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革命（1793）

国王被处死刑是山岳党、巴黎公社与战争政策的胜利。它促使“弑君者”为大革命作悲惨的献身，因为他们是波旁皇族（Bourbon）复辟的精选牺牲者。它让吉伦特派分裂并处于绝望，他们在投票上有歧见，他们害怕失去生命而迁至巴黎，并且渴望相对的和平与各省的法治。罗兰失望而且梦醒了，于国王处死的当天即向行政会议辞职。和平，曾因奥地利与普鲁士进入分裂的波兰使之成为可能，现在因欧洲的君主愤怒于与他们有兄弟关系的一位国王被斩首而使之不可能。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他曾想对法国发动战争，发现“国会”（Parliament）与人民震惊于皇族本身躺在断头台之消息，以致几乎全部反对那项政策——如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祖先，从未以刀斧对付查理一世。皮特的真正理由——当然法国的安特卫普统治权是英国旧敌进入莱茵河的枢纽——是大英帝国与中欧贸易的主要利益。而且在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比利时合并到法国，危机更加严重。现在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已在法国掌握中，这个富有与人口稠密的流域接近依赖工业产品出口维持生存的大不列颠。1793年1月24日，皮特将英国驻法国大使免职。2月1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3月7日西班牙加入他们，同时这第一联盟——普鲁士、撒丁（Sardinia）、英国、荷兰、西班牙——对大革命作第二阶段的极力阻挠。

一连串的不幸使得国民公会迟于了解它所面临的困难。大革命的军队在最后胜利之后即已松懈，成千的义勇军在他们服役期满后纷纷离去。东线部队总数由40万降至22.5万，并且由于承包商贪财兼无能，在杜穆里埃的保护下榨取军需，致使这些士兵衣着破烂，臃肿不堪。这位将军一再忽略政府所发出的指示。2月24日国民公会依靠新的募兵制增加新的军队，但是这让富人有购买替身的机会。有好几个省反对募兵制。在旺代的民众，不满募兵与食物昂贵且稀缺，愤怒地加入反天主教之立法行动，并且形成普遍的反叛，以致军队不得不由前线调回予以镇压。2月16日杜穆里埃率领2万士兵进犯荷兰。他所留下当做比利时驻军的部队遭受突然袭击，并且被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王子率领的奥地利军队歼灭。杜穆里埃本人（3月18日）被击溃于内尔温登（Neer Winden），并且在4月5日率领部下向奥地利人投降。该月英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代表聚集，并且安排计划征服法国。

对内的困难，加上对外的挫折，威胁法国政府的存亡。由于没收教会与移民的财产，新发行以土地担保的指券几乎一夜之间贬值，1793年4月，它们是面值的47%，3个月后下跌为33%。新的税收普遍被民众拒绝，因为他们所缴费用几乎等于他们的收益。强制性的贷款（到1793年5月20—25日止）剥夺资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财产。当某阶层利用吉伦特派来保护他们在政府中的利益时，即加剧了吉伦特派与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之冲突。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劝诱雅各宾俱乐部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政策转为较激进的观念。巴黎公社，现在为肖梅特（Pierre Chaumette）与阿贝尔领导，利用后者的《杜歇老爹报》（Pěre Duch-esne），鼓动市民包围国民公会，要求强征财富。接连许多天，马拉将吉伦特派人当做富人之庇护者而加以攻击。1793年2月，雅克·卢（Jacgues Roux）与瓦尔莱（Jeam Varlet）领着一群劳动阶级的“疯狂者”抢夺高价面包，并且坚持国民公会对民生必需品限定最高价格。被这些难题困扰，国民公会将1793年的工作交给委员会作出决定。

大多数的委员被指定了特别活动与管理的范围：农业、工商业、会计、财政、教育、福利或殖民地事务。他们通常都有专家协助，即使在危机升高时仍然有许多优异表现。他们准备新的宪法，并且留下世袭遗产之立法的推断（con-structive）。这后来为拿破仑所发现，有助于《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ěon）的构成。

为防备外国的间谍、内部的分裂与政治的冲突，国民公会设置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年3月10日）作为国家的警察机构，其有独特权力对住宅实施突击检查，以及逮捕任一叛逆或有罪的嫌疑犯。巴黎公社与各区设置附加的监督委员会。

3月10日，国民公会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嫌疑犯，他们准许有辩护律师，但是陪审委员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或复审，4月5日国民公会任命富基埃·坦维尔（Antoine-Quentin Fouquier Tinville），一位得名于搜索、不仁慈检查与偶有人性观点的律师，为首席检察官。他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脸像一只鹰，他的鼻子像一把剑。革命法庭于4月6日开庭。战争期间被送去审判的人数变得十分庞大，革命法庭将它必要的法律程序省去的越来越多，并且将所有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送来的案件提早宣布犯罪的裁决。

公共救助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6日，取代行政会议，并且成为政府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战争内阁，不得被视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民政府，而应被视为领导与统率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之合法政体。它的权力仅受限于它对国民公会的责任，它的决定必须提呈给国民公会。它控制外交政策，军队与他们的将领，文职的公务员，宗教与艺术委员会，政府秘密的职务。它有权拆阅私人与公共信件，它处理秘密的资金，并且经过它的“代表”控制各省与生存有关的一切。它聚会于位于土伊勒里宫与塞纳河（Seine）之间的佛洛勒（de Flore）大厦，并且围绕一张“覆盖绿布的桌子”开会讨论，此处变成法国政府所在地有一年之久。

