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
在日本人侵中国的八年中，中国人口较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占领区，主要是沿海和沿铁路的城市。另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在国民党地区，即"自由中国"。中国的三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共地区，它的首府是延安。历史学家自然都是渊源论者，喜欢追本溯源，而中国的未来在延安。以此之故，关于日本失败以及国民党失败的研究，都不及对于中共兴起的研究多。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此外，延安地方小，考证也少些，讲起来也比形形色色的被占领区和"自由中国"容易些。所以我们不免带点偏见开始，几乎忽略掉日本占领区，粗枝大叶地概述一下"自由中国"，集中谈谈中共的中国吧。
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主要当然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但也由于国民党对它的艰苦境况的对付办法。只要日本一打起来，恐怕什么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中国的失败。有一个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方针。
南京政府于1938年迁往武汉，后来又穿过长江三峡，迁到四川省的重庆，这样就切断了它自己的根。它的海关税收和销到上海的鸦片贸易税收，全部给截断了。'它那些辛苦培育、经过现代训练的行政官员都变成了由另外一些国民党土著人物跟省军阀和土豪形成的反动联盟―那些旧中国残渣―所统治的难民。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人在重庆负责的话，他们就会慢慢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叫军阀们动弹不得，叫地主们完蛋。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自由中国"抵抗日本的精神，从1937年开始即使全世界为之振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派与佛朗哥作战一样。这为那些力图实现中国生活现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机会。中国新兴的自由教育体系，在校址和设备方面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很多学生迁往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教职员们跟他们一块儿到了那里。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从天津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燕京大学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则集合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时候国家资源委员会己经在后方开办了一些矿山和工厂，长江下游许多工厂也拆卸下来，陆续搬到后方内地。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忍受背井离乡之苦，放弃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种方便，学会在内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是，虽然他们是现代中国主要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也是因为环境太落后之故。
国民党政权解决问题是靠一些短期的变通措施，无法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少量的物资和人，主要沿长江以北的陇海铁路线，从日本占领区进来，也有一些从香港航空运进来，到1941年香港失陷后也就断了。那个时期重庆政权还能够征集到粮食充当田赋，以维持它的行政机构。负责发展工业的人搞了几个兵工厂以支持抗战。日本轰炸重庆，激起了人民抗战的热情，但在同时，统一战线的情绪越来越低。重庆的激进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北方的延安。随着局势日趋恶化，中共有更多的人渗透到"自由中国"来。国民党的组织者对于知识分子也就越发高压戒备。
蒋介石及其政权之顽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大学教育是为将来用的，因此用不着动员学生为战争努力，只要发给奖学金，让他们学习就行了。识字运动当然不去提倡，公共卫生服务根本不到农村去。旧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在农村中依然离开群众远远的。经过迁移的国民政府总是觉得它自己处于潜在的敌对环境包围中。作为"下江人",他们都是离乡背井，等待回到沿海城市去。早年民国搞城市的现代化，但农村的原有机构并没有打烂。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西方留学的自由派现在却和法西斯头目、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党的领导同居共处。党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计努力保持现状，越来越把自由主义者看成潜在的颠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们。他们设立许多训练中心，把教授们分批集中起来，要他们忠于三民主义，结果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用强硬办法对待学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敌人，一步一步扩大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而政府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呢。
四川省除了陪都重庆周围的水浇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气候潮湿得令人极不愉快。没有暖气设备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极热。除了缺乏一切现代生活的便利外，还得加上弄得人寝食不安的通货膨胀问题。
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住在农村，而是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这种短视的应急办法造成的通货膨胀，一步一步耗尽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总而言之，一切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以创造的方法改变它战时的命运。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还是那些老大的党魁们在政府各部之间调来调去；没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点，只是程度上更加厉害而已。它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这个变成"自由中国"空中门户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在1945年以前，国民党警察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员争取联合政府和反内战的运动。l洲石年一位领头的爱国教授闻一多被暗杀一事证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在蒋介石统治下，当权者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战争初期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顾问机构，以便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后来国民党连这个也包办去了，不要这个自由意见的传声筒。
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谓"新兵草鞋税","新兵养家费","高射炮手训练税","驻军取暖费"，等等。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
