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改革年代
毛泽东去世后的四分之一多世纪见证了中国的变革，它与毛泽东在1949-1976年间的变革同样重要。毛留下了一个没有他就难以为继的体制。但重塑这个体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截至2003年这项工作仍在进行。本书以下部分首先阐释了这个“第二次革命”的政治，而后阐述它的制度层面、主要的挑战和可能的未来。在开始提供这些细节之前，有必要对毛泽东去世后改革的总体范围和目标进行评价。
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的信息制度极不完善。所有的信息独立来源都受到了压制：人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就学会了避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党和政府内部，多次的整肃使各级干部不敢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或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户口制和单位制大大限制了信息的水平流动和人口的实际流动。所有的境外新闻都受到检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几乎没有不被监视的。在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所有炫耀的标记都被禁止，以致服饰和娱乐活动没有多大差别，非专业人员的观察看不出生活状况有什么不同。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强制性的社会。甚至党员干部因担心清洗和惩罚，也谨言慎行。
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管理。市场力量和个人积极性在这个体制中实际上毫无作用。为国防（或声望）而发展重工业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城市就业是最优先的考虑，而效率或有效地利用资本的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结果是经济增长缓慢，几乎所有的实际增长都源于更多的资源耗费，而非基于更先进的技术和体制的生产力的提高。不存在私有财产权，实际上也根本没有私有财产（农民住房除外）。由于毛追求自给自足政策，国际贸易几乎不存在。外国借贷和国外直接投资也被禁止。
与今日中国的反差不能再大了。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求干部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在管理体制内外有大量的政策辩论。经济增长成为政治体制的主要目标。市场经济和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被视为关键方式。1992年以来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引境外直接投资的国家。2002年，进入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数量已超过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保持了最高的实际增长率。中国已发展出真正的中产阶级。投身电子革命使中国步入了无线通讯国家的前列。在北京、上海等富裕城市，甚至大多数小贩如今都随身携带手机。
中国也迅速变得更为贫富不均。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贫富差距有一部分是地域性的，东部沿海各省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数倍于内陆地区。但另一部分则存在于地区内部，一些负责经济决策的干部变得非常腐化，他们中的某些人所享受的财富标准远高于其他干部和普通公民。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正在迅速扩大的非常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群体，他们开着豪华的西方轿车、隶属于价钱昂贵的私人俱乐部，并普遍看重摆阔式的挥霍。
人口流动性已大幅增强。自1980年代以来已有1亿多农民移入城市，预计2012年以前还有1亿农民要这样做。国有企业不再提供铁饭碗，大批工人下岗或失业。有技能的人为了增加收入而经常跳槽；而没有技能的人通常找不到永久性的工作岗位，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而且，截至2003年，所有这些变化都在加速。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条件，中国已经承诺大幅度转变其管理经济的方式。体制最高层的新领导人表明了推进重大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而且大量的问题正在促使中国领导人采取新的重大行动，以应对他们所做出的改革决策的广泛后果。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改革刚起步时，没有人预见到现今出现的情况。对这一进程的政治管理需要有很强的能力，有时也会出现踌躇。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尚未完全展开的过程。其结果有可能重塑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居住在这一地区、占世界人口50%以上的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