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重农主义体系，或论将土地产物看作一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重农体系不需要做出我认为对重商或者商业体系而言所必要的那么长的解释。

将土地产物看作一国收入和财富唯一来源的那种体系，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为任何国家采用，而目前只存在于法国的几个博学多才人士的设想之中。对于一种从来没有、或许将来也绝不会对世界任何地区造成伤害的体系，肯定不值得用很大的篇幅去考察它的错误。可是，我将尽可能清楚地说明这一非常智巧的体系的大体轮廓。

然而，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在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这一主题的有关著作中这或许最为接近真理，也因此是每一个想要仔细考虑这一重要科学原理的人值得注意的。虽然在将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主张是唯一的生产劳动这一点上，它所宣扬的概念是狭隘和局限的；但是，认为国民财富不是由不能消费的货币财富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组成的，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一年度再生产尽可能大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种学说的教义似乎在每一方面都是公正的，正如其是慷慨大度和自由的一样。

已经指出过，每个国家的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商业分支就是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进行的商业。城市居民从乡村获得天然产品，后者构成了他们的工作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的基金，并且他们通过将自己制造和准备直接使用的一部分产品送回乡村来支付天然产品。在这两部分人民之间进行的贸易，最终是用一定数量的天然产物去交换一定数量的制造品。因此，后者越贵，前者就越便宜；在任何国家，凡是倾向于提高制造品价格的事情，都倾向于降低土地的天然产物的价格，从而抑制农业。任何给定数量的天然产物或任何给定数量天然产物的价格（二者是一回事）所能购买的制造品数量越小，这一给定数量的天然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地主从而得到的通过改良土地去增加天然产物数量的激励，以及农场主从而得到的通过耕种土地去增加天然产物数量的激励也就越小。此外，会倾向于在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和制造业者的数量，也总是倾向于削弱国内市场，即土地天然产物的市场中最为重要的市场，从而进一步地抑制农业。

因此，偏爱农业胜过所有其他行业的各种体系，为了促进农业而对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施加限制，其行为适得其反，并且间接地抑制了它想要促进的那种产业。它们甚至相对于重商主义体系而言更不内在一致。那些体系，通过鼓励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更甚于农业，将一部分社会资本从更为有利的产业转移到不那么有利的产业。但是它仍然实际上和最终促进了它想要促进的产业。相反，这些重农的体系，实际上最终抑制了它们自己喜爱的产业。

这样每一体系，不管是试图通过额外的鼓励，把比本来会有的更大份额的资本吸收到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中去；或者，通过特别的限制，将本来会涌入的一定份额的资本从某个特定的产业部门挤出，在实现其伟大目标上，实际上都是适得其反。它阻碍而不是加速了社会通向真实财富和强大的进程；并且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

因此，当一切有所偏爱或者限制的体系被完全废除之后，明显的和简单的自然自由体系就自行建立起来了。每个人，只要不侵犯正义的法律，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用自己的勤劳和资本与其他人，或者其他阶层的人竞争。君主也就完全摆脱了这一职责，在试图履行该职责的过程中他总是会面临无数的错觉，并且对该职责的恰当履行而言，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总是不够的；该职责就是指导私人劳动，并且将之导向更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使用上去。按照自然自由的体系，君主只需要注意三个职责；三个极为重要的，但是对于一般的理解力而言也非常简单和明白的职责：第一，保护社会免于其他社会的暴力和入侵的职责。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于其他成员的不义或者压迫的职责。并且，第三，建立和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职责，这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个人的利益去建立和维护的；因为，其利润总是不足以偿还个人或少数人的支出，尽管对一个大的社会而言，其作用常常远超补偿支出。

李贽

中国明代官员、思想家李贽与亚当·斯密一样，同样批判重农抑商的思想。他宣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他于万历年间弃官讲学，从者数千。不幸晚年被诬下狱，自刎而死。

君主对这几个职责的恰当履行必然要求一定的花费；并且这些花费一定要求一定的收入的支持。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试图说明：第一，什么是君主或者国家的必要花费；并且这些花费中的哪些应该由整个社会的一般赋税来支持，哪些应该由社会的特定部分或者特定人群来承担。第二，整个社会承担那些施加于整个社会的开支而征税的不同方法是什么，以及每种方法的主要利弊是什么。第三，使得几乎所有现代政府抵押其收入的一部分，或者借债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以及这些债务对真实财富，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是什么。因此，下一篇将自然地分成三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