在这一切负担之外，还得加上国民党征兵征粮。本来，摇役是军队随便什么时候要就得供应的，然而中央政府又授权军队司令部向农村就地征粮。结果是1942-1943年河南省灾荒时，军队和居民都没有吃的了。横征暴敛还是没有止境，结果很快发生饥民起来打死官兵的事件。灾荒当然意味着囤积居奇，造成大量公开贪污腐化，终于是一片混乱，不可收拾。不幸的结果是政府没有增加一点财源，贪官污吏则乘通货膨胀之机大发横财。战争终了的时候，"自由中国"几个省里都快爆发农民起义了。
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互相打。打日本的战争是在北京城外于1937月7月7日爆发的。紧接着同年八九月中，中共和国民党就缔结了统一战线。中共同意停止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对地主土地的强制没收，同时把红军改编到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允许中共在几个城市设立联络办事处，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并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的顾问团体（国民参政会）。从这时起，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成立了。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在1938年参加武汉的过渡政府之后，他在世界报纸上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中的条文，在纸面上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事实的发展和原来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派到中共地区的参谋，延安不予接受，八路军继续独立作战，虽然国民党给了他们少量的津贴。同时，中共建设它的根据地，维持社会秩序，采用互助组之类形式鼓励生产，继续吸收贫农积极分子，使他们逐渐取得压倒富农的优势。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扩充到1945年的120万人。武装部队从1937年的9.2万人增加到19455年的91万人。不过，在总的增长中，1941一1942年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
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要控制和指导中共的广泛组织，需要忠诚和守纪律的党员；在农村要有有经验的干部或积极分子。每个根据地需要供应品的自给自足，还需要无线电报传递消息，以便在分散的情况下保持集中的控制。表现在政府组织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有点像旧时代的帝国那样，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2个部；同时还有五六个地区组织，如华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这些地区局里也有相应的机构，分别对延安中央委员会下面对口的部门负责。由首府延安各部发给地区分局所属部门的指示，都必须根据"一元化"原则经过分局领导转发，或至少要使分局领导完全知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此外，美国援华物资从来没有真正达到他们那里。
缺乏接触使外国自由主义者认为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作为近期目标，他在1940年提倡新民主主义作为包容所有中国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作为长期目标，他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在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实力的骨于很快成长起来。
日本自然是动员群众加以打击的很好目标。人侵的日军沿铁路线实行封锁，虽然筑了许多碉堡，但也无法封锁住封锁线内外之间人员和货物的来往。一般说来，他们的封锁倒给中共的动员提供了方便。至于中共在这一形势下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已代表了民族共产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共的理论产生于农村中的实践，另外也在世界解放的大前提下吸引了知识分子。中共在边区和在华北各地发展的解放区政府中，首要的原则是党对干部的思想控制和纪律的实施。党的思想指导必须把毛的长远原则和他的战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因为中共的领导机关距离延安都很远，不能不大部分靠他们自主地决定问题，即使有一些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是靠不住的。第二条原则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是当地的和平和秩序；其次是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协助农民干活，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收割粮食，和村民交朋友；第三是从当地的贫农中和因种种困难受挫折的有才能的人中吸收积极分子；第四，是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如组织互助组种好庄稼，有组织地搞运输，用合作社办法生产消费品等。除了这些努力之外，第三个阶级斗争的原则就出现了，即必须采取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因为华北的地主比华南好不了多少，他们通常执行当地公众的领袖功能，而又和当地的秘密会社和旧日兵痞相勾结，组成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早年在华北的一些地方就拥有这些力量，因而也有人信服他们。中共对这个问题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三三制"办法。设立地方的小规模的参议会，中共只控制1乃的议员，剩下2/3由国民党的人和无党派的独立分子担任。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中共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自然容易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威信受到群众拥护，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一向支持的各种经济生产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只有完成了三方面的准备才能进行：军事控制，经济上的改良措施和农村中积极分子的培养。在这些进程中，关键是发动舆论来反对当地的地主恶霸，动员村民用革命手段谙责或用这样和那样的办法清算掉他们。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对所有土地加以评估，对每个农民按富农、中农、或无地的农民分出等次，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给他们。如果这样重新分配没有争议了，村积极分子就开始按照党的领导精神加以训练。意思就是：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尽自己能力工作，人人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个新的团结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都不能做出什么成绩，但是只要把个人利益贡献给共产党代表的公共事业，他们就可以完成重大的事业。这时都会赞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就必须遵守。这一套办法，如果在美国新英格兰州的市议会肯定是没有用的；但是在华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实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统治，所以这种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