丹东现在又二度被选为国家处于危机时的领袖。他开始说服他的同志以及国民公会，政府应公开地拒绝任何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企图。因为受到他的鼓动，国民公会顶住了罗伯斯比尔的反对，将和平的提案送给联盟的每一会员国。丹东说服不伦瑞克公爵停止他的攻击，又成功地与瑞典结为同盟。他再度想为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谋求和平，但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太深。

马拉加强对吉伦特派人的攻击。然而，以此增加的暴力却使他们获得（1793年4月14日）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导致他以拥护谋杀与独裁的罪名而受大革命法庭的审判。当他受审时，一大群无套裤汉聚集于法庭及附近街上，誓言对“任何加置于他们最喜爱的保护人的暴行予以报复”。在惊恐的陪审团委员释放他后，他的同党将他置于他们的肩上胜利地走向国民公会。在那里他扬言，他将对他们的控发者予以报复。然后他被欢呼的群众举着走向雅各宾俱乐部，在该处他被推崇为会长。他恢复他的政治运动，要求将吉伦特派以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背叛者之名义，排拒于国民公会之外。

国民公会排斥了吉伦特派的抗议与警告，赢得一项宝贵的胜利，宣布谷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每一阶段的最高价格，并且要求政府机构向生产者征收所有必须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9月29日，这些措施被推广成为“普遍的限价”（general maximum），用以设定所有基本的产品之价格。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无限期的竞争现在变得剧烈，农民反抗征收他们的作物。当利润动机受到新法律阻止时生产力下降，“黑市”发达，以高价供给那些能够买得起的消费者。设立最高价格的市场缺乏谷物与面包，饥饿者再度在全城的街道上发生暴动。

吉伦特派人极度憎恨巴黎低阶层置于国民公会的压力，请求他们在各省的中阶层选举人营救他们免受暴民的虐待。维尼奥于1793年5月4日，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选举人：“我代表民众的保护人召请你们来保护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消灭专制政体并对自由意志予以报复。”巴尔巴鲁也同样写信给他在马赛的支持者。在里昂，资产阶级的少数党与以前的贵族联合，排挤他们身为激进派的市长。

5月18日，吉伦特派人的代表说服国民公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企图影响立法之活动。此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是吉伦特派人。5月24日，国民公会命令逮捕煽动者阿贝尔与瓦尔莱。巴黎公社共有16区的代表要求释放他们，国民公会拒绝了。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鼓动市民反叛：“当民众被压迫时，除了它自己外一无所有时，他不起来反抗，那必定是一个真正的懦夫。当所有法律被破坏时，当专制政府独裁达到顶点时，当优良的教义与礼节被践踏于脚下时，民众必须揭竿起义。此刻已来临。”5月27日，马拉在国民公会要求整顿此委员会：“由于你们疏忽，使物价过度上升，因而侵害自由，并且触怒起义的民众。”当夜山岳党通过一项措施撤销此委员会。但是在5月28日，吉伦特派人以279票对238票通过再度设立此委员会。5月30日，丹东加入罗伯斯比尔与马拉的阵营。

5月31日，各区响起警钟，唤醒市民聚集到市政厅组成一个“革命会议”（instsrrectionary council），并且获得激进派领袖昂里奥（Hanriot）率领的巴黎国民卫队支持。在他们与大批群众的保护下，新的“革命会议”进入国民公会的大厅，并且要求在大革命法庭控制吉伦特派人。整个法国的面包价格于是固定于3铜币1磅。任何将造成的赤字，可借向富人征税以抵消之，无套裤汉暂时可保有投票权。国民公会最后不得不放弃对这受人憎恨的委员会作第二次整顿行动。相互斗争的党派于该晚退让。

“革命会议”的委员于6月1日回到国民公会之后，要求逮捕罗兰，他被无套裤汉认为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他闻风逃向南方。罗兰夫人准备向国民公会求情因而延迟离去，她被拘留在修道院监狱，将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6月2日大约有8 000名男女，多数武装着，包围国民公会大厅。卫队以大炮对准国民公会大楼。“革命会议”通知所有代表不得离去，一直到它全部的需要被满足为止。马拉控制讲坛并大声喊着他所要逮捕的吉伦特派人的名字，其中一些人避开守卫与群众，逃到其他各省，22名被软禁于巴黎。从那天起一直到1794年7月26日，国民公会都是山岳党、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人民的忠仆。第二次大革命已打败资产阶级，并已建立临时的劳动阶级之独裁政府。

胜利者授权塞克尔（Hěrault de Sěchells）与圣茹斯特依照1792年10月11日的规定制定新宪法，并借此发布新的命令。它恢复成年男子选举权，并且增加每一个国民生存、教育与革命的权力。它为顾及公共利益而限制财产权，它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仁慈地承认上帝与道德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信仰。卡莱尔不能承受民主政治，称此为“所曾写下的最民主的宪法”。它被国民公会（1793年6月4日）接受，并以180.1918万对1.161万票，为全体选民之1/4承认。1793年的宪法只是一项文件，因为7月14日国民公会重订公共安全委员会为统治权高于一切的机构，直到和平来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