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镇商业如何促进乡村的改良

商业和制造业城镇的增加与富裕，以三种途径促进了其所属乡村的改良和发展。

第一，商业和制造业城镇通过给乡村初级产物提供巨大且现成的市场，鼓励了农村的耕种和进一步改良。这种好处甚至没有局限于城镇所处地区的乡村，而是或多或少地延伸到所有那些与之有任何交易的乡村中。对所有这些乡村，城镇为其部分原产物或制成品提供了市场，从而对其勤勉与改良提供了些许鼓励。城镇自己所在的乡村，由于地处城镇周围的缘故，必然从这个市场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它的初级产物承受的运费更少，商人能支付给种植者更好的价格，同时仍以跟来自较远乡村的初级产物一样便宜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第二，城市居民取得的财富频繁地被用于购买待售的、大部分经常是未耕种的土地。商人一般有志于成为乡绅，而他们确实变成乡绅时，通常会成为最好的乡村改进者。商人习惯于把他的钱主要用于有利可图的项目上；而一个纯粹的乡绅，却习惯于把钱主要用在花销上。前者常常是看着他的钱从口袋中出去，然后又带着利润回来；后者一旦与钱分离，则很少会再期望能够见到它了。这些不同的习惯自然影响他们在每种事务上的性情和倾向。商人通常大胆冒险，而乡绅一般是胆小的经营者。于前者而言，若与所花费用相比，很有希望提升与土地价值成相当比例的价值，则他会不惜立刻花费重金以改良土地。对后者而言，如果他有些许资本——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他很少以前者的方式来冒险使用它。如果他真的要改良土地，也通常不是用资本，而是用他从每年收入中节省出来的部分。有幸住在一个周围乡村未加以改良的商业城镇中的人，一定会频繁地观察到，与纯粹的乡绅比起来，商人在这方面的经营是多么的更有激情。除此之外，商业活动自然地塑造了商人讲秩序、节约和谨慎的习惯，这使他能够更成功地、更可营利地执行任何改良项目。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商业与制造业逐步带来有秩序和良好政府，与之相伴随的是乡村居民的自由和个人安全，而这些人之前几乎一直处于与邻人作战、对上级奴役性依附的状态。这一点最不常被观察到，却是目前上述三种影响中最重要的。就我所知，休谟先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点的作者。

19世纪城镇爱丁堡

爱丁堡在过去300余年中一直是苏格兰的经济中心之一。在19世纪，酿酒业十分发达的爱丁堡无疑为周边乡村生产的谷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城市商业和制造业一直是乡村改良和耕种的起因，而不是结果。然而，这样的顺序违反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所以必然是既缓慢，又不确定的。比较一下那些财富非常依赖商业和制造业的欧洲国家的缓慢进展，和那些财富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北美殖民地的飞速进步。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居民的数目在将近五百年间没有增加一倍。但在一些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数目在20年或25年间就增加了一倍。在欧洲，长子继承制的法律和不同种类的永久所有权防止了大的不动产的分割，也因此阻碍了小地主们的增加。然而，一个熟悉他小领地的每一部分的小地主；他带着财产尤其是小财产自然引发的全部感情来看待他的领地，于是他不仅享受耕种它，而且享受装饰它，并且在所有改良者中，他通常是最勤勉、最聪明和最成功的。此外，同样的规定使得如此多的土地不能被买卖，以至于购买土地的资本总是比待售的土地多，所以土地总是以垄断价格出售。地租从来不能支付购买土地的货币的利息，而且还有不包括在利息之内的修理费和其他偶然费用的负担。在欧洲的任何地方，购买土地是小资本最无利可图的使用方法。诚然，为了更加安全，一个状况还说得过去的人，当他退出商业后，他有时会选择把他的小资本投到土地上。一个收收入来源于其他渠道的专门职业者，也喜欢用同样的方式保护他的储蓄。但是一个年轻人，使用他两千或三千英镑的财产去购买和耕种一小片土地，而不是应用于商业或专门职业，那么他诚然可以希望生活过得非常开心和独立，但他必然和巨大财富或巨大名望的一切希望永远无缘。而如果他将资产换一种别的用途，他将和其他人一样，具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巨大的财富或名望。这样的人，尽管他不能立志去做一个地主，但他常常也不屑去做一个农民。因此，市场中的土地数量少，且价格高，阻止了大量的资本被用于土地的耕种和改良，这些资本本可以用于这个方向。正相反，在北美，50或60英镑的资本通常就足以开办一个大农场。在那里，未耕种的土地的购买和改良，同时是最小的资本和最大的资本最有利可图的使用方法，并且是在那个地区可能实现的所有财富和名望的最直接的途径。诚然，这类土地在北美几乎可以免费取得，或者以大大低于初级产物价值的价格取得；但这样的事情在欧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所有的土地已经长期是私有财产的任何国家中也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地产在留下了许多子女的地主死后，在其所有的孩子们中间平均分配，那么这样的地产通常会被出售。这么多的土地将进入市场，使得土地不能再以垄断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将更接近于支付购买货币的利息，这样使用小额资本去购买土地会和其他使用方法一样有利可图。

任何一个国家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得的资本都是非常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财产，直到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中被保存和体现。常言说得好，商人不必然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公民。对他来说，在哪个地方进行贸易对他而言大部分是不在乎的，但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不快会使得他转移他的资本，连同这些资本支持的所有产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没有一部分的资本可以说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直到这些资本被扩展到国家的地面上，或者是在建筑物里，或者是在持续的土地改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