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肯定了中共对中国农村群众的动员，而这样一来，就给予中共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居住的农村（虽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权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战的决定时刻，中共就能够领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支持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的城市堡垒的优势力量。
中共的扩张和他们在整个华北甚至长江流域根据地的建设，到1940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沿线大约每隔三英里建筑一个大型碉堡。他们从这些驻兵点派出部队侵犯农村。他们的问题可能同后来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样。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装甲列车和机枪运用得广泛。但是日本军队好像后来美军在越南和苏军在阿富汗那样，面对着一个在农村中控制大多数非本国人口的间题。他们在那里的生存一半依靠伪军，一半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火力。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对付游击队的办法是扩散他们的据点网络，不断加强封锁线，以孤立和切断游击队，把他们饿死。
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可能当时延安不太知道。几星期之后，中共的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后来实行武力报复，增加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并且不再区别一般农民还是八路军，遇到什么都消灭干净。碉堡成干地增加起来，凡是破坏过的农村都驻上兵。这次屠戮和破坏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华北的整个阵地，孤立起小的地区，接管中共已经建立政权的大部分县政府。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这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
同时，中共在长江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扩张，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国共之间本来交涉好新四军大部分从江南转移到江北，但是1941年1月，指挥部所属几千名中共部队在行军中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形成所谓"新四军事件"。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因为形式上维持着它对双方都还有利，但是破裂已成为事实。
这些挫折使延安政权碰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阻断了差不多全部贸易，通货猛涨，整个政权不得不压缩，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来收的农产品税非常之低，194l年因天时不利，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总量大约10％的税。没收地主的粮食已经耗尽。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动手，力求自给。棉布之类消费品都自己生产。大块荒地开荒种粮，开发渠道，灌水浇地。粮食增产了，牲畜增多了。总而言之，用尽各种方法大力发展生产的结果使经济危机终于克服。
与经济恢复相平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书不多，1936年到延安以后才有些空闲时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由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根源。
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这里有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党要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党员都接受党的路线，党员都靠得住，能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办事。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什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即使用简短的几段话来说明一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也需要相当审慎。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处理的吧。首先谈谈名词这个老问题。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当它们最初传到中国时，都碰上个名词问题，就是先选择几个汉字来表达这新概念，又要区别于那几个汉字原来包含的意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早就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早在毛以前很久，中国人在吸纳马克思主义时，就碰到一些关键字眼。例如马克思用的拼普罗列塔里亚特"这个词，在西方思想中联系着城市生活，特别指19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中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工厂工人。但是中文翻译则用了"无产阶级"几个字，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可以指城市的，也可以指农村的极穷苦的人，实际上在中国主要是指后者。这样，欧洲的普罗列塔里亚特，在中国自然而然地指农村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就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字音和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他们向中国学生和普通人民传播时，还是带着微妙的差异。
还有"封建"这个名词，原来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战国时期君权分封的局面。和它相对立的是集中的王权下的郡县，是和土地所有制或耕种者身份无关的地方分权。所以在中国经典著作中这个名词只涉及到公元前221年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政府机构。但是如果将封建主义和中国地主的剥削等同起来，那就要追溯到2000年前了。这样马克思为欧洲历史学家下的定义就不容易应用到中国了。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在公元前221年后的头2000年中都是"封建"的，那么这个名词就失掉了它的意义，或者是有意滥用了。
"普罗列塔里亚特"和"封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而已，但是用在中国，显然要另外做出解释来。
除了外国名词的中国化问题外，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在毛泽东看来，可以这样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封建主义）已经同城市里的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崛起，并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支持搅和在一起。这个形势可以由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局（社会主义）而解决。换句话说，在宣传新的世界信仰制度过程中，总有办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任务。
