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孔孟之道
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旧中国和人民共和国都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只是肤浅地阅读过儒家经籍的西方观察者，早就赞佩其不可知论的重视现世精神，以及在伦理上重视私人关系之间应有正当行为的精神。从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这一较广的意义上讲，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它主张忍耐、和平主人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
这一切都毋需否认。但是，如果从其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即可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多数岁月里，儒家的思想意识成为世界上这一最大国家里的主要学习科目。单独一套被认为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在两千年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儒家思想的这个大范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过衰退和复兴的时期，有过多次的改革运动，在传统思想体系内部有过重点的转移乃至革新。其中派别分歧的范围之广也许仅稍次于基督教的许许多多派别，但肯定是可以同后者相比拟的。因此儒家思想这个词意思很多，用起来要小心。
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准备根据理想的理由以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特别是反对昏君。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然而，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是为了重申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形态，而并不是改变它的基本前提。儒家思想至今仍存留在中国政客的头脑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儒家思想始于战国时代，是想把当时社会秩序拨乱反正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正名分的哲学，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盛行的时候都要拿它作为现成的工具。统一中国天下的人都受它无可抗拒的吸引，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当蒋介石为其叛属扣留在西安，于1936年圣诞节被放回南京时，举国曾为之空前欢腾。但在四天后，他请求辞职：“中正亲总戎机，责在身教，乃精诚未克感通，督教遂鲜明效，以有此毁法阁纪之举。……务请钧会府明课中正以责任，严加处分，以惩失职之惫。经此事变，更不宜再受国家之名位。”
九年后在其战时有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写道：“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除了这两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表明，直到晚近几十年，中国仍是一个孔教气味十分浓重的国家。就第一例而论，当时谁也没有要蒋辞职，他自己也不打算那样做，于是辞职之请就煞费周章地被拒绝了。就第二例来说，在遭受日本侵略、封锁以及通货膨胀之际，谁也没有指望可以单靠道德品质来拯救中国，蒋自己也没有这样想。但在这两例中，蒋的话勾画出了传统的孔孟之道。
在蒋介石之前，中国有无数的领袖在其击退敌手或外来侵略者时，都引用过孔子的话，而外来的侵略者如日本人那样，在他们力图攫取中国期间，也乞灵于孔圣。今日北京唱的是另一种调子，但在马一毛的管弦乐声中仍能听出孔子的泛音。由于思想意识在共产党统治下起着重大的作用，考察一下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是特别饶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