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关系及其义务的重要性

荀爽于公元166年因其“至孝”被朝廷选拔时，他在上呈皇帝的奏疏中清楚地表明了对家庭道德的新的推崇。[98]荀爽在这份奏疏中说，根据五行学说，汉朝属火，故应把孝顺之德（火之德）尊崇为帝国最高的原则。他重申了一项并不明确的诏令（据说是在王莽主持下颁布的），规定《孝经》为帝国中每一个人必读之书。他赞扬政府从孝顺子孙中选拔官员的做法，谴责西汉朝廷多次减少官员和普通居民的子女服丧义务的企图是完全不道德的；他建议，儒家经典中规定的三年服丧期必须严格遵守。他认为：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家庭关系和义务因而优先于政治义务和社会责任。一段著名的轶事提到，一次有人请荀爽评论他同郡的显著人物，他称赞的人物都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当他为此而受到谴责时，他争辩说，一个人想到他最亲近的亲属是很自然的，颠倒自然的次序是不道德的。荀爽另一段有名的话（后来吴国君主在一封信中引用过）认为，人应当顺从自己感情的倾向，并且按照严格的对应方式回报他人，也就是说：“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99]如果对这个原则作出极端的结论，那么人世间不可能有与个人无关的道德价值或客观的原则。

站在另一个极端上的是那些为动乱而苦恼并遵循法家观点的人，他们维护国家权力、官僚政治的行政管理和不受个人影响的法律，并主张对持不同意见的政治上的敌手采取严厉措施。这些人是有治国之才的专家；封建割据性国家的君主们在地方流行病似的内战困难时期，在他们努力控制抢劫的士兵或不听命的地方首领时，需要这些人不可或缺的效劳。在割据性的国家中，法家维护权力和秩序与道家要求自由和自主之间的分裂就这样继续不断地破坏学者—官员型的官吏和地方上的地主和强大氏族的不安定的联盟。[100]为了阻止联盟进一步崩溃，传统的儒家求助于需要周期性地呼吁的调和折中；后汉最后一个杰出的思想荀悦（公元148—209年）的著作就是如此。