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还是一个两条战线的任务，因为中共总要用正统的欧洲语言保持它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员的资格。譬如早期广州的国民党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代表资产阶级并准备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不代表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多个阶级的政府，或代表"四个阶级集团"，而无产阶级（由中共代表）可以参加其中。毛后来著文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o，…他们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理的。这就给中共争取政权以理论根据。这个话在中国是说得过去的，不管在欧洲说起来怎么样。
例如，在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中，毛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即在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过渡阶段，然后再有另一次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18世纪90年代的法兰西革命做典型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认为是俄国在1917年搞成功的。换句话说，整个19世纪的历史代表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相等的阶段是什么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肯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列宁主义者认为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成就。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实现，那么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结果，就意昧着中国经过了2000年的封建历史和仅仅姗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以欧洲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不能够加以比拟了。
但是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可以由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实行。当毛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种看法时，他把中共和国民党可能合作反对日本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放在这上面。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允许无产阶级的中共在必要时没有国民党也可以领导全国。
毛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在延安发动了一个整风运动，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树立了范例。这是毛已当权后，不仅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并且为了统一全党和整顿纪律所做的努力。整风运动虽然是限于党员范围，但现在党员人数已大大增加，纪律不像长征时期那样严整了。这个运动的公开对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是指那些不能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是指近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军民之间、党与非党之间、新老党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党八股"是指使用说惯了的行话，而不肯解决实际问题。其他弊病还有日渐形成的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中的例行公事化。反对这些弊病的办法，部分地可以采取分权的原则，或把干部调到接近实际问题的农村工作等办法。即使这样，干部人数还是不断增加。还要加以反对的，是许多从沿海城市来到延安的人们的个人主义。
中共和知识分子发生磨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学而优则仕，')，可是为世纪革命的作家们，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与从事公务背道而驰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从事公务的和从事公开批评的。现代知识分子，例如鲁迅，就守着净谏的传统，动辄指向当局的不是之处。
对国民党进行过批评的伟大批评家鲁迅，已于1936年逝世，于是他的名字就可无所顾忌地被人用来作为典范。因为他的名字在中共的宇宙观中是如此之重要，我们不能不停顿一下，来估量估量鲁迅在历史上的实际角色。首先，他到1918年37岁时才成为一位．卓越的作家。从那时起，到1936年他55岁逝世后，出版了三大卷小说和杂文集。他树立了一种文体，最重要的是他成为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和讽刺的典范。这种性格的力量，使他在1930年后以非党员的身份与共产党合作。
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影响，当然来自他的才能和性格。他有渊博的知识素养，最早受到经典教育，后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四年，随后在日本学医两年。他很早就对翻译外国文学以唤醒中国人民发生兴趣。从1912年到1926年，他以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中担任一个官吏为生。在这个期间他运用渊博的汉学才识发表了五六种关于中国古代故事、唐宋小说的论著，一篇公元三世纪诗文的评注集和其他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的论著。此外，他还对观赏艺术、特别是古代的碑帖和雕刻深感兴趣。后来他又提倡把木刻当做宣传的革命媒介。
鲁迅死后，他的事业就由中国共产党接过来了。他们把他看做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和闪耀的明灯。鲁迅自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叛道的英雄，他死后被恭维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是他生前所不能担当的。他相信文学有改变人们思想的力量，而对于中国社会对待劳苦无告的人那种极端冷漠无情的态度至为痛恨。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于他的同胞对待别人的态度。他的著名的和有影响的作品，都是由于表现正义感的辛辣而发生强大力量。刃年代初期，他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动政策，同左翼方面表示共鸣，于是参加他们共同创建的左翼作家联盟。一个最鲜明表示他的态度的事实是，在他死后，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附和者，竟成为毛泽东主宰文艺的首要打击对象。
加世纪菊年代初期在延安，中共如何以新的国家权威来统治文艺成为一个中心间题。各种各样的中国自由派爱国者都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对国民党缺点的攻击态度，自然地导致他们对中共方面出现的各种缺点也加以批封。鲁迅是死了，但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在中共下面继续发表他们的批评意见。1942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定下一条规矩，文学应当为国家服务，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为革命服务，因此，它应该仿效苏联，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避中共在国民党时期那样以暴露阴暗和缺点为能事的做法。
