慰自我。

文学几乎向卢梭与当时的浪漫潮流低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充满爱、自然本性与泪水（1774年），而使浮士德以三个字来浓缩半个卢梭“Gefühl ist Alles”（“感情至上”）。1787年卢梭回忆：“《爱弥儿》与其感情，影响了整个人类心灵文化。”席勒在《强盗》一书中背叛法律（1781年）。他高呼卢梭是自由解放者与殉道者，可与苏格拉底相比拟。赫尔德同样地要求：“来！卢梭，请做我的向导。”经卢梭努力奋战，将法国诗与戏剧，从布瓦洛的规则、高乃依与拉辛的传统剧作形式以及古典格式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贝尔纳丹·圣皮尔，卢梭的狂热信徒，使《保罗与维尔日尼人》（Paul et Virginie，1784）一书表现出古典浪漫风格。拿破仑时代后，深受卢梭文学影响者，如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缪塞、维尼、雨果、戈捷、米什莱及女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它产生了一群忏悔、幻想以及伤感或激情的小说，天才与生俱来未澄清的想象力深受重视，强调需经训练与传统来培养。它影响了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英国的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美国的霍桑和梭罗。

卢梭的《新爱洛绮丝》（1761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1859）期间之哲学，充满了卢梭反叛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实际上于1751年他给博尔德的信中已表现出藐视哲学。他之所以轻视，根源于理性无法教人们培养美好品德。理性似乎毫无道德感，理性从事保卫任何欲望的工作，然而却败坏道德，故有时仍需——天赋良知良能判断真伪，甚至如果这个良知欲产生道德，制造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聪明的计算家的话，它就必须要以感情来温暖。

当然，这些帕斯卡都已说过，但帕斯卡已遭伏尔泰的驳斥，而德国沃尔夫的“理性主义”正兴起于大学之中。当康德为哥尼斯堡教授时，他信服休谟与“哲学家”所主张的“单是理性甚至无法充分防卫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卢梭找寻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否认理性在超感性世界中的有效性断言：“心灵自主，自我控制与内在良知绝对性，而从人类对道德法的绝对服从感之中，演绎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康德承认亏欠卢梭甚多，故将卢梭相片悬挂于书房墙上，并尊他为道德世界中的“牛顿”。尚有些德国人感受到卢梭精神的影响，如：雅各比的《感情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如蛛网的神秘主义，叔本华的意志崇拜。哲学史上，康德乃是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竞赛之表征。

宗教领袖联合教徒宣布卢梭为一位异教徒。卢梭被列入伏尔泰与贝尔的行列中，同被视为“传播错误与不实事件的毒素”。但是，即使在他有生之日仍有些俗人与牧师乐于聆听他的教诲。萨伏伊的教区牧师已热忱地接受基督教的主要教义，而且劝告怀疑者回归其本国的信仰。1765年，当他由瑞士逃亡时，受到斯特拉斯堡主教的欢迎。由英国回法国时，他亦发现法国天主教徒感激地引他以对抗无宗教信仰者，并期望他成功地转变信仰。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尝试建立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德。罗伯斯比尔追随卢梭之后，放弃这个企图，以为此乃一项失败，而寻找足以维持道德规律与社会内涵的宗教信仰。他谴责那些拒斥上帝、保留国王的“哲学家”。（罗伯斯比尔说）卢梭已超越这些懦夫之上，勇敢地攻击所有国王，而为上帝与不朽辩护。1793年，伏尔泰与卢梭的敌对遗产在阿贝尔（Jacques-RenéHébert）与罗伯斯比尔的争斗中有了判决。阿贝尔是巴黎行政区首长，追随伏尔泰理性主义，支持教会的亵渎神圣，确定对“理性女神”的崇拜（1793年）。罗伯斯比尔是巴黎哲学家后期人物，追随卢梭思想。他称卢梭：“神授之人！……我仰视、敬畏你的人格！……我了解一个献身于崇拜真理的崇高生命的所有忧伤。”当罗伯斯比尔稍具权力时，他说服国会采用信仰“萨伏伊的教区牧师”的表白，作为法国正式的宗教。1794年5月，他为纪念卢梭，举行“上帝日”的仪式。当罗伯斯比尔指控埃贝尔与他人为无神论者，而将此两人送上断头台时，他觉得此行为乃遵行卢梭未实行的意愿。

不可知论者拿破仑，在宗教的需要上同意罗伯斯比尔，使法国政府崇信上帝（1802年）。天主教会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恢复（1814年），它赢得了夏多布里昂、约瑟夫·迈斯特、拉马丁的权威之笔。但现在旧信仰却愈来愈宁愿依赖感情的权利，而不愿依赖神学的争论，此是伏尔泰、狄德罗与帕斯卡、卢梭之间的争斗。在1760年显得呆滞的基督教，在英国维多利亚王朝与法国王权复兴时期再度兴盛起来。

政治上，卢梭时期呈现黄金年华。法国主动援助美国独立革命，使卢梭于政治影响力上达最高潮。杰斐逊发表的独立宣言源于卢梭思想，就如洛克之仿效孟德斯鸠。1785年至1789年，美国驻法大使极力吸收伏尔泰与卢梭思想。他附和卢梭，以为北美印第安“平民生活较欧洲官员生活来得快乐”。美国革命也使卢梭政治哲学得以扬威四海。

根据斯塔尔夫人所言，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归于卢梭之处较其他作家为多。英国政治家伯克以为法国革命立宪议会（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onstituent As-sembly）之中（1789—1791年）：

有一大争论，即在革命领导人物优秀人才中，大都类似卢梭性格。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很类似……诸如：研究卢梭学问，学习卢梭沉思冥想，学习卢梭利用白昼的辛勤工作或夜晚放荡消遣。卢梭为他们的“圣经”标准……他们为卢梭立塑像。

1799年玛勒特·迪潘（Mallet Dupain）回忆：

在中层与低层阶级中，卢梭拥有的读者较伏尔泰多上100倍。卢梭灌输法国以人民至高无上的学说……要想举出一位不传授无政府理论，不以热忱的态度去实现它们的这种革命家是很困难的……我曾听说过，1788年马拉曾于公众街道上向一位热情洋溢的听众阅读评论《社会契约论》。

演说家们遍及法国，引述卢梭之语，宣称人民至高无上的道理，部分由于对此学说的狂热欢迎。这个学说，使得尽管有大量的敌人与暴行的大革命苟延了10年。

经过革命与反动的交互出现，卢梭政治思想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力。由于他的矛盾，由于用以宣称它们的力量与激情，使他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先知与圣人。因为，两个对立的主义都在他谴责富人与同情穷人之中得到滋养。第一，《谈话集》的“个人主义及对文明”的拒斥激起了从佩恩、戈德温、雪莱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与爱德华·卡彭特的反叛。托尔斯泰说：“我15岁时，颈上戴着卢梭肖像的大奖章，以代替平常的项链。”第二，《谈话集》的平等主义，为社会学家理论的变化——从有“格拉古”（“Gracchus”）之称的巴贝夫（Babeuf），经法国的傅立叶、德国的马克思到苏联的列宁——提供了一个主题。朗松说：“一个世纪以来现在所有的民主政治、平等、普遍选举权的进展……所有可能是未来波澜的极端社党的宣言，对财富与财产之战，所有劳工与苦难大众的运动，在某一方面来说，乃是卢梭的作业。”卢梭已不必以逻辑与争论诉诸博学与高傲者，他已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以感情与激情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他雄辩的热情，在政治上与文学上显出较诸伏尔泰之笔的权杖更具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