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的爱情与革命（1818—1821）
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聚晤中，雪莱留下了许多有关拜伦的记忆——他的优雅风度、坦诚谈吐、慷慨的神态和他与陪伴他的女人和娼妓下流杂交的满足感。“与他有染的意大利女人也许是月光底下最可悲的女人了……拜伦与这群女人中最下等的一类——他的仆人从街上招呼来的一类很熟悉。他准许父母们为他们的女儿和他谈价钱……但是，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认为他的泱泱大度便是证明。”拜伦十分清楚他所抛弃的英国道德和风尚。英国的法律已不保护他，而他也拒斥英国的法律。他曾在1819年告诉一位朋友：“我对我在威尼斯所过的生活已经厌倦，很高兴能抛弃掉它。”在特雷莎·圭乔利（Teresa Guiccioli）的协助、耐心和真诚下，他成功了。
他们于1819年4月，于她从罗马到威尼斯去访问时初次相遇。她时年19岁，娇小、可爱、虚荣，受过修道院的教育，心地善良，有感情。她的丈夫，亚历山德罗·圭乔利伯爵（Count Alessandro Guiccioli），55岁，已结过两次婚，并且经常一心扑在事业上。当时的意大利上层阶级正流行一位妇人可有一位绅士仆从（a cavaliere servente）追随左右，经常在她周围赞美、取悦或护送她，获得亲吻她手作为补偿之机会——倘使他们能够谨慎，而丈夫又心有旁骛或厌倦时，还可有其他进一步行为的一个时期。有时会碰到一次决斗的危险，但是，有时丈夫会感激这种帮助，知趣地让出他的时间来。所以，这位女伯爵自由自在地投入这位面孔俊美、谈话风趣和妩媚的跛脚英国人的怀中去了。或者照她后来的说法：
他高贵，漂亮的容貌、声调、风度，他身上上千的妩媚，使他如此不同，如此超越了我迄今为止所遇见的任何一个人，他不留给我最深厚的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自那晚起，在我留在威尼斯的往后这段期间，我们天天见面。
那些无忧无虑的欢乐日子，当伯爵带特雷莎回到拉韦纳去时就终止了。拜伦给了她一些许诺，如1819年4月22日所记的：“我向你保证，你是我最后的激情。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感到对许多女人有兴趣，但从来没有只对一个女人有过。现在，我爱你，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女人值得我去爱了。”就我们所知，他信守了诺言。
6月1日，坐着他的“全副拿破仑式装备的车子”，他离开威尼斯前往拉韦纳，成为一位追寻但丁遗物的游客。特雷莎欢迎他，伯爵也很满意。拜伦写信给朋友说：“他们在这里使爱情滋长。”他获准带特雷莎到拉米雷（La Mira）（威尼斯南方7英里处）去，他在那里有一栋别墅。在那里，韵事更不受到阻止，甚至连特雷莎的痔疾都不能阻止。阿兰歌娜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使得这个团体令人欣羡。汤姆·穆尔翩然来临，此时从拜伦处接到《我的生命与冒险》（My Life and Adventure）的稿本，该稿于作者死后引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
拜伦从拉米雷带特雷莎到威尼斯，她在那里和他一起住在莫塞尼戈宫。她的父亲在那里找到了她，并且——禁止拜伦同行——带她回到拉韦纳。到达拉韦纳时，特雷莎就一病不起，伯爵匆忙又把她的情人请回来。拜伦来了（1819年12月24日），于流浪了一些日子后，就以一位付房租的房客身份，住进伯爵的宫殿的三楼上。他带到他的新居中去的有两只猫、六只狗、一只獾、一只秃鹰、一只温驯的乌鸦、一只猴子和一只狐狸。在这样复杂的生活中，他写了许多《唐璜》诗篇，一些韵文，在威尼斯共和国不能上演的戏剧，一出更值得上演的关于萨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us）的戏剧，并且于1821年7月中，《该隐：一桩奇谭》（Cain：A Mystery）一稿，使得他的名字在英国引起憎恨。
这部戏一开始就出现亚当和夏娃。该隐和既是妹妹又是太太的阿达（Adah），亚伯和妹妹兼太太的齐拉（Zillah），正在准备向耶和华（Jehovah）奉献牺牲和祈祷。该隐问了他的父母一些拜伦在学校时就已很迷惘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发明死？如果夏娃吃了智慧果，上帝为什么将这棵禁果树种在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中如此明显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期望智识的欲望说成是一种原罪呢？在处罚夏娃那一小点的贪吃上，万能的神为什么命令所有的活物以操劳作为他们的生命，死亡作为他们的命运呢？什么是死呢？（没有人曾见过）当其余的人去干这天的活时，该隐不屑地留下来在沉思。卢西弗（Lucifer，译按：掌闪电者）出现了，如在弥尔顿的诗中一般，控制了全场，自负地自称——
敢注视全能大独裁的
永恒面孔，而告诉他——
他的邪恶，并不算好的那些
人中之一人。