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因素也插入进来，这就是中共政权也像以前的中国政府一样，要依靠好的名声。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领导，批评似乎就是不忠实，因为领导仍然是个人的。对宗派的忠实与否，归根到底还是对个人忠实与否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老一套的因素：第一，写作是极有力的媒介，口头上对当局说些坏话，影响不大，如果印出来发表，那就严重了，因为发表出来后，当局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证明是非曲直；第二，似乎人们仍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都强调过《三字经》中的几句话，即"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意味着个人变坏是由于引导错误或是过于自私，因此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
这些因素构成了1942-1944年间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方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凡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的个人，首先经过调查，被劝说坦白陈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直到集体认为可以开始对他进行批评为止。在学习组的批评会上，这个人立即被孤立起来，接受其他每个人对他的斥责和警告。这样就动摇了他的自信心。第二是举行公开的群众斗争会，这个人被公众控诉和羞辱，常常受代表公众的在场者讥讽嘲笑。到了这时，另一种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中国人每个人都依靠团体的尊重以及当局的首肯；一个人失掉这些，也就失掉一切。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除否定原来的自己之外，别无出路，就只得写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改正的愿望。如果必须对他继续增加压力，就把他在监狱里孤立起来，或者单独囚禁，或者同其类似的人一样带上纸制的手铐关在一起。这种纸制手铐要换坏了，就要受到严厉惩处。这样把他的人性完全否定之后，他就可以进入新生和妥协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坦白和检查都被接受之后，党会欢迎他归队，他自然是非常庆幸，极为喜悦，也就十分乐意接受党的领导了。
不管这种心理经验是否会改变人的个性，但一个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这是将来人人都想避免的极不偷快的经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都要符合党的路线。我们必须对中国人的个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免盲目地相信权力万能或无条件屈从。那些爱站出来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或者是觉得他们有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批判坏人坏事。中共实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并不都意味着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奴性。相反，党不可能轻易地征服他们的独立判断力。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贴标签的办法。早期的国民党本来是"四个阶级的集团"，但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则把国民党称为三个阶级的集团。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把农民称作小资产阶级，而不把他们算做另一个阶级。这样简单地改变了标签，中国革命看起来就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一致了，而中国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例外"就得以避免了。这种做法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地认为农民思想意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毛泽东觉得这是与他声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即农民战争是吻合的。
毛泽东历来注意保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所以1货旧年初期在延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部分就是为了清除"28个布尔什维克"和那些争夺领导权的对手。不可否认，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得取消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成员的资格。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它还附带产生一个结果，即使毛成为思想的仲裁者。1943年以后，在巩固党的主席地位同时，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地位。从这以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就提了出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太平天国基督教运动的失败比较起来出色多了。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却很快变成了西方传教士的诅咒物。他对那些人根本不理，也真是愚不可及。他使自己成为基督教的叛徒而在国内又成为一个洋毛子颠筱者，在国内外都得到最坏的结果。而毛泽东虽然后来也受到莫斯科的诅咒，但有一个时期却与共产国际合作，并且当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却能用正统的语言将它装饰起来。洪秀全和毛泽东，开始时都对外来的学说有些粗浅知识，后来都摆脱了外来的控制。洪摆脱了传教士，毛摆脱了共产国际。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相似点。
1943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群众路线"主张。正像他的许多理论公式一样，这一主张是模棱两可的。它一方面肯定同群众商童并要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央控制和领导的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侧重这一方面，也可以侧重另一方面。正如同《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做和国民党搞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也可以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依据。还有，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可以根据他的父母和经济生活确定，也可以根据他本人的思想表现来确定。同样，人民被视为最终的裁断者和革命的恩人，但是有些人也可以被贴上不属于人民的标签，而定为人民的敌人。这都可以由上级行政来决定。
这一种发展路线的典型，是毛规定矛盾有两种：即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有些是非对抗性的，也就是可争论的。这样，有些矛盾可以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则不然，全看你怎样理解它。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很有韧性的思想结构，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阴阳变幻支配似的。一旦毛控制了它，他就处于领导地位。团结就实现了。
另外一个因素帮助了延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关系。1943年俄国人成功地保卫了斯大林格勒；西方同盟国在J匕非取得胜利；美国海军开始在太平洋作战得手；美国部队已经进人所罗门群岛，处在进击东京的路上。日本人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和边区的压力。当19科年日军按照预定步骤长驱南下，越过河南进迫长江以南，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些精锐部队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大战已进人尾声。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1943一1945年期间又恢复了扩张，但他们的政策非常审慎，并不急于求成，也不重视表面。当1944年美军派了观察小组到延安的时候，看到中共形势正在上升，准备着战后同国民党决一雌雄。这种不可一世的精神可以从1944年4月底到6月中旬举行的重要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现出来。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主席，赋予他更大的中央权力。"毛泽东思想"被欢呼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到了这个时候，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国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像美国人那样的局外人来说，"自由中国"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个支柱，努力在古老的陈规旧习和邪恶势力中挣扎图存，在这中间没有什么革命可言。因此美国人觉得他们很令人鼓舞，并于1941年把"自由中国"当做一个同盟者对待。美国的无知和感情用事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罗斯福总统把国民政府描绘成一个打败日本后就可以填补东亚地区空白的力量。他从美国空军人员中召集了一批秘密的雇佣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这支部队在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统领下号称"飞虎队",不久改头换面，称为第十四航空队，以云南省会昆明为根据地，出击拦截日本的航空线。美国的在华传教士则在背后支持援华救济会。美国的同情心又活跃起来。史迪威将军建议，中国新兵如果被带到印度，吃得好，训练好，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战斗员。
蒋介石正像当年在上海困难时依靠秘密的青红帮为帮手那样，这时又依靠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和后勤供应了。由于中缅印战区的喜马拉雅航线在美国的战略和供应中处于最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对国民党的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当l944年美国陆军派出观察小组到延安时，要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间的同盟关系保证国民党在显然不可避免的新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试了一试。美国海军紧跟在陆军之后，也于1942年派了一个秘密工作队，同中国的秘密警察勾搭在一起，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但是史迪威将军没有能够刃11练成功国民党军队，带领他们同日军有效地作战。美国想利用"自由中国"作为对日作战基地的想法，吸引住了它的全部注意力，可是在此同时，却使它自己疏远了中国革命。正像沁世纪20年代俄国策划的一样，美国的援助计划也以失败告终。外国人插手搞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的卷入是严重的时代错误造成的。每一个亲眼看见过军阀时代的中国并支持过教会大学的美国人，都曾寄希望于南京政府，把它看做美国理想的一个代表。后来一代见到过共产党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在美国简直没有任何影响，和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传教士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
这些因素在美国政策的形成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外交官员和像史迪威将军那样一些曾到过现场的指挥官，对于共产党运动的决心和力量都是很称赞的。而国内的选民却只保留着一个早期的印象，在他们的印象中南京政府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后一个字眼了。1938年武汉成为抗日临时首都时期，人人都觉得风雨同舟，兴高采烈。但到1941年统一战线快决裂时，美国观察家们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和中共两个独裁政党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时国务院的政策同美国总的战争努力，同横越喜马拉雅山的后勤空运以及史迪威主张的对中国军队施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等重大决策比起来，简直像沧海之一粟。而蒋介石还总在埋怨他得到的战争物资太少了。在华盛顿，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华北共产党地区的真相。他们只是按照外交和合法关系继续把国民党政权作为同盟者加以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司令部下属的当地观察员，已经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要爆发内战，并看到苏联将要接收华北的危险。毛泽东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创造一个怎样的民族共产主义，一般不太了解毛和斯大林之间微妙关系的外界人，是不能恰当理解的。这样，美国的政策就变成尽力消饵内战，而想出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的理想的和未曾实现过的形式的延伸，是武装力量的合并以及两党在一个国民大会上都派出代表。中国的两党表面上同意战后以"联合政府"为目标，但暗地里都在准备打仗。
美国政策可怜的非现实主义性，充分表现在罗斯福的特派代表赫尔利身上。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美国人，爱好浮夸，头脑简单，是一个较早出世的里根式人物。他采取的蠢笨的调解和消洱内战的办法，是让蒋介石把他的想法整个接收过去。赫尔利违反美国驻华大使馆全体同事的主张，一昧给蒋介石加油，拼命向他供应美国物资，完全不顾后果如何。到头来，他自己当然也从画面上消失了。但是他的政策在华盛顿还是被继续遵循着，终于导致美国被中国远远踢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赫尔利调处之下在重庆会晤，10月间就一套理想的原则达成一致，使全世界自由人士都感到欢欣鼓舞。国民党和中共答应合作，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调整各自的武装部队，同时保证实现公民权利和自由。玩这一套糊弄人的把戏的目的无非是每一方面都不承认自己站在反对和平与合作的立场而已。
然而1945年秋天冷酷的事实却是相反。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部队就进人华北，迫令日军向他们投降。国民党军队则命令日军打退共产党，并从他们手中恢复过去占领的一切地区。不久，许多共产党与日军交战起来，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则利用过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办法来打退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同时向满洲出动，竞相控制这个改称为"东北"的地区。典型的情况是：国民党军守备着城市，共产党则在农村动员。