阿达回来，央求该隐到田里去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工作，他已经疏忽他当天应该做的工作，她替他做了这份工作。此时，她邀请他和她做爱一小时，然后休息。卢西弗以描写做爱为一种再生的诱惑来嘲笑她，并且预言，未来的辛苦、动乱、生老和病死所要肆虐的无所大众，归根究底，都是因为她的子宫……该隐和亚伯准备他们的祭坛去了，亚伯奉上他初生的羊，该隐则奉上水果，但是，祈祷时，又再度问起为什么全能的神准许邪恶存在。亚伯供奉的羊消失在直升入天国的熊熊火焰中……该隐的祭坛被一阵狂风吹垮，将果子散落满地。愤怒中，他想毁掉亚伯的祭坛。亚伯抵抗，该隐打他，亚伯死了。亚当责骂夏娃为原罪之主要源泉。夏娃咒该隐，阿达替他求情：“不要骂他，母亲，他是我的哥哥、我的丈夫。”亚当命该隐离开他们，不准再回来，阿达陪该隐一起被放逐。由于亚伯无嗣，一切人类（拜伦结论）都是该隐的子孙，都遗传着发泄暴乱、谋杀和战争等神秘本能的特性。
《该隐》一诗有时似乎是一篇一个没有读过《传道书》（Ecclesiastes）的无神论的学童的一种蔑视上帝的散文。不过，有时这出戏剧几乎具有弥尔顿式的力量。沃尔特·司各特是《怪谭》这出戏剧受题献之人，他称赞这部作品。而瞬间迷失了他的奥林匹克景色的歌德则说：“它的优美是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本可与它比拟的。”在英格兰，出版遭受到一阵激烈的批评和恐怖……此处好像是另一个该隐，不，是一名可怕的谋杀者——抹杀了已经维系了近一千世代的信仰。默里警告拜伦，他的作品正在使他的读者量急遽下降。
对该隐的忠实妻子阿达的描写，给了拜伦个性上另一个温驯因素的证明。但是，他对阿兰歌娜和她母亲的处置却显示了较为冷酷的一面。这个一度快乐的孩子，此时已4岁，由于与父母分居的距离而落落寡合，她感到霍普纳夫妇渐渐对她厌倦。拜伦派人去接她到拉韦纳。不过，他不想要她和他同住，而他在宫中的总管的不快神色几乎已表现出来了。一再寻思后，他就将她（于1821年3月1日）送进距罗马12英里路的巴尼亚卡瓦洛（Bagnacavallo）的一座女修道院中去。他认为，她在那里可以有人陪伴，不会妨碍他的行动，并且可以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一座天主教的修道院，也并不令他烦厌。相反的，他感到意大利是一个即使“在通奸中的女人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地方，一个女孩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没有宗教信仰是一种悲剧。毕竟，如果一个人一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好诚心诚意接受使徒的教义，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这是我的愿望，”他于1821年4月3日写道，“阿兰歌娜应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那是最好的信仰。”当阿兰歌娜准备要结婚时，他愿意给她4 000镑的财产，她在找一位丈夫上就没有困难了。
这是拜伦的权宜措施，但是，当这消息传到克莱尔蒙特那里时，她激动地抗议，要求雪莱将这孩子带回到她的身边去。雪莱就赶到拉韦纳，看看阿兰歌娜是如何被安排的。他于1821年8月6日到达那里，受到拜伦热情的接待。他写给太太的信上说：“拜伦爵士健康良好，看到我甚为愉快。他已……完全康复，过着与威尼斯时截然不同的生活。”拜伦告诉他，政治状况不久迫使他要迁到佛罗伦萨或比萨去，他会带阿兰歌娜和他同行，这样她就会接近她的母亲了。雪莱对此很满意，就将注意力转到会直接影响他的一些事情上去了。
雪莱得知阿兰歌娜的保姆埃莉泽（她于1821年就被解雇）告诉霍普纳夫妇，雪莱与阿兰歌娜的母亲曾发生过秘密的性关系。克莱尔蒙特在佛罗伦萨曾生过他的孩子，他立即把孩子送到弃婴收容所中。而且，雪莱和克莱尔蒙特曾无耻地对待玛丽，雪莱甚至打过玛丽，使她怏怏不乐。这位受惊的诗人立刻写信给玛丽（8月7日），要她写信给霍普纳夫妇，公开指责这些荒唐的杜撰。玛丽照办了，但是，先把信送给雪莱求得他的同意，他将信给拜伦看，显然要借助他将信交给霍普纳。雪莱发现拜伦知道这些谣言，并且显然相信这些谣言时而感到失望了。这份珍贵的友谊开始冷淡，当拜伦从拉韦纳迁到比萨，而将阿兰歌娜留在修道院中时，其冷淡就更趋严重。
这种改变是混合爱情和革命之结果。1820年7月，特雷莎的父亲——鲁杰罗·甘巴伯爵（Count Ruggero Gamba）从居里（Curia）的教廷获得她与丈夫分居的同意状，并且以她与父母同住为条件，由丈夫支付她一笔定期赡养费。她立刻搬走了。仍然住在奎乔利宫廷的拜伦，就变成了甘巴家的一位常客。他很高兴地发现甘巴和他的儿子彼得罗（Pietro）是一个秘密组织烧炭党（Carbonari）的领袖。这个组织策划推翻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教皇在中部意大利的统治以及波旁皇族在那不勒斯对两个西西里王国——即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统治。拜伦在《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1819年）中曾经大声呼吁意大利人起来使自己从哈布斯堡（Hapsburg）或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820年，奥地利密探怀疑拜伦出钱购买军火交给烧炭党组织，并在拉韦纳贴出暗杀他的悬赏令。1821年2月24日，烧炭党的起义失败，其领袖们从奥地利，教皇或波旁王朝统治的意大利地区逃走。甘巴伯爵和他的儿子逃到比萨，在拜伦的劝告下，特雷莎不久也和他们会面。1821年11月1日，拜伦也到了那里，就定居在阿诺的卡萨·朗弗兰西（Casa Lanfranchi）里边。雪莱早已替他在那里租下了豪华的套房。现在，他们的友谊要接受最后的试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