美国政府按照国民党的样子，出动5别X（名海军陆战队到北京、天津地区，以防止苏联的人侵，同时从空中和海上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到满洲城市和华北各地。由此可见，美国从一开始就插手在反共方面。不仅如此，罗斯福总统还依据雅尔塔协议试图同斯大林一道安排中国命运，缔结一个中国与苏联间的条约。条件是：俄国人承认中国的南京政府，并且只同它打交道，而国民党则承认俄国人恢复沙皇时代在东北的铁路权利。斯大林答应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出苏军。这就是说，以1945年10月15日为限，中共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渗入东北，在其间可与美军帮助运送的中央军相竞争。国民党看到中共正在打击着他们，就要求苏联暂缓撤兵。所以苏军是到1例6年5月从东北撤走的，同时也将那里的工业设备和日本在傀偏国的所有新设备席卷而去。蒋介石在美国支援下则在反共作战中一路退到满洲南部。
这个时候，由马歇尔将军代表华盛顿出面又进行了一次调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最高指挥官，马歇尔是一个忠诚而老练的人物，他尽力向建立联合政府的方向努力。19月6年l月在北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两党军队的合并。但是现在内战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北，这是重庆协议所没有涉及的。美国用一大笔经济借款换得蒋介石的同意，但当马歇尔回到国会来争取国会对这件事的批准时，他已失去对谈判的控制。他回到中国时，华北的战事已经由他在北平主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加以平息了。这个执行部采用的办法是由美国派出几个上校军官和国共两方的将军们共同到现场制止战事。可是东北已失控了。
蒋介石继续以他过时的指挥内战的方法，为自己挖掘坟墓。首先他把已夺到手的省城看得特别重。他不以南方长江流域比较富裕的地区为根据地，来同共产党己经占据的华北作战，而固守着一些可以象征统一的省会。然而这些省会多被共产党军队所围困，蒋把他的战线拉得过长。他显然还迷信从前统一中国的老办法。他把最好的美式装备部队都投到东北，而不巩固华北的中双方都利用和谈的喘息来准备大打。美国也以同样方式要求联合，要求南京和延安和解，然而同时却一个劲地供应国民党。原定战争结束时装备国民党39个陆军师和空军，当日本投降时这件事只完成了一半，但各种装备和供应在内战中仍继续进行着。所以马歇尔的调停实在是一个谎话。事实上美国在1946年3月已经成立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作战。在这同时，美国提供给中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主要都用于国民党地区。在这之后，1946年8月美国还把9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以1.75亿美元代价卖给了国民党。这样大量的美国支援，决不是1946年7月到1947年5月间马歇尔对华禁运所能抵消的。
当1945年8月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军队至少是共军的两倍，而且拥有美国在装备和供应方面提供支持的优势，加上美国海军帮助运输，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京天津地区的驻防。国民党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冷战精神正在美国以及中国方兴未艾，所以美国的支持将继续不辍是可以断言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会打输了内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失败的原因，不仅仅由于战场上的愚蠢，也由于后方的无能。
国民党的无能开始表现于他们经济管理的混乱，继续不断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日甚一日。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沿海城市一事，主要成为腐败的攫夺，完全不去用之于工业生产。消费品一直供应不足。由于"自由中国"工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在收复地区也没有充分将生产搞上去，以致失业情况严重。同时，国民党还利用他们的过分提价了的法币、按极不公平的比价收购了日本占领时期发行的纸币。在很多地区，饥饿和囤积居奇比比皆是。国民党军队回到过去日军占领过的省份，徒然增加了捐税和摊派的负担。这是历史上大发洋财的一次机会。
其次，国民党政府处理它的公民间题也极其不当，失掉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它开始时是在日本投降后利用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偏伪军丢打共产党。当人人都在谈论和渴望和平的时候，这种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极不得人心。在日本占领下供过职的中国人也曾经盼望解放，而国民党对这些人一律看成敌人，认为不值得加以补偿。同样，在光复后中国的师生都被追究他们与日本合作的过错，而施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就是把受日本统治的罪责加之于幸存下来的学生身上，而不去动员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个政府'一味向人民加税，而任由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的官吏不负责任何捐税负担。实际上这代表了最坏的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官吏们牺牲公众，以填充一己的私囊。
国民党的第三个失败政策，在于澳视乃至镇压公众的和平运动。这种运动是广泛而真诚的，不是像国民党声称的简单的共产党的阴谋。学术界都要求从战争转换到民权运动方面来，并要求国民党终止依靠美国打内战的政策。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从而再有效不过地驱使他们和政府敌对起来，正像他们的愚蠢的经济政策驱使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异己一样。国民政府就是这样丧失了公众的拥护，而且看来就是比共产党更厉害的内战挑动者。国民政府已经变得如此之军事化，以致它对内战只想到军事解决，至于作为政府应为公众服务些什么，一概置之不顾，这是显而易见的了。中国自由派评论家责备国民党政权，认为是它自己使中共获得现在这样得民心的地位。国民党在富有者阶级中原来还享有一些支持，但到1948年实行"货币改革"也都丧失殆尽。这次改革是强迫所有拥有法币的人都必须将它们兑换成新的"金元券"，物价将以政府命令规定，据说通货膨胀也将以政令终止。但是物价在六个月中上涨了85000倍。富有者阶级又一次被欺编了。这样，国民政府以变本加厉的形式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称为一个王朝的末代昏君的角色。受过现代训练的"自由中国"的中国自由派领导没有投向共产主义，但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一切希望。
中共在1946年以后的崛起，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发生的。首先是在华北农村的农民群众中。中共在l937年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普遍地停止了土地改革，这时则恢复了土改。土地改革意味着地主及其他恶翎的土地被没收，一切经济社会地位被剥夺，同时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则在共产党领导下提高了地位，控制着农村。富农被中立化，或被削弱，而共产党领导层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这样大规模运动的结果，是农村整个支持了华北的中共武装力量。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国民党军队现在采用的战争方法，倒很像日本当年侵犯中国作战一样。在国共决战三年的第一年终了时，国民党还拥有所有大城市和铁路线，部队的火力也占优势。但是中共军队只是收缩，拒绝迎战，以避免伤亡。这样一来，他们就迫使国民党在典型的游击战略中过度拉长战线。他们只在集中优势兵力时才打击国民党的少数部队。国民党曾占领延安和张家口的中共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共领导曾在中央军胜利进军中，游击于陕西北部。国民党重占了苏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县城。对若于根据地被破坏和重新失去一些农村地区，中共是始料不及的。他们的苏北根据地被破坏得很厉害。在他们保护下的普通民众多遭受到国民党地主阶级还乡团的屠杀和迫害。
东北的战役，中共方面是由运动战的能手林彪指挥的。林先将他的部队撤到松花江以北的北满一带，然后在1947年越过松花江突击几次，将国民党军队切割在几个不同地段。不久国民党军就都被孤立起来，困守在几个城市里。
最近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中共是怎样赢得东北的。他们先把农村动员好，一如他们在华北所做的那样。他们带着精力充沛的华北干部渗人到东北后，组织生产、搞乡村宣传教育、土地改革、新干部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然后征集新兵，团结他们进行爱国战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成就，干部们在强制征兵的同时运用了他们的社会工作技能。东北人民在日本占领下长久以来抑郁难伸，现在对于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号召，无不热烈响应，拥护中共的战争努力。
国民党方面也照例从相反方面助成了这个过程。他们多来自南方，对于满洲的领导素来不信任。这个地区过去被军阀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统治过，然后被日本统治了15年，接着国民党带了他们自己的人来统治，但共产党则不然。他们迎合当地的领导者，来对付南方来的"闯人者"。正像同一时期在台湾一样，国民党不信任地方的领导者，再加上他们"发洋财"和剥削、"接收"等恶习，引起了当地人民对他们的反感。国民党的骄横傲慢、强取豪夺和腐败行径，在东北和台湾一样造成了灾难性恶果。不过在台湾经过1947年2月事件杀死了许多当地领导人物之后，国民党算是幸存下来，并且在大陆上彻底失败后终于改造了它自己。国民党军队在大陆遭受到过去日本人受过的一切困难：他们从亲共产党的民众方面得不到情报，受笨重装备拖累的部队前进得太慢，以致常遭伏击或零星的侧冀袭击。国民党军队既没有受过爱民教育或夜间作战的训练，又不能迅速行动。
当中共在1947年夏季开始转人反攻时，他们的部队不但很快控制了山东，而且恢复了黄河与长江之间、西边的京汉铁路和东边的津浦铁路之间的广阔的根据地。这就使他们处于威胁整个长江流域的战略位置。随着战略平衡的转移，共产党更加能够击溃国民党的美式装备部队，并把向他们投降的军队转变成新的共产党军队。
在国民党方面，当蒋介石有机会撤出主要城市的守备部队时，他不愿这样做。结果是他的最精锐部队被围困和孤立后，连同装备一块投降。中共武装力量，借他们优越的战略战术，不但完全打垮了国民党守卫者，而且使他们丧失了士气。当他们于l909年l月最后包围北京之后，国民党司令官决定同他的所有军队一块投降，后来他在新政权中担任了一个受信任的职务。
当毛泽东进入北京时，他的军队乘坐着美国的载重车，前面由美制坦克开路。美国供给蒋介石军火时，都附带有专门的军事顾问。但是蒋接受他们的一面，而不接受另一面。他们劝告他不要过于拉长战线，但他硬要拉长战线。他们劝他使用他的飞机和坦克，而不要把它们囤积起来作为火器的象征，但他不这样做。他们也劝告他，让地方指挥官决定各种战术性问题，但是这个委员长坚持要扮演委员长的角色，把命令下达到师为止。也许蒋介石知道他的师长们比他更蠢笨，但是他自己坐在南京，缺乏足够的情报来掌握战场的实况。毕竟他是一个军人政客出身，而不是地道的指挥官出身。他的将军们尽管不够精明，但是必须忠诚于他。有时似乎确实是因为他们不精明所以才忠诚于他的。归根到底，这个内战必须在农村打，而中共的动员结果既得到情报的方便，又得到后勤的支持。这样1949年在南京以北的内战高潮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装甲兵团本来保留做最后决战用的，都被像邓小平那样的党的领导人动员的千百万农民挖掘的坦克陷阱所包围了。
美国人在投人大量资金用于军事训练和装备之后，对其结果庆恶不堪。幸运的是：马歇尔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以调停者身份在重庆和南京花去一年时间消饵内战。他知道结局如何，所以当他回到美国在1947年就任国务卿时，他就制止了美国采取平息中国革命的行功。美国的供应还继续着，但派往华北防阻苏联的海军陆战队却撤回了。中共后来利用俄国人在满洲收缴的日本武器和从投降的蒋介石军队手中得到的美式装备，打赢了这场战争。
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回顾美国在20世纪4O年代的对华政策，首先应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美国人所特别重视的是同国民党的官方接触和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战争后勤问题。他们已经觉察到国民党的糟糕，但不大了解详情。至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对美国人几乎是完全的空白。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是有感觉的。但是在华北除很少几个新闻记者外，没有美国观察家，而那几个新闻记者的观察也是很有限的，，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在1948年，美国的拈计是国民党不能打败中共，但是中共也不能打败国民党。这种着法，表现出对中国的实际完全没有理解。
在这之外，还得加上美国先人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这在欧洲本是一个实力政治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而来的。这种厌恶情绪也是驱使美国对纳粹作战的因素。美国公众在这种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深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很少有一个国家保持美国这样的姿态―毫无作为。
美国人只在一个小小的地区似乎做了正确的事，这就是帮助台湾的发展。国民党1949年失败后逃亡到这个岛上，把不愿意与中共同命运的中华民国自由派领导者收拢起来。虽然国民党政权中军阀派在1947年2月就开始屠杀了台湾的一些中国优秀人士，但自那以后，中国的自由派倒是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现在我们只能提一下那些结果和助成结果的因素，例如台湾的一次真正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l948年美国国会拨款在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下面的经济技术改进措施。后来又有很多具体因素逐步促进了工业化和出口贸易。首先是日本的殖民主义在地方秩序和公共卫生、铁路交通等方面留下令人满意的成绩，还有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生产的农民协会。其次是美国经济援助和（1954年以后）军事同盟。第三是大陆逃亡来的一些有才能的难民集中在一个人口并不过剩的地方，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第四是国民党在蒋介石之下自我改造，同台湾中国人在商业和政府管理方面逐渐合作。国民党在台湾修改了原来资源委员会企图实行的带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对工业控制的计划。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也有关系，例如父年代和印年代的冷战等。
国民党政府残存于离大陆100英里以外的台湾当然有损于中共号称自己为全中国的统一合法政府。台湾省的事实上的独立是不可能被承认的，尤其在国民党为挽回面子宣称要反攻大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以说台湾的自治直到今天仍使中国内战处于一个相持局面。历史学家对于国民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运用了中国自由派和中共宣传家的大量批评，他们大大地宣扬了中国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贬斥了所有国民党的腐败和践踏人权的暴行。事实上国民党是用两条腿走路，不幸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这样，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就可以见之于部分独立的报章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实录，而不掌握全部政权的秘密警察常常又往有关他们的肮脏记录上添了几笔。虽然极权主义在蒋介石统治下得到了积极分子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统驭全中国，不像中共的极权主义在得到政权之后所能做的那样。结果是：国民党和中共作为政府的形象来说，根据的资料不同，实在难以比较。举例说吧，中共的实际情况，外界当时一般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